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專題片《正風反腐就在身邊》第二集：《守護民生》
央視網消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黨的奮鬥目標。對於人民來説，美好生活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一個個具體的願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滿足人民在就業、收入、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各方面一個個具體的需求和嚮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民生工作離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認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結合實際解決好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讓群眾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就在身邊、紀檢監察就在身邊、正風反腐就在身邊。
農民工群體是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一頭連著城市，一頭連著農村，務工收入是許多家庭的收入大頭，也是他們脫貧致富的重要支撐。截至2019年，我國有2.9億農民工，其中約1.7億需要離家務工。農民工工資能否及時支付、合法權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關乎千家萬戶民生福祉，關乎社會大局和諧穩定，關乎如期實現全面小康。
2018年，浙江省玉環市紀委監委查處了一起嚴重侵害農民工權益的典型案件。案件的緣起，是在2016年8月，一名農民工來到當地紀委，對原玉環縣城區勞動保障所所長吳福康進行實名舉報。這名農民工説，他因為受了工傷，通過勞動保障所和企業進行仲裁調解，整個調解過程吳福康沒有安排他和企業見過面，工傷賠償款也是吳福康轉交的，調解協議書上寫著45000元，但實際給他的只有37000元，中間相差8000元，吳福康解釋説是紙面上多寫點給企業抵稅用，但他認為是被吳福康貪污截留了。紀委迅速對這一線索展開核查。
孫婉琴（浙江省玉環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跑到企業了解，企業跟吳福康講的其實就是一樣的，他説是抵稅用的。
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其實是因為這名農民工在舉報前曾經到勞動保障所理論，驚動了吳福康，他私下把8000元還給了企業並和企業統一口徑，雙方一口咬定只賠了37000元。吳福康心裏清楚，自己做過的事一旦暴露，後果嚴重，因此想方設法掩蓋真相，對抗調查。
吳福康（原玉環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城區勞動保障所所長）：這兩年時間，31個案件裏面我賺了錢。企業賠了多少錢，我確實沒告訴工人，我確實有隱瞞。
雖然調查一上來就遇到了障礙，但調查組注意到，吳福康在進行調解時多處違反了工作規定程式，感到事情應該沒那麼簡單。
孫婉琴：賠償書跟實際收款不一致的，這些都不符合規定的。民工的當事人和企業主不在當場調解，調解過程當中全部是吳福康一人，也不符合兩個人以上參與調解的規定。
吳福康是否存在貪污受賄行為，調查組感到不能就此止步。玉環作為全國縣域經濟排名前列的工業強縣，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上有一萬多家工業企業，務工人員尤其是外來農民工權益保護，是這座城市必須解決好的重點問題，對涉及侵害他們權益的問題線索不能輕易放過。調查組調取了吳福康近幾年經辦的幾百起工傷和職業病仲裁調解案卷，逐一聯繫涉及的企業、工人，對賠償金額進行核查。
梁國棟（浙江省玉環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逐一電話（聯繫），確認有幾起中間金額存在著更大的差距。我們也鐵定這裡面肯定存在著問題。
這些務工人員大部分來自全國四面八方，流動性很大，有些又去了別的城市務工，有些已經回了老家，為此，調查組遠赴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個省份尋訪相關務工人員，歷時一年多，找到了多名當事人，獲得了吳福康貪污截留的紮實證據。
梁國棟：我記得當時我們到江西去取證，有一人叫鄭通樓，取證的時候他是二級塵肺，奄奄一息了，我們取證結束沒過多久，他就過世了。工傷仲裁15萬元，拿到手只有9萬多元。
2018年，54歲的鄭通樓因塵肺病去世。他和妻子孫巧枝是2001年離開江西農村老家去玉環打工的，希望多掙些錢，給女兒更好的生活環境和教育條件。鄭通樓在一家汽車配件廠打工，他所在的工序粉塵嚴重，早年間企業又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到2014年，鄭通樓病情越來越重，經鑒定為塵肺病三期，已構成二級傷殘。
孫巧枝（鄭通樓妻子）：吃飯睡覺都戴著呼吸機。談到賠償的事情，那個廠裏面還是不肯賠。雖然説我們在那裏待了十幾年了，公司後來理都不理，進都不讓我們進去了。
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積蓄，還欠下了債，女兒那時上初三，因為家裏實在困難也輟學回家了。
孫巧枝：不給錢我們也沒有辦法，老公在那邊戴一個呼吸機那樣等下去也不是個事，後來我們請了一個律師在那裏搞，律師給我們搞一點錢回來。
律師告訴他們，勞動保障所所長吳福康會幫他們找企業仲裁調解。過了段時間，律師通知他們去領賠償金，調解書和發票都寫著15萬元，給的現金卻只有10萬元，律師也是説相差部分是抵稅用的，夫妻倆按約定給了律師10%代理費，拿到手的只有9萬元。調查組聯繫了相關企業詢問，企業表示交給吳福康的賠償金確實是15萬元，貪污截留事實得到了確證。
孫巧枝：其實少了5萬塊錢，這個我們自己心裏也有數，我也沒有告他或者怎麼樣，我老公他那個人也是一個老實人，他人病得那個樣子，一直在説不是他幫我們要，我們還要不過來，他是這個意思。
調查組找到的不少務工人員，都經歷了類似的辛酸。他們幾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貧困的社會群體，為了掙錢養家，不辭辛苦，在高風險環境下長期作業；當他們遭遇工傷，相關企業卻推卸責任的時候，他們又面臨著失業、治療等重重生存壓力，急需經濟補償。這種時候，勞動保障部門成了傷殘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對弱勢群體的殷切期盼，本應為工人們雪中送炭，但吳福康卻反而雪上加霜，從工人們的救命錢裏吃差價。而且，吳福康並不是每個案子都敢截留，而是專門挑選家在外地、看起來為人樸實、不會質疑自己的務工人員下手。這樣的行為，嚴重啃噬群眾的獲得感，侵蝕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當聽了一個個務工人員講述他們曾經遭遇的困境，調查組下定決心要還他們一個公道。
梁國棟：每個工人的訴苦，對我來説感觸很深。他們受傷以後謀生手段可能也會受很大的影響，賠償金額對他們來説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這個贓款追到手返回給這些工傷人士。
調查組還注意到，不少務工人員都提到在他們和吳福康之間還有一個角色，就是代理律師。在吳福康調解的案件中有兩個律師的名字頻繁出現，一個叫雷繼策，一個叫黃鬥榮。調查表明，這兩人其實既沒有律師證，也沒有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發現幫務工人員維權是條掙錢的路子，他們就經常守在醫院門口打著律師的旗號招攬生意，實質上只是中間代理人，每一單收取賠償款10%到20%的代理費。他們和吳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梁國棟：我們在查辦吳福康案件的過程中間發現了一個蛛絲馬跡，就是説蠻多工傷方留下的號碼居然就是這個野律師的號碼。野律師能夠充當吳福康的説客，如果（務工人員）一旦有疑義或者要問廠方什麼之類的，他用野律師對他進行安撫跟勸解。
由於兩人都不是真律師，幫工人要賠償主要是依靠吳福康去和企業仲裁調解。他們因此經常給吳福康送超市卡、煙酒茶葉等禮品，和他搞好關係。
雷繼策（涉案人員）：沒有證的話做這一行的話必須要認識當官的人，他是勞動所所長，不管什麼事，像這個案件給他他就會處理掉。裏面肯定有一個差價，這個很明白，抵稅抵什麼稅。
對兩人的調查證明，兩人對吳福康截留賠償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務工人員面前為吳福康“抵稅”的説法背書。吳福康也需要這樣的人從中溝通配合，打消務工人員的疑問。賠償款下來了，兩人能拿到代理費，吳福康能從中截留，雙方都得利。
吳福康（原玉環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城區勞動保障所所長）：他要求10萬（元），我跟企業談了15萬（元）。我當時就在想，我這個就好像做生意一樣，他們要求多少錢，我達到他們的要求，我就在這其中賺取差額，賺了一點點意思意思。
吳福康身為公職人員，卻把職責做成了生意，對待務工人員和廠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經。在務工人員這邊，吳福康儘量壓低他們的期待，説服他們以較低的金額接受調解。而在廠方那邊，吳福康則把賠償金往高裏談。用這樣的模式，他從31個務工人員的工傷賠償款中共計截留了29萬多元。
梁國棟：作為公職人員，吳福康有這樣的行為，性質其實比較惡劣。我們留置的時候很多人得知這個事情都拍手稱好。能夠獲得企業方跟工傷人員多方的認同也是我們執法執紀者最終想達到的心願吧。
2019年，浙江省玉環市人民法院對此案公開宣判，不少務工人員專程趕來旁聽。吳福康因貪污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四個月，並處罰金40萬元，同時追繳款項32.54萬元。追回的賠償金，被一一送到了當事人手中。
孫巧枝：那個錢去年給我們打過來了，5萬塊錢。謝謝紀委幫我們找過來，不是紀委幫我們找過來，我們這個錢肯定就拿不到了。
這個案件雖然發生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玉環，但受到傷害的多是來自貧困地區的務工人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關注一線職工、農民工、困難職工等群體，讓他們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讓每一個勞動者活得更有尊嚴，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玉環市紀委監委督促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切實整改，規範調解程式，強化對幹部的監督和對企業的監管，最大限度保護務工人員權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黑惡勢力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毒瘤，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産安全。黨的十九大後，黨中央決定開展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既要打掉為禍民間的黑惡勢力，更要清除背後庇護他們的“保護傘”，切實提高人民的安全感。
紀檢監察機關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與政法機關緊密協作，形成攻堅合力。自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展以來，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國共查處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問題81366個，立案處理黨員幹部和公職人員97802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督辦了一批重大典型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案件，公開通報曝光，形成強大震懾。其中，引發輿論強烈關注的孫小果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件。
2019年3月，一個叫孫小果的人因故意傷害案被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決定逮捕，他和同夥在一家KTV打架鬥毆，踢爆了對方的膀胱，將對方打成二級重傷。公安機關調查發現，孫小果註冊有多家公司，經營多家酒吧夜店，是昆明夜場上有名的“大哥”，貌似合法的公司外衣背後實質是一個涉黑涉惡團夥，做著諸多違法犯罪勾當，開設賭場、放高利貸、非法拘禁、故意傷害，不一而足。孫小果這個名字一經公佈，頓時引起轟動。許多昆明人都有印象，20多年前就有個孫小果，犯下多起性質惡劣的大案，當年已經被判處死刑。這是不是同一個孫小果呢？
蔣彪（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事犯罪偵查支隊一級警長）：應該是死刑已經執行的，怎麼他沒死啊？有這樣一個概念，詫異，非常詫異。
這個孫小果正是20年前的那個孫小果。他是如何離奇“復活”的，是否涉及公職人員違紀違法？政法機關對孫小果涉黑涉惡團夥犯罪展開調查的同時，紀檢監察機關也成立專案組與政法機關協同辦案，深挖背後的“保護傘”和涉黑涉惡腐敗問題，對涉及的一百多名公職人員進行了審查調查，最終給予黨紀政務處分60人，組織處理50人，談話提醒22人，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19人，查清了這一案件中存在的公職人員徇私枉法行為。
張雪貧（雲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中間只要有一個人是嚴格執法，他的這個事情就走不下去，每一個人都松這麼一個小口子，最後就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梳理孫小果案跨越20年的過程，他第一次犯罪是在1994年，當時在昆明市環城南路，他和另外四名男子光天化日之下將兩名女青年強行拉上車，開到郊區實施輪姦。當時孫小果不是主犯且未滿18歲，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然而到了1997年，本應在監獄服刑的孫小果離奇地出現在了社會上，再次強姦4名未成年女性，其中1人是未滿14歲的幼女。他還非法拘禁並虐待侮辱兩名女性，手段極其殘忍，傷情慘不忍睹。他的惡行當時引發公眾強烈憤慨，經調查，發現是孫小果的母親孫鶴予和繼父李橋忠，在1995年找關係非法為孫小果辦理了取保候審，隨後又非法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
陳浩（雲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孫小果的母親對孫小果，這種愛是一種無原則的，給他搞了一個假的病歷就做了一個保外就醫，第一次就讓他逃避了處罰。一天牢也沒坐那次。
孫小果母親孫鶴予，原名孫學梅，早先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民警，繼父李橋忠當時是五華分局副局長。1998年，二人就因包庇孫小果1994年所犯強姦案被查處，孫鶴予被開除公職並以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李橋忠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和撤職處分；給孫小果違規辦理取保候審的兩名警察也被以瀆職罪追究了刑事責任。孫小果也因1997年再次犯下多樁重案，于1998年2月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公眾都以為事情到這裡就終結了，沒想到20年後類似情節再次上演，而且這次更匪夷所思，是“死而復生”。徹查並公佈孫小果案的真相，關乎社會對法治公平正義的信心。
陳浩：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為什麼孫小果這個案子影響震動這麼大，真是觸碰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個心裏的底線了。
調查發現，孫小果1998年一審被判處死刑之後，先後經歷了兩次改判。第一次是1999年，孫小果被判處死刑後上訴，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經調查，這次二審改判在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上存在錯誤，但並未發現徇私枉法情節。改判死緩後，孫小果被投入雲南省第一監獄，按照法律，死刑緩期兩年期間沒有新的犯罪，則轉為無期徒刑。如果孫小果就此依法服刑，也不可能再為禍社會，然而，2003年他的母親孫鶴予刑滿釋放後，又一門心思要從監獄裏撈人。
孫鶴予（孫小果母親）：很矛盾，也很恨他，你説不疼他吧也不可能，總是想讓他（受處罰）能夠輕一點，有溺愛在裏面，這是我的問題。你説做這個母親做得失敗不？很失敗，真的，很失敗。
孫鶴予當時已被開除公職，但李橋忠仕途又有了起色，在五華區城管局擔任局長。孫鶴予於是和李橋忠提出讓他再去找關係，李橋忠也就一口答應。
李橋忠（孫小果繼父）：他是他媽生的，他媽是我的老婆，作為他的繼父，他媽提出來這個東西，肯定是找熟人，更好説話，更好通融。
調查發現，正是李橋忠和孫鶴予的多方運作，致使2007年9月，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孫小果案啟動再審，並最終由死緩改判孫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這一再審改判顯然極不正常。
陳浩：按照法律的規定要有新的證據、新的事實各方面才能啟動再審，這個案件其實是沒有，不符合這個條件的。
調查組循著這次再審的流程，逐一對照每一個關口的許可權和職責，由此鎖定了每一關的責任人，併發現多個環節都有公職人員嚴重徇私枉法。
田波（時任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處理我，我都接受。因為這個案子最後給社會造成的影響，真的太壞了，真的太壞了。判決拿到那一天我掉眼淚了，做了一輩子的法官，最後成了罪犯。
田波，時任立案庭庭長。立案關是再審的第一關，正是田波開了這第一個口子。孫小果的繼父李橋忠曾經在部隊服役，他打聽到田波也曾經在同一個部隊當過兵，就輾轉托戰友約田波吃飯。
張雪貧（雲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兩次，每次5萬塊錢，給田波送過10萬塊錢，那田波在這個過程中，就想方設法為李橋忠出主意想辦法。
田波：對我的戰友也好，對李橋忠也好，不去怨恨別人，怨恨自己。心理學上有一句話説得很好，你心裏面有這個鉤子別人才能夠挂東西，如果沒有這個鉤子，別人挂不上這個東西，也是自己沒把握好自己吧。
立案關之後是審判關，李橋忠夫婦自然接下來就把審判監督庭庭長梁子安作為重點公關的對象，向他行賄十余萬元。
梁子安（時任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庭長）：改這個案子的時候，實際上我當時也知道這是不對的，交給你的就是一個關口，你把不住這個關口，後面這個是有經驗教訓的。
當時梁子安明知這個案子不該改，但面子上又抹不開，他於是告訴李橋忠夫婦，這事難度大，建議他們再找找院領導。時任雲南省高院院長是趙仕傑，雖然李橋忠不認識趙仕傑，但卻繞著彎子，找到了能和趙仕傑説上話的人。
劉天鳴（時任西雙版納州檢察院黨組成員 副檢察長 專案組成員）：李橋忠這個人很掌握中國社會的潛規則，這個事情放在他那兒，儘管他官不大，但是他通過繞，我認識你，你認識他，他認識他，他認識他，最後繞到那兒，這是決策者，行了。那個年代就吃飯，吃吃吃一路吃過去，吃完了，好，再集中火力，再送點東西，找到了能辦事也能辦成事的人。
調查發現，李橋忠通過不止一個人和趙仕傑打了招呼，其中之一是時任雲南省長秦光榮的秘書袁鵬，李橋忠輾轉通過一個私人老闆結識了袁鵬，送了3萬元，袁鵬接受請托給趙仕傑打了個電話。
張雪貧：袁鵬是省裏面主要領導的秘書，當時李橋忠告訴孫鶴予説，他是當秘書的，他背後的人官有多大，他的權力就有多大，對方接到電話那考慮的肯定是這個人，這個事情是你跟我提的，還是你背後的人跟我提的。
這些繞著圈子打的招呼起到了作用，趙仕傑找到時任審判監督庭庭長梁子安提了這個案子，大意是如果能動就動一動。
梁子安：他這個人，他不會很那個的，他一般就是他意思表露了就拉倒了。我當時只要表態我保留意見，不那個的話，也行。但是畢竟沒有那個。我説我就是，第一句話是盲從領導，第二句話，我是喪失原則。
調查發現，孫小果案再審歷時一年，進行了三次審委會討論，之所以反覆討論，正是因為不少審委會成員都認為，這個案子事實證據沒有錯誤，不該改判。這間莊嚴的審委會會議廳，每個人只要走進這裡，就應當摒除一切外界影響，只仰望至高無上的法律。遺憾的是，少數人最終將人情關係和領導意願帶進了屬於法律的空間，並淩駕在了法律之上。
梁子安：最後一次合議，表態就這樣的，事實不動了，就把刑期改了，這個案子誰都不敢動事實。
就這樣，孫小果完成了“復活”的重要一步，刑期變成了有期徒刑20年。調查發現，李橋忠夫婦同時又在監獄系統活動，操作違規減刑，時任雲南省監獄管理局政委羅正雲和李橋忠既是老鄉又是戰友，於是不顧原則答應給他幫忙。
羅正雲（時任雲南省監獄管理局政委）：1983年到1997年的時候他是在部隊工作，是和我在一個部隊，和我是上下級關係，又是戰友。
羅正雲把時任雲南省第一監獄政委劉思源叫來和李橋忠一起吃飯，嘴上説在原則範圍內關照，下屬也就心領神會。
劉思源（時任雲南省第一監獄政委）：羅正雲一句話，我們肯定是要買賬的。跟分管的副監獄長説，反正領導既然説了關照，你們關照好就行了。
調查組調取孫小果服刑期間的記錄查證，發現多名監獄管理人員在領導授意下違紀違規，給予孫小果不正常的特殊待遇，孫小果每個月考核都是滿分，連續七年被評為勞動改造積極分子，接連獲得減刑。尤其荒唐的是，孫小果還號稱在監獄裏發明瞭一個“聯動鎖緊式防盜窨井蓋”，向國家智慧財産權局申請後獲得了實用新型專利，第一監獄據此認定孫小果“重大立功”再次報請減刑。
劉思源：減不減，法官把關去，減不減我就不管你了，該關照關照，我也報了反正。
調查表明，井蓋設計圖紙其實是孫鶴予託人從外面帶進去的，當時雲南省第一監獄有機械加工車間，從技術到材料都有便利條件，在一些監獄幹警幫助下，同監其他懂技術的犯人製作出了模型。孫小果的設計陳述材料經鑒定都不是本人筆跡，是同監犯人代寫的。孫小果面對諸多證據，仍一口咬定井蓋是自己發明，但謊言被調查組當場揭穿。
劉天鳴（時任西雙版納州檢察院黨組成員 副檢察長 專案組成員）：我們審訊他的時候，我就問他，他到死都説這個東西是他發明的，不假。我説行，那現在來來來，我給你紙給你筆，還需要什麼樣的製圖工具，你要實在畫不出來，我把原圖給你照著畫，照著畫他都畫不出來。很尷尬，就沉默，就不説話，耍賴賴不掉，那不吭氣就完了。
經調查核實，孫小果在雲南省第一監獄總共減刑3次，2009年1月轉監到雲南省第二監獄，在二監又減刑兩次，于2010年4月出獄，實際服刑時間只有12年5個月。之所以中間要由第一監獄轉到第二監獄，是因為違規減刑遇到了阻力。
羅正雲（時任雲南省監獄管理局政委）：2008年李橋忠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説孫小果在一監減刑未能得到通過，他説主要是一監的一個紀委書記叫何紹平持不同意見，而且態度非常堅決，你能不能跟他説一下。
調查組調取當年的減刑會議記錄，記錄顯示時任第一監獄紀委書記何紹平在多次會議上都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孫小果的減刑不符合規定。何紹平也還清晰地記得，羅正雲為此專門打來了電話。
何紹平（時任雲南省第一監獄紀委書記）：他説孫小果減刑你怎麼不同意，我説不是我不同意減，他這個是不符合規定。他説你們這個規定太多了。我説不是我們的規定多，我説這個是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
雖然領導打了電話過問，但下一次會議上，何紹平仍然不同意。
何紹平：我還是堅持不同意，我不圖什麼，我必須要依法，你領導認為我不行，你給我換了就算了，沒事。當時我的身份是紀委書記，紀委書記就有這個職責，對這個事情進行監督。
正是因為何紹平的反對，羅正雲等人只好將孫小果轉到第二監獄，繞過何紹平繼續操作。如果多一些人能夠像何紹平一樣堅持原則，孫小果也不可能“復活”，但遺憾的是，許多人選擇了另一個錯誤的答案。
陳浩：大家都覺得，我這裡通融一下，賣個面子給個人情，應該沒什麼問題，後面還有人會來把關，我只是它當中的一個環節，不重要，都是這種想法，最終導致這個事情就辦成了。
網友們都在問：孫小果家究竟有多大的權力，能辦成這麼多事情？調查人員起初其實也有同樣的疑惑，當一路查下來，發現孫家最大的官員只是繼父這個區城管局長，卻成功打通了層層關節，堪稱拍案驚奇。而且，雖然不少人收受了孫家的錢物，但他們都表示其實主要不是圖財，更多的是因為“朋友圈”“戰友圈”的熟人請托，看的是人情和面子。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後，其實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社會風氣的積弊。
孫鶴予：我老公説為什麼他要去辦這個事情？實際上是能力的體現。我覺得他説這個話是真實的。他也樂意幫朋友的忙，所以他找朋友辦事，那也是非常順當。我老公他，唉，實際上真的挺對不起他的，把他害了。
2019年12月23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孫小果案經再審依法公開宣判，對之前兩次改判依法予以撤銷，維持1998年一審的死刑判決，並和他出獄後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終審判決合併，決定對孫小果執行死刑。2020年2月20日，孫小果被執行死刑。紀檢監察機關將涉嫌違法犯罪的公職人員移交司法審理，2019年12月15日，19名涉孫小果案公職人員和重要關係人職務犯罪案公開宣判，19人分別被判處兩年至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他們當中不少人過去都身在司法、執法部門，如今卻因違法受到制裁，留下沉重的警示。
陳浩：公職人員對手中的權力、對國家的法律要有一種敬畏之心。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污染的是水源，社會的影響會更大。
公正的法治環境，既是全面小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度保障，必須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才能給人民以踏實的安全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要聚焦人民群眾最關切的問題，解決好他們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
按照黨中央關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有關部署，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牽頭，會同15個中央國家機關部門，聚焦教育、醫療、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等民生領域侵害群眾利益問題，聚焦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開展漠視侵害群眾利益問題專項整治，共受理群眾信訪舉報7.21萬件，查處民生領域侵害群眾利益問題9.8萬起，處理13.01萬人。
深圳這座城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自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提出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至今，貫穿始終的，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四十年來，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到大都市，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教育、醫療、住房等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樣板。發展也會不斷伴隨新問題，必須去關注和解決。民營醫療領域存在的一些亂象，就是一個改革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2017年10月的一天，一名患者從深圳惠愛婦科醫院門診部二樓跳下，多處受傷，引發強烈關注。該患者是在這家醫院遭遇醫療欺詐和強制消費，因無力支付被強行扣押，為了逃出來，只能冒險從二樓跳下。此事一經報道，有更多受害者站出來發聲，表示自己也遇到過類似經歷。
患者1：他就説你這個長了息肉，要必須做手術，他説要交九千多少。我説我沒那麼多錢，我説我不做了，他説不行。你不交錢他又不讓你下手術臺。
患者2：那你上了手術臺，只有他説怎麼辦就怎麼辦，那你不去交錢，他不給你醫。你在那裏躺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你流血死了到時候那怎麼辦呢？逼著只能去交錢動手術了。
群眾的痛點，就是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重點。不擇手段逐利的劣質醫療機構得以存在，也説明監管存在問題和漏洞。深圳市委、市紀委監委以治理醫療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為切入點，深挖徹查醫療亂象背後的公職人員違紀違法問題，督促醫療衛生主管部門切實加強監管，整治醫療亂象，維護患者權益。
趙福權（深圳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對於一些醫療機構的這些亂象，包括這些問題，反映很大。那我們就從這個辦案中，看能不能揭開這個口子。
2018年6月，深圳市紀委監委接到群眾舉報，反映深圳市衛計委副主任劉堃收受一些醫療機構禮金、禮品卡，影響到公正執行公務。經核查，劉堃確實存在利用職務便利收受錢物，放鬆監管的情節，深圳市紀委監委對其予以立案審查調查。
劉堃（深圳市原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都是一些民營醫院的院長，剛剛開始收錢就是過年過節來看看你，兩個節，一個中秋，再就是春節，沒有什麼事求你，就是拉近關係，認識以後好辦事。都是朋友介紹的，不認識誰敢收他的錢。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外來人口眾多，按常住人口配置的公立醫療資源難以滿足龐大的就醫需求，使得深圳成為了目前全國民營醫療開放程度最高、服務份額最大的城市。一些優秀民營醫院成為了公立醫療體系的有益補充；然而，一部分患者的遭遇，也暴露出民營醫院良莠不齊，尤其是泌尿、婦科、整形等領域，每年都會有大量患者投訴。這些亂象背後，既有資質審批不嚴、業務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再往深處查，更有腐敗和作風問題。
余少歡（深圳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過度醫療，醫療欺詐，老百姓告了，告了以後你們要接受處罰，行政處罰，實際上就通過他（劉堃）來減輕或者規避這個處罰。發現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和劉堃之間有這種權錢交易，有這種行賄受賄的行為。
劉堃收受賄賂共500多萬元，很多是發生在他擔任深圳市衛生監督局局長期間。衛生監督局掌管著對醫院的衛生執法、監督檢查、行政處罰等重要權力，民營醫院老闆們自然想和他拉近關係，而劉堃並不拒絕。
黃忠文（涉案民營醫院老闆）：劉堃，光光頭，很好説話，跑到他辦公室去，第一次我試探性給了他兩萬塊，我説領導比較辛苦，這個給你喝茶的。他都沒怎麼拒絕我，我的感覺還是，他應該比較接納我。
老闆們送上錢物，訴求非常明確。深圳市對民營醫院執行年審制度，分ABCDE五個等級，如果哪家醫院一年內扣分多了，等級低了，就會面臨不同程度處罰，如果一年之內24分被扣完，就要被吊銷資格。對這些醫院來説，爭取少扣分、輕處罰，關乎能否在醫療行業繼續立足。
黃忠文：我寧肯花錢也不願扣分，你扣分比較多，你就評不了A，評到E，那就變黃牌警告，黃牌警告就面臨，不小心要面臨停業整頓。
調查表明，黃忠文累計向劉堃行賄91萬元，劉堃則多次在執法自由裁量權上做文章，本來應該扣6分的違規行為，就變成扣2分罰點款了事。
黃忠文：打電話給他講一下，一般都會（處罰）輕一點，我為什麼後面會變成，原來送兩萬，後來變送五萬，給他五萬、十萬，我感覺他這個人很夠哥們兒。
監督者和被監督者成了哥們兒，監督也就被架空。有一家泌尿系統醫院被發現存在醫療欺詐和過度醫療，本應扣6分，但這家醫院一年內已多次被扣分，再扣就將吊銷執業資格，老闆於是給劉堃送上5萬元，劉堃就拖延了兩個月才給予扣分，讓這家醫院逃過了年審關。
劉堃：年審在這個週期之內，扣分扣24分就不行了，在週期之外稍微給它往後面移，移到2019年之後，這個扣分就沒有關係了。剛好在校驗期，後來推遲兩個月，剛好那年就過了。
少扣分或者晚扣分，看似是個小動作，其實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一些劣質機構就此得以繼續留在醫療行業中，最終受損的是患者的利益。
趙福權（深圳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他的監督的對象就是民營醫療機構，收受了這些人所送的一些錢物，對這個民營醫院的監管的這個力度，造成很大的影響。
負有重要監管責任的領導幹部，往往就是重點圍獵的對象。調查組對劉堃案的調查過程中，又牽連出了另一個關鍵崗位負責人廖慶偉，也和老闆們存在權錢交易，嚴重違紀違法。
廖慶偉（深圳市原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政處處長）：事實上我非常後悔，不應該去追求這一點錢，但是確實是事實擺在那個地方，已經涉及到這個裏面了，必須得承認這個事實。
廖慶偉曾多年擔任深圳市原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政處處長，醫政處是掌管著民營醫院準入資格審批權的核心權力處室。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廖慶偉和劉堃雖然認識，但是沒有交情，可不少民營醫院老闆卻和兩人都有交情，給兩人都送過錢。這正是因為他們一個管準入，一個管執法，恰是民營醫院監管中最要緊的兩個關口，這兩個關口一旦失守，亂象自然就會滋生。
趙福權（深圳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給劉堃、廖慶偉送錢的民營醫院，就47家，廖慶偉主要就是把持著這種民營醫院，這種準入，很多不是為了服務，為了從事這個服務和這個醫療這方面的目的的，確實不應該進來。
廖慶偉學醫出身，在一線做過醫生，業內評價他是懂專業、有能力的學者型幹部，他曾經牽頭設計了深圳市民營醫院準入審批流程的改革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要公開、透明、公平審批，杜絕人為因素影響。然而，廖慶偉自己卻在一些審批事項中，站到了親手制定的方案的對立面。他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醫療準入管理、醫療機構事項變更以及獲取財政獎勵等方面提供幫助，收受財物715萬元，把審批監管權當作了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
廖慶偉：找我的人很多，來了以後，我的辦公室就關不了門了，就是人來人往，見了面大家都感覺很好。送錢給你，怎麼推都推不掉，這個當然是推不掉這是一方面，我自己修養不夠。
劉堃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廖慶偉也被提起公訴。深圳市紀委監委以劉堃、廖慶偉案為切入點，在醫療衛生系統開展專項整治。原市衛計委、市衛生監督局等4個單位15名領導幹部被問責，全市醫療系統110多名涉案人員被查處。深圳市紀委監委向市委衛生工委發出四份監察建議書，市委衛生工委認真進行整改，強化對醫療系統特別是民營醫療機構的監管，關停了570家違規民營醫院及診所，對重點崗位人員實施輪崗或談話提醒，完善衛生監督執法、藥品採購等制度，壓縮權力尋租空間。
孟昭文（深圳市紀委副書記 監委副主任）：這些措施實施以後，整個民營醫療機構的風氣大有好轉，投訴量也大大降低，特別是備受詬病的泌尿外科和婦科的投訴量，分別下降97%和66.7%，全市的惡性醫療事件近兩年為零。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這是中國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的健康領域中長期戰略規劃。根據綱要，未來中國將形成多元辦醫的格局，民營醫療也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迎來許多政策和機遇。在這個過程中，更需要加強政府監管、行業自律與社會監督，促進非公立醫療機構規範發展，真正為人民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習近平：生活過得好不好，人民群眾最有發言權。要從人民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創新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個一個解決好，努力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
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要在更高水準上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還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去奮力開拓。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一項沒有終點的事業，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也將一如既往，為守護民生履職盡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