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坐在習主席身邊的老兵們

　　面對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94歲的老兵張富清在家人的攙扶下,從輪椅上起身站立,莊嚴地敬了一個軍禮。那一刻,他的眼裏噙著淚水。

　　這一天,是2019年7月27日。距離他上一次站立在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去了66年。

　　就在前一天,全國退役軍人工作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張富清受邀參會。

　　會後,習主席會見與會代表併合影留念。作為全國退役軍人的傑出代表,張富清老人和其他4位老兵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

　　見到習主席的那一刻,張富清莊重地敬軍禮。雖然退役轉業到地方已經64年,但他依然保持了軍人本色。

　　94歲的張富清緊緊握著習主席的雙手,激動地説:“感謝總書記,感謝黨中央。我是黨培養的,我要跟緊黨走,做一名黨的好戰士。”

　　“你都做到了。你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楷模!保重身體,健康長壽。”習主席雙手緊握住老人的手,深情地説。

　　那天,人們注意到,坐在習主席身邊的還有另外4位老兵——90歲的朱再保、85歲的崔道植、83歲的王於昌和王成幫。張富清60多年深藏功與名的事跡,人們已經熟知,這4位老兵的故事還不大為人了解。

　　梳理這4位老兵的故事,記者發現,他們與張富清的人生軌跡雖有不同,卻都有著相同的精神特質——對黨的無限忠誠和軍人的初心本色。

　　

“只要我活著一天,就要對得起犧牲的戰友”

　　老兵朱再保很忙。雖然已經是90歲的高齡,但他身板硬朗。他挎著資料包,騎在自行車上匆匆趕路的瘦削身影,是左鄰右舍對他最深的印象。

　　開展愛國主義宣講、調研環境污染情況、普及環保知識、幫扶困難群眾……為了這些公益事業,朱再保忙了幾十年,足跡踏遍了岳陽的鐵山水庫、洞庭湖畔、學校機關、貧困家庭。

　　“我是死過幾回的人,得把一天當兩天過,抓緊時間給社會做點貢獻!”這種緊迫感,源自朱再保過去的經歷。

　　“我6歲放牛,12歲做長工。那時家裏窮得要借糧過活,但借一擔穀子要還三擔,感覺幹一輩子也還不清。”朱再保回憶説,“解放後,家裏的生活一天天變好了,我心裏對黨就有了一份深情。”

　　1951年2月,為了報答黨恩,已經任區團委書記的朱再保參軍入伍,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

　　金城戰役中,朱再保所在部隊擔負排雷任務。戰鬥打響後,他與戰友們迎著炮火奮勇前進。

　　硝煙散盡,我軍取得了金城戰役的勝利。朱再保身邊的很多戰友不幸犧牲,他的右膝蓋骨也被炸傷。

　　“撿回一條命”的朱再保回望戰場,暗下決心:“只要我活著一天,就要對得起犧牲的戰友,替他們更有意義地活著。”

　　戰爭結束後,朱再保回到祖國繼續從軍。此時,另一場生死考驗悄然降臨到他的身上。

　　1966年,朱再保被診斷為胃癌晚期。做了胃和橫結腸的切除手術後,醫生預言他活不過5年。

　　為了讓朱再保安心養病,部隊將他安置在岳陽軍分區離職休養。

　　考慮到自己可能時日無多,“更有意義地活著”這個信念就像戰鼓催徵,催促著朱再保到處“找事做”。

　　他主動為駐地附近一所中學義務打掃廁所,就此與學校結緣。自薦成為該校的校外輔導員後,他開始為學生講紅色故事。

　　隨著時光推移,朱再保不僅打破了醫生的預言,戰勝了病魔,還在另一個“戰場”上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有意義的戰鬥”——

　　他受邀成為市區100多所中小學的校外輔導員、全市校外總輔導員。除了開展紅色教育,他還在各個學校宣講環保知識。幾十年來,他在學校作了3500多場次的宣講,編寫宣傳材料150萬字,印刷並免費發放600萬份資料。

　　1989年,希望工程啟動。朱再保當年就資助了臨湘縣橫鋪鄉11個村子的52名失學適齡兒童,讓他們重返校園。

　　這些年,朱再保累計募集捐款600多萬元、大米400多噸、物品80多萬件,累計資助臨湘、平江、華容、錢糧湖等地3萬多名貧困家庭孩子上學。

　　時至今日,無論在環保還是扶貧“戰場”,這名高齡老兵依然保持著衝鋒的姿態,追求“更有意義地活著”。

　　

“我的生命、我的知識,都是黨給的”

 

　　淩晨2點多,哈爾濱市松北區的一家老年公寓,910房間的燈亮了。

　　老兵崔道植悄悄起床,踮著腳走出臥室,打開電腦,在昏暗的燈光下小心翼翼地開始工作——他怕驚擾了還在熟睡的老伴兒金玉伊。

　　“生命規律就在那裏,我的時間有限了……我想趕快把這幾十年的積累整理出來,希望對後面的同志有用。”作為共和國的權威刑偵痕跡檢驗專家之一,崔道植盯著電腦裏紛繁複雜的圖片模型、統計數據、案例分析等資料,緊張地忙碌著。

　　從志願軍戰士到刑事技術專家,崔道植在人生的“兩個戰場”都戰功赫赫。今年85歲的他,仍忘我工作。他傳奇的一生,就蘊藏于這浩如煙海的數據資料中。

　　襲擊軍警、持槍搶劫殺人……“白寶山案”被列為1997年中國十大案件之首,轟動全國。

　　當時,北京、新疆兩地都發生了涉槍大案,但現場除了幾枚殘留的彈頭和彈殼,別無線索。

　　北京和新疆,相距3000多公里,兩案是否有關聯?沒人能夠説清。

　　在案件偵查工作陷入瓶頸的關鍵時刻,身在黑龍江的崔道植連夜飛赴烏魯木齊。經過三天兩夜的鑒定,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北京、新疆兩地的彈殼為同一支步槍發射,可將兩地案件並案偵查。

　　“這是一個對案件具有重大突破意義的鑒定!” 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副巡視員班茂森説,正是基於這個鑒定,警方找到了偵查工作的準確方向,並快速鎖定了犯罪嫌疑人。

　　憑藉超群的技藝、多年的實戰經驗和嚴謹的工作作風,崔道植解開了一個個驚天大案的謎團。他也被公認為中國警界重大疑難刑事案件痕跡鑒定的“定海神針”。

　　這樣一位警界傳奇英雄,心中也有自己的“定海神針”。採訪中,崔道植重復最多的話就是“報答黨恩”。

　　“我是一個舊社會裏貧苦農民家的孩子,童年忍饑挨餓,經歷過偽‘滿洲國’時期的黑暗統治。新中國成立,人民得到解放,對我來説就是重生,我的生命、我的知識,都是黨給的,我要報答黨恩。”崔道植説,直到新中國成立,他終於挺直腰桿,更加覺得黨的偉大。

　　1949年,15歲的崔道植成為一名兒童團團長。從那時起,他就立下志向:今後要參軍,一定要參加共産黨的軍隊;要入黨,一定要加入中國共産黨。

　　1951年,吉林梅河口,朝鮮族青年崔道植報名參軍。因為工作需要,他被分配做了一名朝鮮語翻譯員,為抗美援朝戰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55年,崔道植所在部隊集體轉業,他與公安刑事技術工作結緣,開始在新的領域繼續衝鋒。

　　如今,85歲的崔道植仍在刑偵一線日夜忙碌。他一生都在踐行自己曾經的諾言:“只要國家需要,一聲召喚,我將立即起身!”

　　

“在部隊受了20多年教育,我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大早,老兵王於昌就開始了晨練。歲月不饒人,他堅持了大半輩子的3公里晨跑,現在改成每天3公里快走。即便如此,看到他穩健迅捷的步伐,還是很難讓人相信他已經有83歲的高齡。

　　“老王早啊”“老書記早”……一路走街串巷,其他早起的路人看到王於昌,都熱情地跟他打招呼。只是相比以前,大家的眼裏更多了份崇敬。

　　幾十年來,街坊鄰居都敬重王於昌是個“乾乾淨淨的老實人、勤勤懇懇的老黃牛”。直到這次被評為全國模範退役軍人,大家才知道,王於昌原來是曾參與擊落U2飛機的大英雄。

　　當時,王於昌正在某地空導彈部隊擔任加注技師。打U2飛機的任務下達後,他隨部隊千里奔襲,和戰友們一起在東南一帶做好伏擊準備。

　　接到行動指令後,王於昌按規程快速展開加注作業。由於他在行動中超標準地提前完成了加注作業,為導彈搜索和擊落目標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王於昌共參與了兩次擊落U2飛機的行動,均出色完成任務,被授予一等功。

　　1973年,已經升任連長的王於昌轉業。回到地方後,他從未向其他人提起過自己這段輝煌的軍旅經歷。

　　“一方面是保密需要,不能講。另一方面,我畢竟開始了新的工作,以前的事沒啥好炫耀的。”王於昌説。

　　轉業後,王於昌起初在安徽省蕭縣原百貨公司做一名普通的櫃檯營業員,主要負責賣布。不僅沒有了幹部身份,工資也比當連長時降了一大半,但王於昌並沒有拿出自己曾經的戰功去要待遇,而是毫無怨言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

　　憑藉自己的勤學苦練,王於昌很快從營業員升任人事秘書股長,後來又擔任了副經理。

　　擔任領導職務20多年,王於昌一直掌握著給職工們定級調薪的權力,但他從不以此為由吃拿卡要,也從未接受任何吃請送禮。

　　“我一輩子不吸煙、不喝酒,也不參與應酬,大家都知道我的原則是‘一切按文件辦’,所以都對我很放心。”至今,還有很多老同事感激王於昌當年的秉公辦事。

　　現在知道了王於昌服役期間的輝煌戰功,大家對他的敬重,就更增添了一份崇敬。然而,每當有人説他是大功臣,王於昌就急得直擺手:“我不是什麼大功臣。在部隊受了20多年教育,我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

　　這個信念,源自王於昌幼時的經歷。

　　“在舊社會,我家是全村最窮的。”那時候,王於昌的父親在地主家當長工,全家近10口人就靠2畝薄田過活。

　　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王於昌家一下子分到了10畝地,他的父親還當上了農會主任。

　　“我對黨有著很深的感情。如果不是共産黨建立了新中國,我們家也不可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翻身。”從屢立戰功的優秀軍人,到紮根基層、服務群眾的營業員,數十年來,王於昌始終堅守了一名黨員的初心和本色。

　　

“寧願死在綠化事業上,也不死在病床上”

 

　　吃過早飯,老兵王成幫穿上舊軍裝,背起水壺乾糧,拿著植樹工具,從庫爾勒市區的家中出發,搭1個多小時公交,趕往郊區的苗圃基地。

　　公交車向前行駛,途經穿城而過的孔雀河。從獅子橋到建設橋的河段,兩岸柳樹搖曳。這些柳樹有一個與老兵共同的名字:成幫柳。

　　“成幫柳”是新疆巴州地區唯一以人名命名的樹種。給柳樹取這樣一個特別的名字,是當地老百姓對王成幫為綠化事業所做貢獻的特別褒獎。

　　早在參軍入伍時,對種樹的執念就已經深埋王成幫的心底。

　　1956年,20歲的王成幫從甘肅參軍來疆,服役于原陸軍某師十團。

　　第一次離開家鄉,來到遙遠的邊疆,汽車在戈壁灘上顛簸的那17天給王成幫帶來極大震撼。一個概念在他腦海裏生發:“在新疆,樹是人們生活的命根子。沒有樹,人就不能生存。”

　　“新疆需要樹,這裡的人民需要樹。”作為一名人民子弟兵,王成幫給自己佈置了一項額外任務——利用訓練間隙種樹。

　　為了保證樹種發芽,王成幫曾用嘴嘗土,以此判斷鹽鹼地的含鹼量,確定科學的種植方法。

　　為解決樹苗來源不足的問題,他在戈壁灘上不斷試驗扦插繁殖方法,並將其傳授給當地老百姓。

　　擔任師副參謀長後,在組織部隊訓練的間隙,王成幫依然堅持種樹。他帶領官兵和駐地的阿格鄉欄杆村村民栽下的10多萬棵樹,早已成為庫車縣卻勒塔格山下的一道風景。

　　退休後,王成幫放棄了回家養老的安逸生活,選擇繼續投身新疆綠化事業。

　　1993年,王成幫來到新疆塔裏木石油勘探開髮指揮基地,作為一名不要工資的“臨時澆水工”,一幹就是9年。期間他帶領民工改造基地水井10口,修建蓄水池13個,為基地節約資金200多萬元,植樹150多萬株。

　　結束塔裏木石油勘探開髮指揮基地的植樹工作後,王成幫回到了妻子張春英工作的庫爾勒市,在市園林局繼續幹起了義務綠化的工作。

　　2005年,王成幫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醫生説他“最多只能活半年”。

　　即便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王成幫也不忘打電話安排種樹的事情。剛接受了一個多月的治療,他就急不可耐地提著箱子回家,繼續趕往苗圃基地種樹。

　　他在日記裏寫道:“寧願死在綠化事業上,也不死在病床上。我要堅持到生命的最後,為這塊綠地奮鬥到生命的最後。”

　　王成幫一心惦記著種樹,病痛被拋在腦後,病情奇跡般地沒有繼續惡化。

　　這些年來,王成幫在庫爾勒植樹育苗近百萬株,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的綠化情況。而這一切的初衷,只因王成幫時刻銘記著他作為黨員的初心。

　　小時候,王成幫跟著母親四處乞討為生。直到1949年9月17日那天,他聽大人們説,“民樂縣解放了,共産黨能讓我們過上好日子”。

　　很快,王成幫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悲慘的童年總算結束,他也記下了共産黨的恩情。

　　參軍第一年,王成幫就光榮入黨。從在黨旗前宣誓的那一刻起,他決心這一生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他在這片土地上植樹60多年,不求任何回報。有人稱讚王成幫是一名真正的共産黨員,他説:“這是老百姓給我的最高榮譽。”

    全國退役軍人工作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後,習主席會見與會代表併合影留念。作為全國退役軍人的傑出代表,張富清、朱再保、崔道植、王於昌、王成幫5位老兵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他們的名字和他們背後的故事一時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人們被習主席對老兵的關懷所感動,也被這幾位老兵的傳奇經歷所鼓舞。

　　

退役軍人經過部隊嚴格教育訓練和重大任務考驗,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回望這5位老兵的人生經歷,他們有的紮根基層,全力踐行著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初心;有的在刑偵領域刻苦鑽研,成為公安系統刑偵工作的權威專家;有的投身公益,在紅色教育、環保宣傳、扶貧助學等領域全力衝鋒……轉移人生戰場的他們,弘揚軍人的戰鬥精神奮勇向前,再創了人生新的輝煌,也贏得了全社會的尊崇。

　　

戰功赫赫的張富清最有資格驕傲,然而他時刻想著那些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心中永遠懷著謙卑;崔道植廢寢忘食地鑽研,練就了刑偵領域的“火眼金睛”;王成幫在戈壁灘上種下的樹,以百萬計;朱再保通過公益事業,幫助了萬千需要幫助的人;王於昌嚴於律己、公正廉潔,成為道德的典範……他們在平凡的堅守中鑄就了偉大,也展現了忠誠和信仰最樸素本真的樣子。

　　

穿著軍裝,保衛祖國;脫下軍裝,建設祖國。新時代是奮鬥者的時代。相信官兵們必能在軍營開創新的精彩,即便退伍也能像這5位老兵那樣,延續在軍營的鋼鐵意志和奮鬥精神,不改軍人本色,用奮鬥續寫軍人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