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永遠的宿命

　　求職中的歧視鴻溝

　　上世紀60 年代民權運動以來，美國政府進行了一些改革，減少了非洲裔美國人在法律制度上面臨的不公正待遇。遺憾的是，美國種族歧視的社會土壤絲毫沒有改變，在關乎“飯碗”的就業問題上，黑人依然面臨嚴重歧視。

　　數據顯示，1963年至今，黑人失業率一直是白人失業率的2—2.5倍。2022年1—3月，美國白人失業率約為3%左右，而黑人失業率卻高達6.2%—6.9%。可見，近60年來，美國失業率的種族鴻溝始終未曾改變。即便是在拜登總統聲稱的“令人鼓舞”的低失業率時期，黑人依然面臨嚴重的就業歧視。與此同時，在面臨“滯漲”、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時，最“受傷”的始終是黑人等有色人種。

　　美國西北大學曾就求職中的就業歧視做過一項研究，該研究分析了1989—2015年求職者為25517個職位提交的54318份求職申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投出簡歷之後，白人求職者比同等資格的非洲裔美國人平均多收到36%的面試邀請。與此同時，在長達25年的時間跨度中，對黑人的雇傭歧視程度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明顯變化。

　　由此可見，黑人在求職時遭受嚴重的就業歧視，而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得到改善，“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永遠的宿命。

　　職場中的歧視怪圈

　　今年2月，加州民權監管機構代表數千名黑人就特斯拉加州弗裏蒙特工廠涉嫌種族歧視提起訴訟，起訴書顯示，黑人工人被隔離在不同的區域，員工稱之為“門廊猴子站”“黑暗面”“奴隸船”“種植園”等。該工廠每個廁所都寫有包括“滾回非洲”“KKK”“萬字符”在內的種族歧視符號和污言穢語。在工作中，黑人幹的是最艱苦的體力活，在相同的工作中所獲報酬遠低於其他工人。此外，黑人員工經常因膚色遭到語言暴力，而他們一旦被無休止的羞辱惹怒，從而引發語言或肢體衝突，立刻會被貼上“威脅”“挑釁”的標簽，並遭到公司處分。

　　顯然，特斯拉工廠不是孤例。近年來，通用公司、臉書公司也曾被非洲裔員工“拉清單”，他們在職場中的遭遇同特斯拉工廠的黑人工人相似，有色人種員工總是處於一種不友好、不正常的工作環境之中，而被曝光的幾家大型公司也僅僅是冰山一角。

　　在今天的美國職場，種族主義、歧視、偏見和侵犯已逐漸形成了一種扭曲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少數族裔只是被視為“配額存在”，但從未被傾聽、被認可、被接受。

　　維權時的歧視枷鎖

　　在美國，就業歧視行為發生後，遭歧視工人維權的第一步一般是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EEOC） 提出投訴。據統計，2010至2017 財年期間，EEOC收到美國工人100萬起投訴。在這些案例中，有82%的工人沒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救濟，近三分之二的投訴人收到的結果是“無法確定是否發生了歧視”。剩餘18%的工人獲得了金錢或改善住宿等救濟，但其中只有2%的案件完成調查，確定了歧視的發生，併發布調查結果。可見僅通過投訴成功維權的幾率小的可憐。

　　除投訴之外，員工遭歧視後還可提出仲裁，然而美國勞動仲裁機構的人員組成和辦案機制明顯對有色人種不利。首先，大多數仲裁員是退休的法官或律師，以中老年白人為主。他們獨掌仲裁大權，通常會作出不利於非洲裔原告的裁決，即便原告獲勝，也只能獲得少量賠償；其次，仲裁員有權拒絕公司員工作證，且仲裁過程不對外公開。作為被告的當事公司有大量機會同仲裁員串通一氣，讓受害者無計可施。而最離譜的是，根據現行的美國法律，公司在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時，可以迫使員工認同“強制仲裁”條款，即在員工遭受種族歧視、薪酬不平等、雙重標準、玻璃天花板等問題時只能通過仲裁途徑解決，不能將公司告上法庭，這意味著形同虛設的仲裁機制竟然是廣大非洲裔美國工人遭到嚴重種族歧視的“最後一道防線”。

　　維權過程的種種障礙使得美國關於禁止就業歧視的法律成為一紙空文，廣大非洲裔美國人在這樣的維權機制下無論怎樣掙扎都難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在美國，“黑人更容易犯罪”已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懶惰、骯髒等種族主義標簽早就被貼在非洲裔美國人頭上。因此，他們在求職、職場、維權中飽受歧視，謀生艱難。黑人聚居區經濟不斷惡化，醫療、教育也隨之受到影響，這種惡性迴圈對美國黑人生存狀況帶來嚴峻考驗。可以説，非洲裔美國人遭受的就業歧視就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餘毒，同黑奴時代的種族隔離、強迫勞動、暴力虐殺不無關係。非洲裔美國人始終陷於不公正社會體系中的惡性迴圈中，《讓幸福來敲門》中的克裏斯不過是好萊塢的“人造平民英雄”，完全不能反映非洲裔美國人的真實境遇。

　　（郭悟初，作者為國際問題觀察員）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2年06月09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