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一首歌與一代人的命運交響

　　【中國故事】

　　作者：邢小俊（青年作家，曾獲徐遲報告文學獎）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這首傳唱大江南北的昂揚旋律，激蕩過幾代人的心扉。這首由朱踐耳譜曲，任桂珍、才旦卓瑪等先後演唱的歌曲，是見證著民族復興歷程的紅色經典，是新中國歷史上的時代讚歌，是一個民族心聲的“大合唱”！

　　1958年初春的一個夜晚，陜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25歲青年礦工姚筱舟在工房那如豆的煤油燈下，寫下小詩《唱支山歌給黨聽》時，做夢都不曾想到，這首小詩日後會被譜為歌曲響徹神州，成為億萬勞苦大眾抒發對黨的情愫的心曲。

　　插圖：郭紅忪

　　一封緊急的“尋人啟事”：誰是蕉萍？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天，一封由上海實驗歌劇院作曲家朱踐耳寫來的信被輾轉送到時任焦坪煤礦黨委書記趙炳耀的案頭。信中説：“陜西文藝界有同志給我來信，並寄來1958年6月《陜西文藝》，因為他們發現《雷鋒的歌》這首歌的歌詞，同《陜西文藝》‘總路線詩傳單’上那首署名蕉萍的詩幾乎一樣。而蕉萍是銅川礦務局的一名礦工。我收到信後，已迅速同《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取得聯繫，把詞作者更改為‘雷鋒同志抄蕉萍原詞’。今來信是請貴單位幫助搜尋蕉萍及其聯繫方式，以表謝意，並補寄稿酬。”

　　看信之後，趙書記甚感驚奇：這首家喻戶曉的歌，竟然是我焦坪煤礦的人寫的！

　　當時的煤礦，大多數礦工給家裏寫信都得請人代寫，就連大學畢業的技術員，也有把煤礦寫成“媒礦”、把礦井透水寫成“吐水”的。有人寫出這麼高水準的歌詞，怎不讓人驚嘆。

　　趙炳耀當即安排人搜尋，人事科拿出礦區幹部、職工名冊，一個個翻，都沒有找到蕉萍。

　　那麼，只有一種可能，蕉萍是筆名。

　　看名字，大家以為是女同志，於是將搜尋範圍縮小到幾位有文化的女同志身上。結果那幾位女同志一個個搖頭，她們都沒有寫過。

　　姚筱舟聽説了這件事，心底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都時隔幾年了，這會兒要搜尋作者幹啥呢……”曾當過志願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姚筱舟轉業後，調到焦坪煤礦。1957年，焦坪煤礦發生事故，身為安全技術員的姚筱舟被認定負有間接責任，降級為煤礦工人。“事故後，由於受到了刑事和行政上的雙重處分，因而悲觀失望……”姚筱舟曾回憶，“由於悲觀頹喪的思想基礎，因而性格上孤僻冷淡，急躁厭煩，與同志交往少……”那段時間，他像一隻蝸牛，只想縮在自己的殼裏，逃離人們的視野，遠離外面的風吹草動。

　　在煤礦幹部大會上，趙書記拿著大喇叭大聲問：“誰是蕉萍？”下面一片沉寂，沒有一個人回答。

　　不久，礦黨委領導收到一條線索，“那個姚筱舟，經常偷偷用蕉萍的名字寫詩發表，還不斷收到稿費”。此時，因為表現好，姚筱舟提前一年解除處分，組織安排他到焦坪煤礦子弟學校教書。

　　那天早晨，礦黨委派人來找姚筱舟，讓他到趙書記辦公室去。

　　姚筱舟腳底像沾了橡皮泥，一步三挪地硬著頭皮去了。

　　趙書記問：“你是不是蕉萍？”

　　姚筱舟吞吞吐吐：“趙書記，我姓姚，叫姚筱舟。”

　　趙炳耀假裝沉下臉：“我知道你姓姚。就是你姚筱舟經常用蕉萍這個筆名發表文章和詩歌，還領了稿費。現在的政策可是坦白從寬！”

　　姚筱舟紅了臉，“報告書記，我……我是收到兩塊錢稿費，我用稿費買了《論共産黨員的修養》，還買了……”

　　趙書記一拍桌子，“好啊蕉萍，你給咱爭光了，還偷偷摸摸地幹？以後大膽地寫！”趙書記把朱踐耳的信交給姚筱舟，“你麻利些給這個作曲家回個信。”

　　姚筱舟的心從冬天，倏忽一下就到了春天，鮮花開滿小徑。

　　出了趙書記辦公室，他一路小跑回到家，一邊把好消息告訴妻子，一邊迫不及待地看信。朱踐耳在信中説明瞭歌詞發現和發表經過，並説詞作者已經更正為蕉萍，鄭重地表示感謝。

　　幸福來得太突然，姚筱舟眼含熱淚，顫抖著手給朱踐耳寫了回信。他説：“感謝黨，感謝雷鋒，感謝作曲家，我將以雷鋒為榜樣，向朱老師學習，為時代而歌，再接再厲，再寫出好作品。”

　　1964年，中國音協主辦的刊物《歌曲》，擬登載《雷鋒的歌》，為慎重起見，中國音協通過組織渠道向焦坪煤礦了解查證，確認作者是筆名蕉萍的姚筱舟後，《歌曲》登載此歌，標題為“唱支山歌給黨聽”，作者蕉萍。

　　至此，這首見證中華民族巨變，唱響億萬中華兒女心聲的歌曲，終於源正型定：

　　曲名：唱支山歌給黨聽

　　作詞：蕉萍

　　作曲：朱踐耳

　　一首寫于煤油燈下的小詩，被雷鋒摘抄到日記中

　　時光追溯到1957年，焦坪煤礦發生事故，姚筱舟作為技術員受到撤職並下礦採煤的處分。這是他有生以來遭受的最沉重的打擊。黑暗憋悶的礦井，高強度體力勞動，對身單力薄的姚筱舟來説都不算什麼，他瘋狂地、不要命地幹活，或許這樣能讓他忘卻心理上的內疚與折磨。上井休息時，他常常仰面朝天，兩眼空洞無神。他感覺礦區的天總是灰濛濛，像礦工的臉。他往有山有樹的地方走去，那山也是灰突突，稀稀落落的柿樹，將似枯未枯的蒼勁枝丫伸向未知的天際……

　　一次，礦區放炮剝離地面土層，井下劇烈搖晃，岩石嘩啦啦往下傾瀉。有人喊，快趴下！姚筱舟沒有反應，繼續埋頭揮舞著镢頭，頭頂上，一塊煤掉落下來，危急時刻，身為共産黨員的班長把姚筱舟撞向一邊、壓在身下，使他躲過了那個笸籮大的煤塊。

　　還有一次，下班時，一輛滿載的運煤車脫鉤，笨重的車身飛馳而下，人們大喊躲開，姚筱舟卻神思恍惚，一位黨員老礦工衝過去一把揪住他的領子，把他甩到一邊。

　　兩次事件後，區隊黨支部老書記周從學知道姚筱舟的心理包袱很沉重，找他談心：“小姚呀，對組織的處理要正確看待。你還年輕，經歷這一次事，要從中吸取教訓，以後的路會走得更穩！”黨小組還專門研究，動員一幫黨員礦工主動關心姚筱舟。

　　姚筱舟心頭的陰霾漸漸消散，腰板漸漸挺直並硬朗起來。

　　姚筱舟下井後，常常傾聽老礦工吟唱高亢的陜北民歌。與煤礦工人生活、勞動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礦工，愛上了礦工。他與礦工親如兄弟，礦工也把他當成了親人，經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時還談起舊社會的磨難和共産黨的恩情。

　　他記錄下許多礦工編的順口溜和歌謠：“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鞭子是窯主的槍桿子，煤窯是窯工的棺（材）板子”等等。姚筱舟聽多了，記多了，自己也産生了寫詩的衝動。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因為工資降級，生活困難，母親讓他把大兒子送到老家，幫他帶孩子。他給老家寫信時，跟母親説，他想家，想吃母親做的燈盞粿和燙粉。知兒莫若母。出身世家的母親，曾跟著父親經歷過舊社會的官場、生意場，如今步入新社會，對事物有著不同一般的見識。在給他的回信中，母親總是勉勵他：“要相信黨，相信組織，要知足，不要泄氣。”

　　1958年初春，一個風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燈下，一口氣寫了三首小詩。他用“蕉萍”為筆名，把3首小詩投寄到《陜西文藝》。很快，詩被發表了，全文如下：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能生我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黨號召我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母親給我一顆心，好像浮萍沒有根；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

　　小詩後來還被春風文藝出版社編匯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

　　民心相通，詩歌為媒。在遼寧營口，不知從什麼途徑，一名叫雷鋒的解放軍戰士讀到了這首詩，被深深吸引，他在日記中摘抄了這首詩。

　　1962年，雷鋒因公殉職。1963年1月20日，《前進報》摘錄發表32篇雷鋒日記，這首詩被當成了雷鋒的日記發表出來。雷鋒共對詩進行了三處修改：原詩中的“母親只能生我身”改成“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産黨號召我鬧革命”；刪除了詩中的最後四句。《前進報》刊登這首詩後，多家報紙也做了轉載。

　　在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號召下，舉國掀起學雷鋒高潮。雷鋒日記裏的這首詩引起上海歌舞劇院朱踐耳的注意。雷鋒的事跡深深地感動了這位曾加入新四軍前線劇團、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音樂家。為了紀念雷鋒，朱踐耳決定把這首“雷鋒遺詩”譜曲成歌，以便傳唱。受這首詩氛圍的感染，擅長交響樂創作的朱踐耳，特意把這首詩譜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調。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了這首新歌，並附有300字的“唱法説明”，標題也改成了《雷鋒的歌——摘自〈雷鋒日記〉》。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上海歌舞劇院的任桂珍。當任桂珍的聲音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聲波在全國唱響時，在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班進修、剛成為中共預備黨員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同樣被吸引住了，她多麼想演唱這首歌曲，表達對黨和祖國的一片赤心，表達西藏百萬翻身農奴的共同心聲。1964年，上海之春音樂會，才旦卓瑪的名字和這首歌一起通過電臺傳到千家萬戶。

　　在《唱支山歌給黨聽》到處傳唱的時候,姚筱舟依然默默無聞。朱踐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謀面的歌詞作者“蕉萍”是誰。1963年秋，朱踐耳通過多番尋覓，終於發現“蕉萍”在陜西焦坪煤礦，於是便給該礦黨委書記寫信，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1965年，《唱支山歌給黨聽》被文化部評為“全國優秀群眾歌曲”。

　　　一支串起時空的山歌，將主創齊聚上海之春

　　時光飛逝。1997年，上海東方電視臺來電邀請姚筱舟參加5月在上海舉辦的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百感交集的姚筱舟，在女兒姚琴的陪伴下，乘飛機赴上海。開幕式上，節目組帶給了他一個巨大的驚喜：他第一次見到了朱踐耳和才旦卓瑪。

　　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照相機閃光燈的包圍下，《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曲作者、演唱者，跨越三十餘年時空，相聚于輝煌的舞臺。三人緊緊握手，忘情擁抱。64歲的蕉萍、73歲的朱踐耳、60歲的才旦卓瑪回憶《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世紀奇緣，回憶各自寫歌、作曲、唱歌時的心路歷程。他們含著熱淚，心相連、手相牽，一同唱起這首中華兒女之命運交響曲——唱支山歌給黨聽！

　　“在共産黨的領導下，人們的生活變好了，國家變強了。我是一名煤礦工人，很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礦工和銅川礦務局及區隊黨委，他們真實的生活和對我的鼓勵，成為我創作的源泉和支柱。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像礦工那樣流鹹澀的汗，走艱辛的路，寫開拓者的歌。若要我自己總結，就是：發已千層白，心猶一寸丹，《山歌》傳兒孫，餘熱獻給黨。”

　　平日裏不善言辭的姚筱舟，這次卻難掩激動，站在舞臺上，滔滔不絕。

　　他説，他得感謝雷鋒，“這一首詩能成為歌詞，是雷鋒同志的功勞。雷鋒在摘抄這首詩時，曾做了‘點石成金’的修改……這一改，就更具有音樂的節奏感，更適宜於譜曲了。”

　　“要沒有雷鋒，我的那首詩歌就是一塊煤炭，深埋地下千年萬年。雷鋒就是礦工，發現了這塊‘烏金’，讓它重見陽光，朱踐耳老師和才旦卓瑪妹妹擦去‘烏金’浮灰，還有任桂珍老師……讓它散發光芒，産生光和熱，照亮人們，溫暖人們……”

　　一篇報道説：“這一天，是一支歌串起來的3個人共同的節日。臺上，他們忘記時間，穿越時空。臺下，觀眾感同身受，掌聲不息。”

　　一個堅持50載的夢想，終於成真

　　2000年，66歲的姚筱舟向黨組織遞交了他的第六份入黨申請書。

　　2001年6月26日，新華社電訊報道：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歌曲詞作者姚筱舟同志在迎接建黨80週年前夕，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這時，距離他1951年入朝參戰向組織遞交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已經半個世紀。

　　他的入黨夢一做就是50年。

　　姚筱舟的女兒姚琴一直沒有忘記2001年這個日子。那天下午，父親早早給她打電話，讓她晚上回家吃飯。下午，姚琴帶著愛人和孩子回去，二哥一家、弟弟一家也都在。雖然平日裏大家也常回家相聚，但只有節日和老人生日才能這麼全乎。姚琴看平日基本不喝酒的老爸正在打開一瓶酒，忍不住問：“爸，今兒有啥喜事兒？”

　　父親樂呵呵地説：“你們可要祝賀我，我入黨了！半輩子的夢想，實現了！”

　　經銅川礦務局老幹部第二支部研究，批准姚筱舟同志為中共預備黨員。經過半個世紀的不懈堅持，67歲的姚筱舟入黨了！

　　他動情地説：赤心五十載，一支忠誠歌。我心如歌！

　　小孫子問他：“爺爺，黨是什麼，您為什麼非要入黨？”

　　姚筱舟摸著孩子的頭説：“黨呀，是媽媽。入了黨，説明我是媽媽的好孩子，媽媽要我了……這一天，我可是等了整整50年，半個世紀呀……”他聲音顫抖，扭過頭去。

　　為什麼入黨？建黨80週年之際，面向黨旗，姚筱舟宣誓，舉起右手的那一刻，他的初心清晰而堅定，心底的感情用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唯有一支歌在心底盪漾。

　　捧著心中的燭火，守護熱愛的祖國。他對家人説：“我這幾十年，一直是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的。如今，真正成為黨員了，更要嚴格要求自己，你們也一樣，不能給黨臉上抹黑。”

　　兒子姚宏記得，當年礦上給分了一套54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家子人，根本住不下。姚宏去找領導，想調一套大點的房。

　　礦領導説：“可以呀，讓你爸寫份申請來。”

　　姚宏回家給爸爸説，誰知姚筱舟一口回絕，沒有商量餘地：組織分的多大就是多大，不能給組織添麻煩！

　　2019年6月，《唱支山歌給黨聽》入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100首優秀歌曲。

　　2019年9月1日姚筱舟在銅川逝世，享年86歲。這一生，命運兜兜轉轉，無所謂得失。姚筱舟一直有個心願，就是再創作一首詩歌給黨聽。

　　這一生，除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姚筱舟還愛聽《命運交響曲》，前半生喜歡第一、第三樂章，那時，他徘徊在命運與現實的鬥爭中；後來，他鍾情于第二和第四樂章，摯愛那平和的觀察、深沉的思索、堅定的決心和絢爛的光輝。

　　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創作了《永唱山歌給黨聽》：

　　永唱山歌給黨聽，世世代代唱不停，心中有了共産黨，文明和諧遍地春。

　　五十六個民族跟黨走，風雨無阻向前進。攜手奮進奔目標，人民幸福祖國復興！

　　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交響曲被命名為“命運交響曲”。而在中華大地傳唱半個世紀的《唱支山歌給黨聽》，短短的兩段八句歌詞，就是中華兒女的一支“命運交響曲”。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