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經濟特區40年發展經驗

　　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和2019年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都是我國改革開放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經濟特區的設立，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以“發展是硬道理”之“劍”，突破計劃經濟舊體制的層層障礙，“殺出一條血路”，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則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泛珠三角區域為廣闊發展腹地，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澳門與廣東珠三角九市組合在一起規劃佈局，以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開啟了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總結經濟特區40年發展經驗，有利於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確立新的發展思維。

　　時代使命不同 問題與思路不同

　　40年前，經濟特區當時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如何在條條框框中突出重圍，如何在資源短缺中尋找發展出路，如何擺脫姓“資”姓“社”的困擾，如何在“左”“右”非議中堅定“市場取向”的改革。

　　經濟特區解決問題的思路主要是：以實踐檢驗真理，以發展衡量成敗，以“敢為天下先”擔當責任，在“特”字上做文章，從“試”字中求真解。經濟特區發展的經驗充分證明：只有不斷深化改革，才能持續快速發展；只有不斷擴大開放，才能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更大作用；只有以改革促開放、以開放促改革，才能將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新階段。

　　40年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正在推進。在大灣區內，兩種社會制度、三種貨幣形式、三個關稅區並存，如此多元化的制度體系、體制結構、運作機制，世界罕見。由此構成的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上世紀設立的經濟特區，它承擔著更大的歷史使命，有更加深遠的時代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1）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凝聚共識，減少制度摩擦，消除體制障礙，形成和衷共濟、合作共進的發展共同體；2）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優勢互補，資源跨界配置，産業聯動發展，形成高度開放且深度融合的區域經濟體；3）如何通過制度體制的一系列創新，將本區域建成開放程度最高、營商成本最低、發展品質最好、貧富差別最小的制度功能完善的示範區。解決上述問題，需要新時代的新思維。

　　從“特向”思維到“共向”思維

　　經濟特區是在特定城市劃定的特定區域，追求的是突破性發展，通過特別建制和特殊政策為改革開放開路。特定範圍、特區建制、特殊政策體現的是“特向”思維。

　　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由多個城市組成的區域發展共同體，追求的是聯動性發展，是在共識基礎上通過共商、共建、共用，實現共同發展目標。共識、共商、共建、共用，體現的是“共向”思維。由經濟特區的“特向”思維昇華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向”思維，具有劃時代意義。

　　“共向”思維首先是共同體大格局的思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以及珠海等市構成粵港澳大灣區，形成“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發展共同體。這樣的國家戰略體系，打破了原有的發展格局，形成新的發展格局。在這個格局中，每個城市、每個縣區、每條街鎮、每個鄉村，都會有新的定位。交通格局上的互聯互通將改變每個城市、縣區、鄉鎮的區位態勢；各種資源的跨界配置，將改變各地的産業發展條件；産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人才鏈、科技連、資金鏈的界外延伸，將改變各地的産業結構、人才結構、創新體系；區域整體發展將改變各地的城鄉功能、市場佈局、收入水準和消費結構。因此，對每個城市、每個縣區、每個鄉村、每個企業，甚至每個人既是發展的機遇，又是競爭的挑戰。融入大局，著眼大局，在大局中確立各自的發展思路，是新時代新局勢的要求。

　　“共向”思維是共識同行的思維。處於共同體中的每個發展主體有不同的發展條件、發展要求和發展路徑，當這些條件、要求和路徑相互排斥、相互制約和相互衝突時，就會産生內耗、就會增加發展成本。“挖別人的墻，修自家的院”結果必然是“倒了別人的墻，堵了自家的路”。“共向”思維是在共識的基礎上，推倒相互封閉的“墻”，修好互聯互通的“路”開好自己的“車”，奔向各自的目標。這就像多車道並行不悖的高速公路，雖開向同一方向，但各有目標，各行其道，各得其所。

　　“共向”思維是互利多贏的思維。競爭是市場經濟主要的運作機制，但惡意競爭、過度競爭會導致你死我活或兩敗俱傷。“共向”思維是把競爭限定在相互增益、互利多贏的軌道上。利益相關方著眼共同利益和長遠發展，相互之間通過取長補短、錯位發展、降低交易成本、避免不確定風險，可實現互利多贏、相互增益的共同發展。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非主體功能可逐步有序地向周邊城市轉移，集中空間資源發展主體産業，增強自身的主體功能。周邊城市可根據自身優勢建設服務中心城市的社區、學校、醫院、養老院、休閒旅遊區，通過空間佈局上的整合，實現互利多贏的發展。

　　“共向”思維是互補聯動的思維。每個發展主體都有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短板”，這種短板會制約發展的規模、速度和品質。“共向”思維是在共同利益驅動下以互補增優勢，以聯動成大業的思維。相關方通過資源互補可提高單位資源的使用效率，通過優勢互補可增強整體的發展實力，通過産業聯動可以集群優勢佔據發展的制高點。

　　“共向”思維是共建共用的思維。競爭是發展的動力，是優勝劣汰的機制。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是為大發展裝配新引擎，是以集群優勢引領潮流的機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不但需要萬馬奔騰、百舸爭流，更需要高端引領、艦隊遠航。高端引領的平臺需要合作共建，艦隊遠航需要航母編隊。“共向”思維就是共建高端平臺、共組航母編隊，以集群優勢實現更大發展的思維，就是在共建中融入自我、實現自我、共用成果的思維。

　　“共向”思維是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思維。粵港澳大灣區是由發展程度不平衡的城市組成的發展共同體，通過共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是粵港澳大灣區追求的目標。發展不平衡一方面是因為資源佔有和資源配置條件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制度、體制、政策的差異造成的。粵港澳大灣區一方面可通過更加便捷的要素流動優化各地的資源配置，形成互補聯動的發展格局，另一方面可通過制度、體制和政策的創新，營造互利多贏、均衡發展的營商環境。這種發展新格局，將改變粵港澳大灣區的生産生活方式，形成“工作在都市、居住在城鎮、休閒在鄉村”的工作生活圈。大都市、大城市掙的錢，部分花在城鎮和鄉村，必然帶動城鎮和鄉村的“優質生活圈”建設，從而實現大都市、大城市、城鎮和鄉村的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

　　順應融合發展趨勢 還需要“融新”思維

　　粵港澳大灣區在共同發展中必然形成大融合的趨勢。這種融合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必然由注重制度形式向注重制度功能轉化，形成多元優質制度元素融合而成的制度功能完善的政治局面。“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追求的是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人民滿意度不斷增加。“一國兩制”中凡是能促進發展、能增加人民福祉的制度元素都將融合在一起，形成不拘一格且制度功能完善的政治局面。

　　經濟上必然由注重營造各自優勢向注重營造集群聯動優勢轉變，形成資源跨界配置、産業集群聯動的發展態勢。“一國兩制”有“兩制”的界限，各市、各縣、各鄉鎮之間有行政區劃界限。這些界限將各地發展限定在有限的空間範圍和資源條件上，各地都爭先恐後地在各自許可權範圍內營造獨特優勢。這種獨特優勢固然有利於各自有特色的發展，但也固化了自身的劣勢和短板，無法實現向更高層次的“超越”。粵港澳大灣區將通過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和融解各種界限，營造資源跨界配置、産業跨界聯動的經濟環境，在大區域範圍內，集中培育有世界品牌效應、有完整産業鏈配套、有縱深資源支撐的産業集群。這種融合而成的集群聯動態勢將形成世界一流的競爭力。

　　文化上可通過消除偏見、凝聚共識，在守正創新基礎上形成百花齊放、特色紛呈、既有高度凝聚力又有開放活力的文化氛圍。在香港、澳門和廣東珠三角九市之間，歷史形成的文化上的差異和障礙，將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中逐漸被縮小乃至消除。更廣泛、更密切的接觸，會逐步消除成見和偏見；共建共用的聯動發展，會凝聚更多的共識；國際大都市、國家中心城市、特色城市、特色城鎮、美麗鄉村的一體化，會將不同層次的認知昇華到新的高度。

　　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融合不是拼盤式的組合，不是靠行政強制力“拉郎配”的結合，而是在共識、共商、共建、共用基礎上生成的一系列“耦合元素”産生的連接凝聚效應。創新是生成這些元素的機制。共同體內各個發展主體共向發展的需求引發一系列創新，創新生成一系列互補聯動的耦合元素，這些耦合元素自然而然地促成相關方的融合。融合而形成的新格局因發展不平衡必然出現新的短板、新的問題，這就需要再創新、再融合。創新中的融合與融合基礎上的創新相互遞進，不斷開創發展的新局面。這種機制，可稱為“融新”機制，基於這種機制的思維可稱為“融新”思維。

　　“融新”思維是融合與創新相互遞進的思維。融合産生新問題、新短板，創新為解決新問題、新短板尋找新思路、新辦法，新思路、新辦法的産生展示了新的發展格局，為促進新格局形成的再融合又成為必然趨勢。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必然是融合與創新相互遞進的過程，“融新”思維應成為推進這一過程的思維方式。以“融新”思維把握“融新”機制，發展格局會越來越大，發展品質會越來越高。

　　（金羊網文/羊城晚報評論員張振立）

　　（作者是原珠海市生産力促進中心主任，經濟學碩士、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