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與統一戰線70年？心聲】“要聽黨的話，始終跟黨走，黨派之中也大有可為！”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作為一個從上世紀初走來的耄耋老人，我不禁感慨萬千。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郊區農村。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我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只得到新加坡謀生。我八歲那年，母親也去了新加坡，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過晚年。

　　抗戰期間，我一個人顛沛流離，受盡千辛萬苦，生活費用依靠親友接濟，時斷時續，常常挨餓。抗戰終於勝利，我和父母取得了聯繫，同時自學完全部高中課程，並考取上海大夏大學土木係。我十分希望國家政治從此走上正軌，但是事與願違，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外崇洋媚外，卑躬屈膝，對內拒絕和平談判，單獨召開偽國大併發動內戰。我曾兩次親身經歷全副武裝的軍警和特務半夜包圍校園，給師生造成極大的精神創傷，我對他們的此種行徑深惡痛絕，對愛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與此同時，我當時所在的土木係地下黨員較多，進步力量很強，對廣大師生也産生了很大影響。

　　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共同期盼著祖國能早日解放，並最終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 

　　1950年10月，我念完大學，毅然放棄了前往英國康橋大學讀研究生的機會，響應黨和政府發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號召，前往安徽參加治淮的行列。在戰後貧瘠的淮北平原，我與大家一起經受考驗，努力工作，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我感到自己為祖國盡了一份力，充滿年輕人特有的自豪。帶著“治淮功臣”的稱號，我回到了上海，在同濟大學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新中國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懷著對祖國的美好憧憬，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熱愛的工程實踐和教學工作中去。新舊對比，使我切身體會到，只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從而進一步加深對黨的認識，堅定跟黨走的信念，並且有了入黨的願望。此時，同濟大學黨委的組織科長找我談話説，“民盟組織初建，極需要人。”並希望我能參加民盟。我欣然聽取了組織上的意見，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組織。記得在“申請入盟動機”一欄中，我這樣寫道：“希望入盟後在盟組織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準，把自己貢獻給人民”。這確實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迎來了教育、科學的春天，我像是個久旱逢甘霖的孩子，一頭扎進教學科研事業中。1978年，我這個當了24年的講師終於晉陞為副教授。兩年後，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教務處處長。

　　1984年，經全體黨員、黨外講師和副科級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薦，我以935票當選同濟大學校長。這對身為僑眷、曾被認為“海外關係複雜”的我，簡直是莫大的鼓舞和無限的信任。

　　在擔任校長的5年裏，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倡導發揚“同舟共濟”的同濟精神，進行全國第一個校長負責制的試點，當時産生了極大的轟動。我倡導積極探索多元化高校辦學體制，著手學校領導體制、人事制度和後勤管理改革，制定實施了學校發展規劃，努力把同濟大學建成教學和科研中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反覆強調，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設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機構，並撥專款加強班主任、政治輔導員的工作。在教學方面，我提出“嚴格要求、更新內容，教得活、學得活、少而精”的方針，提倡教師將科研中獲得的最新成果充實到教學內容中去，加強基礎，拓寬知識，培養能力，出好人才。在學校管理方面，我堅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務會議制度，學校重大問題的決策都在校務會議上討論決定。我還十分重視教代會、工代會的作用，經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實驗室、圖書館，與教師、學生對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並每年主動向教代會、工代會作報告，彙報工作，讓教職工代表進行考評，這一舉措在當時也是開風氣之先。在個人修養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對己嚴，待人寬”。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網路計劃技術》《建築施工》《建築施工組織學》《網路計劃的計算與實例》《城市建設管理》等多部論著。

　　擔任校長後，我有了許多出國考察的機會，父母和親朋也多次催促我出國團聚定居。我確實很想念遠方的親人，卻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擔，清楚自己對事業對祖國的深深眷念。這種情愫，讓我難以割捨，只能埋藏自己的寂寞，婉拒遠方的親人。我的堅持，也被同事朋友們戲稱為是同濟的“牧馬人”。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民盟上海市委會主委談家楨先生找到我説，希望當時作為兼職副主委的我，能去民盟“坐坐班”。

　　談老的信任讓我感動，責無旁貸，我欣然受命。這段機緣不僅讓我對民盟有了更深的感情，也把我在同濟大學的改革精神帶到了民盟市委會機關。時至今日，我仍然感動於上海民盟機關的同志們對我的支援，每年新春，我會親手寫上賀卡問候。時常有年輕盟內同志來看望我，對年輕人，我總是説，“要聽黨的話，始終跟黨走，加強學習，好好工作，黨派之中也大有可為。” 

　　我強調民主黨派要積極開展社會調研，履行參政議政職能。我自己也是身體力行，在教育領域提交了許多提案建言，不少內容涉及高教改革與發展、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建立高校貸學金制度等，我的一些觀點經全國各大報紙詳細摘錄，對推動教育事業發展發揮了自己的綿薄之力。1992年起我擔任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1996年還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後擔任民盟中央名譽副主席。

　　我深感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所給與的培養和信任的結果。從艱苦歲月一路走來，我深感當前社會的來之不易，唯有繼續盡我所能，回報社會與他人，才能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