【理響中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傳承”品格

　　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係統、深刻地闡明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徵、“兩個結合”的價值意義，以連續性特徵為依據，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任何一種文明形態的“傳承”品格，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指導意義。

　　沒有傳承就沒有連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是在傳承中完成的。在世界文明史進程中，連續性是中華文明獨有的特性，而連續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傳承。中華文明從濫觴、孕育的那一刻起就開啟了獨特的傳承方式。文明的連續性體現為文化的連續性，展現中華文明發展脈絡的中華文化以從未間斷的方式綿延至今，而保證文化連續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傳承。

　　文明傳承最典型的方式是文化傳承，而文化傳承最典型的方式是學術傳承。近一段時期以來，古典學研究頗為熱鬧，在面對中西古典學差異的時候，不少學者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西方古典學是以斷裂為前提，而中國則是連續的。與西方古典學以“黑暗時代”的斷裂為前提不同，中國古典學以傳承為使命，在變化中發展，延續數千年而不斷。與西方古典學有意而為之的主觀行為不同，中國古典學具有潛移默化的自覺性。與西方古典學以復古、懷舊為基調不同，中國古典學是復興和轉化。西方千年中世紀漫長的黑暗時代將西方的古典與現代割裂開來，西方古典學之于現代西方社會，只能回憶，無法重建。就中國而言，文明的連續性總是能讓我們看到那些日用而不知的古典文明在當下的延續。

　　這就提醒我們，古典學之于中國，不理解學術、文化傳統的傳承性，是無法領悟其要義的。也就是說，理解傳承性是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前提，同時也是理解中國文化、解讀中華文明的基本前提。中國傳統學術的傳承支撐著中華文化的連續性，中華文化的傳承支撐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今天，我們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古老的中華文明是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然前提，也是構建現代文明的根基和底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構建，既要傳承古老中華文明的精神積累，也要傳承其得以延續的“傳承”品格。

　　沒有傳承就沒有歸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係。這種突出的統一性決定了中華文明孕育的中華文化超強的凝聚力、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因而也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歸屬感和認同感是一種文化是否具有凝聚力的集中表現，也是其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表徵。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不斷，之所以長盛不衰，成為世界上生命力最為頑強的最古老的文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種文化在孕育形成的早期階段，歸屬感和認同感就已成為其顯性基因，並不斷在後世被傳承。傳承的時間越長，歷史越久遠，文化越古老，歸屬感和認同感就越深厚，對隸屬于這一文化群體成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越大。

　　比如說中華文化的“家國情懷”，起源于原始社會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制度，表現出“以禮治國”“齊之以禮”的治國理念。早期國家形態呈現出“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家族國家面貌，“家國情懷”以一種樸素的、原始的情感形式，將家族、倫理、宗教等觀念融合，成為中華文化原始國家觀念和社會政治觀念的原型，不斷傳承，長久延續。“家國同構”，將“家”與“國”連接，認為“家國一理”，家是國的縮影，國是家的擴大，群體對家族、血親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同構于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我？中華文化的“家國同構”意識和“家國情懷”，將個體與群體、家族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文化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形成和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也加速形成並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成為中華文明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不盡之源，也成為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恆久動力。

　　沒有傳承就沒有交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中華文明是以漢文化為主體的文明，但決不能抹殺各兄弟民族在文明史進程中的歷史作用，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是中華文化的生成機制。中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史。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質，決定了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品格。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通過服飾文化的交流，促進了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的融合，為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逐漸本土化，徹底融入中華文化。大唐盛世，“胡樂”“胡舞”盛行，各民族文化交匯，中華文化在開放、包容和交流中達到鼎盛。宋元時期的泉州港，“種族、語言、文化多樣，商人無數”，“商人雲集和貨物靡集的情形簡直無法盡言”，各種宗教、文化和思想通過貿易進行廣泛傳播，泉州港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也成為舉世聞名的文化交匯地。

　　中華文明對于不同類型的文明形態，從來不是拒絕和衝突，而是吸納和包容。中華文明秉承“物一無文”“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哲學理念，總是以無比包容的姿態，接受和促進各民族的大融合，並不斷接受外來文明的影響。近現代以來，西方文明要素進入古老的中國，中華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學習、借鑒。如果從1840年開始算起，我們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經歷了將近200年。如果從五四運動算起，也已經100多年。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文化同世界重新連接，中華文明展現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他認為，世界的矛盾、衝突及不和諧，一切皆因“文明的衝突”，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未來的世界衝突將會是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衝突，進而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明將是冷戰後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這種論調充滿著傲慢與偏見，更是對中華文明的曲解和污蔑。中華文明開放的胸懷、包容的本質傳承了數千年，“文明衝突論”不適用于中華文明的過去，也不適用于現在和未來。

　　沒有傳承就沒有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熟悉中華文明史進程的人都知道，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是在不斷創新中延續的，沒有創新就沒有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文化史上的每一次民族大融合，每一次學習借鑒其他文明成果的過程，就是中華文明發展創新的過程。中華文化不斷地在創新中傳承，也在傳承中創新。

　　有趣的是，中華文化的每一次創新往往都會伴隨著“復古”思潮的興起，從一定意義上而言，中華文化發展史就是一部“復古”史。然而，“復古”的目的並不是一成不變地回到古代，而是在結合時代特徵的基礎上，吸收古代優秀的文化成果，本質上是在創新。孔子主張回到西周，墨子主張回到夏代，莊子主張回到伏羲時代，“復古”的步伐一個比一個大，但遠古的場景並沒有呈現。在“禮崩樂壞”的殘酷現實面前，孔子開啟了中華文化的嶄新時代，成為中華文化的先哲和學術思想的元祖。以墨子、莊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取得思想與哲學的突破，開創了中華文化史上具有原發意義的“軸心時代”。中華文化總是以“復古”的名義，推動著文化的創新發展，體現出不斷進取的文化精神。同時，文化復古思潮也時常表現出將歷史與現實割裂，脫離現實、脫離時代的錯誤傾向，集中表現為對傳統的頑固守舊和對新生事物的摒棄。這種傾向對傳統形成傷害，對傳承構成挑戰，必須努力克服。

　　“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確定了傳承的創新導向，有效地解決了中華文化傳承過程中的歷史性難題，避免了文化復古思潮的虛無主義陷阱，為傳承中華文化、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兩個結合”的闡釋，更加明確地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辯證關係。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活力，古老的文明形態迸發出光芒四射的現代光輝；中華文明的文化底蘊反哺馬克思主義思想學說，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這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性成就，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性貢獻。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評論》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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