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

　　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我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其他場合已經講了不少，今天不從抓工作的角度全面講了，而是結合歷史和現實，結合一些重大問題，從理論上、宏觀上講講。

　　第一，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創新擺在第一位，是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發展動力決定發展速度、效能、可持續性。對我國這麼大體量的經濟體來講，如果動力問題解決不好，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兩個翻番”是難以做到的。當然，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都有利於增強發展動力，但核心在創新。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堅持創新發展，是我們分析近代以來世界發展歷程特別是總結我國改革開放成功實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對發展環境變化、增強發展動力、把握髮展主動權，更好引領新常態的根本之策。

　　回顧近代以來世界發展歷程，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創新能力，從根本上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

　　16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進入前所未有的創新活躍期，幾百年裏，人類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創新成果超過過去幾千年的總和。特別是18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幾次重大科技革命，如近代物理學誕生、蒸汽機和機械、電力和運輸、相對論和量子論、電子和資訊技術發展等。在此帶動下，世界經濟發生多次産業革命，如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資訊化。每一次科技和産業革命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國家抓住了機遇，經濟社會發展駛入快車道，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迅速增強，甚至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發端于英國的第一次産業革命，使英國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國抓住了第二次産業革命機遇，趕超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從第二次産業革命以來，美國就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這是因為美國在科技和産業革命中都是領航者和最大獲利者。

　　中華民族是勇於創新、善於創新的民族。前面説到我國歷史上的發展和輝煌，同當時我國科技發明和創新密切相關。我國古代在天文曆法、數學、農學、醫學、地理學等眾多科技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發明創造同生産緊密結合，為農業和手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英國哲學家培根這樣講到：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3種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教派和人物能比這3種發明在人類事業中産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一些資料顯示，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項發明和發現中，我國佔173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我國發展歷史上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我國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科學技術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對周邊發揮了重要輻射和引領作用。近代以來，我國逐漸由領先變為落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錯失了多次科技和産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

　　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創新，國際競爭新優勢也越來越體現在創新能力上。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蓄勢待發，其主要特點是重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加快，産業組織形式和産業鏈條更具壟斷性。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出臺新的創新戰略，加大投入，加強人才、專利、標準等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

　　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通過創新引領和驅動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發展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反覆強調，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整體水準有了明顯提高，正處在從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的重要時期，一些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但是，總體上看，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創造新産業、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遠遠不夠，産業還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軍事、安全領域高技術方面同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我們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通過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塑造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堅持創新發展，既要堅持全面系統的觀點，又要抓住關鍵，以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突破帶動全局。要超前謀劃、超前部署，緊緊圍繞經濟競爭力的核心關鍵、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強化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在科技創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力爭實現我國科技水準由跟跑並跑向並跑領跑轉變。要以重大科技創新為引領，加快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産力轉化，加快構建産業新體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強、人強我優，增強我國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進人才發展體制和政策創新，突出“高精尖缺”導向，實施更開放的創新人才引進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二， 著力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繫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繫的整體，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統。堅持唯物辯證法，就要從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繫去把握事物，去認識問題、處理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並善於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和探索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運動規律。比如，馬克思提出，社會再生産分為生産資料生産和消費資料生産兩大部類，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係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産順利實現。

　　我們黨在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許多關於協調發展的理念和戰略。新中國成立前後，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統籌兼顧、“彈鋼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説：“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産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同志運用普遍聯繫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範。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針對新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在改革開放不同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兩手抓”的戰略方針。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處理好12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係。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後來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對協調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

　　新形勢下，協調發展具有一些新特點。比如，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再比如，協調是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一個行業在其特定發展時期既有發展優勢、也存在制約因素，在發展思路上既要著力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又要考慮鞏固和厚植原有優勢，兩方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實現高水準發展。又比如，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強調協調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更注重發展機會公平、更注重資源配置均衡。還比如，協調是發展短板和潛力的統一，我國正處於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階段是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發展不協調、存在諸多短板也是難免的。協調發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補齊短板上多用力，通過補齊短板挖掘發展潛力、增強發展後勁。

　　下好“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全國一盤棋，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我們要學會運用辯證法，善於“彈鋼琴”，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係，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從當前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問題出發，我們要著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這是五中全會在部署協調發展時強調的重點。

　　要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産力佈局優化，重點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支援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構建連接東中西、貫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網路化、開放式的區域開發格局，不斷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要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工農城鄉關係，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用優秀文化産品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民提供豐潤的道德滋養，提高精神文明建設水準。要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建立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相一致，使兩者協調發展、平衡發展、相容發展。

　　第三， 著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寫到：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阿爾卑斯山的義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

　　上個世紀，發生在西方國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對生態環境和公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其中，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先後導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紅眼病。倫敦煙霧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發的短短幾天內，致死人數高達4000，隨後2個月內又有近8000人死於呼吸系統疾病，此後1956年、1957年、1962年又連續發生多達12次嚴重的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因工廠把含有甲基汞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水俁灣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魚和貝類後患上極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脅者多達2萬人。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對化學農藥危害的狀況作了詳細描述。

　　據史料記載，現在植被稀少的黃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脈也曾是森林遍佈、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於毀林開荒、濫砍亂伐，這些地方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塔克拉瑪幹沙漠的蔓延，湮沒了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沙漠的擴展，毀壞了敦煌古城。科爾沁、毛烏素沙地和烏蘭布和沙漠的蠶食，侵佔了富饒美麗的蒙古草原。樓蘭古城因屯墾開荒、盲目灌溉，導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河北北部的圍場，早年樹海茫茫、水草豐美，但從同治年間開圍放墾，致使千里松林幾乎蕩然無存，出現了幾十萬畝的荒山禿嶺。這些深刻教訓，我們一定要認真吸取。

　　在對待自然問題上，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係，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這個道理要銘記於心、落實于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這是值得我們自豪和驕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羨慕我們的地方。同時必須看到，我們也積累了大量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明顯的短板，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比如，各類環境污染呈高發態勢，成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這樣的狀況，必須下大氣力扭轉。

　　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論語》中説：“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網打魚，不射夜宿之鳥。荀子説：“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呂氏春秋》中説：“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這些關於對自然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我講過，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我們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前不久，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我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就是這個考慮。

　　各級領導幹部對保護生態環境務必堅定信念，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和做法，決不能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一地的經濟增長。要堅定推進綠色發展，推動自然資本大量增值，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讓老百姓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乾淨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切實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環境效益，讓中華大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

　　第四， 著力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我國30多年來的發展成就得益於對外開放。一個國家能不能富強，一個民族能不能振興，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能不能順應時代潮流，掌握歷史前進的主動權。

　　經濟全球化是我們謀劃發展所要面對的時代潮流。“經濟全球化”這一概念雖然是冷戰結束以後才流行起來的，但這樣的發展趨勢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早在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産黨宣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著作中就詳細論述了世界貿易、世界市場、世界歷史等問題。《共産黨宣言》指出：“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洞見和論述，深刻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邏輯、過程，奠定了我們今天認識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

　　經濟全球化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殖民擴張和世界市場形成階段，西方國家靠巧取豪奪、強權佔領、殖民擴張，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基本完成了對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二是兩個平行世界市場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誕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世界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經濟上則形成了兩個平行的市場。三是經濟全球化階段，隨著冷戰結束，兩大陣營對立局面不復存在，兩個平行的市場隨之不復存在，各國相互依存大幅加強，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演化。

　　與之相對應，我國同世界的關係也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從閉關鎖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階段，先是在鴉片戰爭之前隔絕於世界市場和工業化大潮，接著在鴉片戰爭及以後的數次列強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成為積貧積弱的國家。二是“一邊倒”和封閉半封閉階段，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向蘇聯“一邊倒”和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文革”中基本同世界隔絕。三是全方位對外開放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充分運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實現了我國同世界關係的歷史性變革。

　　實踐告訴我們，要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持對外開放，充分運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管理經驗。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們力量不強、經驗不足的時候，不少同志也曾滿懷疑問，面對佔據優勢地位的西方國家，我們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對外開放機遇而又不被腐蝕或吃掉？當年，我們推動復關談判、入世談判，都承受著很大壓力。今天看來，我們大膽開放、走向世界，無疑是選擇了正確方向。

　　20年前甚至15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積極主動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鬥爭。這説明，只要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

　　我們現在搞開放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同以往有很大不同，總體上有利因素更多，但風險挑戰不容忽視，而且都是更深層次的風險挑戰。這可以從4個方面來看。一是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積極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大勢難逆，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變革跡象，但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政治、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尚未改變，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遠。二是世界經濟逐漸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影，西方國家通過再工業化總體保持復蘇勢頭，國際産業分工格局發生新變化，但國際範圍內保護主義嚴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出現政治化、碎片化苗頭，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低迷，世界經濟還沒有找到全面復蘇的新引擎。三是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國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遊市場，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我國經濟大而不強問題依然突出，每人平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準更是同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我國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制度性權力依然需要付出艱苦努力。四是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階段，我國對外開放從早期引進來為主轉為大進大出新格局，但與之相應的法律、諮詢、金融、人才、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難以滿足現實需要，支撐高水準開放和大規模走出去的體制和力量仍顯薄弱。

　　這就是説，我們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關於下一步怎麼開放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作出部署，我在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不斷探索實踐，提高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自覺性和能力，提高對外開放品質和水準。

　　第五， 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來的，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要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驅動，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生産出更多更好的物質精神産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要全面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各行業各方面的勞動者、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創造發揮作用的舞臺和環境。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共用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孔子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具體而生動地描繪了“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的狀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共産主義社會將徹底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實現社會共用、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當然，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説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儘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共同富裕。1990年12月，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江澤民同志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徵，絕不能動搖。”胡錦濤同志也要求“使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經過長期艱苦奮鬥，我國人民生活品質和社會共用水準顯著提高，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共用發展理念，其內涵主要有4個方面。一是共用是全民共用。這是就共用的覆蓋面而言的。共用發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用、一部分人共用。二是共用是全面共用。這是就共用的內容而言的。共用發展就要共用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三是共用是共建共用。這是就共用的實現途徑而言的。共建才能共用，共建的過程也是共用的過程。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匯聚民智，最大激發民力，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動局面。四是共用是漸進共用。這是就共用發展的推進進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用發展必將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即使達到很高的水準也會有差別。我們要立足國情、立足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來思考設計共用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銖施兩較、該花的錢也不花，也不好高騖遠、寅吃卯糧、口惠而實不至。這4個方面是相互貫通的，要整體理解和把握。

　　落實共用發展理念，“十三五”時期的任務和措施有很多，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層面的事。一是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舉全民之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特別要加大對困難群眾的幫扶力度，堅決打贏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攻堅戰。落實共用發展是一門大學問，要做好從頂層設計到“最後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實踐中不斷取得新成效。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講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