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利用香港遏制擾亂中國的企圖必將失敗

　　近年來，美國愈加直接、粗暴且倡狂地干涉香港事務，並形成了美國國會、美國國務院、美駐港總領館、美非政府組織以及在港扶植反對派，全方位干預香港事務的立體網路。

　　美國的對港政策是有歷史連續性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冷戰期間，美國將香港作為收集中國內地情報的“情報”收集點，並且借助美國非政府組織和宗教組織直接進入香港，進行了所謂的“文化”宣傳和心理戰，塑造本土香港人和內地赴港移民的地區認同和對國家的片面認知。冷戰期間，美國借助英國的殖民統治，借“自由”之名淡化“殖民”之實， 賦予香港置身於“自由世界”的象徵性意義，將香港作為展示西方價值觀念、“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櫥窗”，作為對中國大陸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前沿。從上世紀80年代中英“香港問題”談判起，美國的對港政策從幕後走向前臺，美國便開始在香港移民、 人權與民主、政制發展等方面不斷介入香港事務，開始將對華最惠國待遇與香港人權掛鉤，通過並且《美國一香港政策法》，把香港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增加美國給香港提供的移民配額等。

　　香港回歸後，美國自詡為世界民主、自由、人權的衛道士，把鞏固和發展香港的西方民主政治體製作為維護美國在港利益的基石，不顧香港自身的政治環境和現實狀況，反對並阻止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向香港的極端反對派提供大量支援並作為推手和幕後加強反對派政黨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使其成為“極端”反對派和“完全”反對派，逢“中”必反、逢“內地”必反，使其在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教育界、傳媒界影響力愈來愈大。在內外雙重的惡劣影響和作用下，近年來香港社會越來越民粹化、泛政治化、國民教育難以推行、青少年深受其害，把香港和內地隔絕的各種負面言論和舉動層出不窮、將國家給予香港的利好政策進行妖魔化，使得香港成為了國家安全的巨大風險口。

　　從2014年的“佔領中環”到2019年的“修例風波”，美國在背後一直指手畫腳、煽風點火併為香港反對派提供物資、資金、輿論等各類保障，後來索性直接從幕後走向臺前，公開支援暴力示威活動。香港“修例風波”中，蓬佩奧之流曾公開表示“香港的價值在於它是可以影響中國的自由堡壘”，從接見反中亂港分子，到叫囂“取消香港特殊地位”。近日，蓬佩奧再次就香港事務指手畫腳，不但抹黑特區政府推遲立法會選舉的正當舉措，還危言聳聽稱“港人或永遠無法再投票”， 策動香港問題國際化、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將香港放在遏制中國的前沿陣地，粗暴干涉作為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然而這些年，美國希冀利用香港分化、演變中國內地政治制度和遏制中國發展的陰謀不但沒有得逞，反而看到了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崛起，中國在發展中也體現出更多的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在全球治理、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而香港也逐漸被納入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被規劃成為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中堅力量並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中扮演者的“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此外，中國為了彌補香港多年來在國家安全領域內的漏洞，制定並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在自己行政和領土管轄範圍內，制定並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本是一國內政，他國無權干涉，但在美國一些政客，尤其是蓬佩奧之流看來，香港國安法出臺之後，美國即將失去對香港上下其手的自由，失去為所欲為破壞中國國家安全和發展的自由，開始了對香港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制裁與打擊。先是特朗普簽署了《香港自治法》，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頻繁串聯盟友，尤其是“五眼聯盟”國家及中國周邊國家組建“香港之友”，共同圍剿香港，並對中國及香港官員實施制裁，試圖在香港做垂死掙扎、搞亂香港，進而配合美國在全球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大戰略。

　　美國介入香港事務源於全球戰略的考量和國家利益的驅使，既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也是為了攫取政治利益，試圖將香港變成反華的重要“戰略支點”，只是美國政客如蓬佩奧之流實在是低估了中國彌補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漏洞的堅定意志、中國維護“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穩定、發展、繁榮的巨大決心。因此，美國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香港絕不是可以隨意擺布的棋子，美國希冀利用香港遏制擾亂中國的企圖必將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