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與新中國的誕生

　　70年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因為它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為促進和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為推動和發展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做了充分準備。中國革命由此掀開新的歷史篇章，西柏坡這個原先並不知名的地方，因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而成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里程碑。

　　作者：齊衛平（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

　　迎接勝利曙光的一次歷史盛會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在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4年後召開的，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于1945年6月在延安楊家嶺舉行，主要任務是選舉産生黨中央領導機構。由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的緊張局勢，一直到1949年3月才召開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此時形勢已發生扭轉性變化，革命勝利的曙光已經展露，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時機已經到來。

　　國共重慶談判破裂後，和平建國方案宣告失敗。國民黨軍隊向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發起進攻，在廣大人民群眾有力支援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經過短短幾年時間的鬥爭，迅速改變了敵強我弱的局面。1949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蔣軍士氣日益下降”，“我軍已在幾個戰場上開始奪取了主動”，“中國新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民大革命毫無疑義地將要到來，並可能取得勝利”，“我黨和中國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後勝利”。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抓住有利時機，與國民黨進行戰略決戰。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前的一段時間裏，黨中央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戰略大決戰全面展開。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歷時142天，共爭取起義、投誠、接受和平改編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44個師，非正規軍29個師，合計共154萬餘人。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國民黨政權元氣大傷，失敗的命運已經無法擺脫。

　　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七屆二次中央全體會議。”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負責同志發出《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應盡可能地按時到達。分散在各地的委員、候補委員接到通知後，有的乘坐汽車，有的乘火車到石家莊，再轉車到達西柏坡，大部分與會者在2月底之前向大會報到。

　　3月5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中央辦公大院裏的機關食堂開幕，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委員19人，列席人員11人，因工作原因缺席者20人。會議開始時，毛澤東提議為在中國革命中犧牲的同志默哀三分鐘。接著毛澤東向大會作報告，向全黨闡述了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方針，闡述了革命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和建設新中國的總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歷時8天，于13日晚8點左右勝利閉幕。這次會議圍繞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取得勝利後的革命轉變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討論。在中華民族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目標、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勝利召開令全黨深感振奮，讓人民備受鼓舞。

　　七屆二中全會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

　　1947年3月，國民黨調動胡宗南所部25萬軍隊，以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為掩護，向延安發起圍攻，企圖摧垮黨的領導中樞和指揮中心。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選擇新的中共中央機構落腳地。經過幾個月的輾轉，中央工委先於1947年7月12日在西柏坡成立。1948年3月20日，黨中央作出遷至華北同中央工委合併的決定。4月23日，周恩來、任弼時等率部分工作人員先期到達了西柏坡。5月26日，毛澤東到達西柏坡。西柏坡位於河北省平山縣中部，距石家莊90公里，從地理位置看，黨中央從陜北遷移華北具有“拿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偉大戰略轉變的意義。

　　從1948年5月遷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進軍北平，黨中央在短短10個月裏不僅指揮三大戰役取得了勝利，而且為籌建新中國進行了精心謀劃，以一系列戰略性部署，為迎接革命勝利做好準備。例如，部署解放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理順黨的領導機制，“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建立健全黨委會議制度；有計劃地培訓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各項工作的幹部；擬定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口號；恢復和發展解放區工農業生産；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號召，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進軍的任務；要求軍隊幹部必須研究不熟悉的一切城市問題，等等。從黨中央這些謀劃和部署看，西柏坡堪稱新中國的奠基之地。

　　這次會議主題集中在如何建立一個新中國。毛澤東在會上作的報告既向全黨描繪了藍圖，又揭示了具體任務，其中必須實現三個轉變的思想十分深刻。一是在黨的工作重心上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堅持城鄉兼顧，使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緊密聯繫起來，“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産的技術和管理生産的方法”。二是在黨的總任務上實現從落後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轉變，“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三是在黨的發展路徑上實現社會形態的轉變，“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都以這三個轉變為思想基礎。這三個轉變歸結到一點，就是要使我們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轉變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

　　“趕考”與“兩個務必”

　　1949年3月2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閉幕10天后，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軍。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和朱德于1949年4月21日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半年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華民族從此站了起來，揭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沒有廣大人民群眾浴血奮戰就沒有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性成就。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堅強領導的結果，沒有中國共産黨就沒有創建新中國的光輝歷史。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體現了造福中國人民的使命擔當。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如果革命勝利後我們不能“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不僅決定著我們黨建黨為什麼和革命圖什麼的價值取向，而且決定著我們黨執政要追求什麼和用權力來幹什麼的行為準則。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向全黨敲響了防止思想污染、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的警鐘。

　　堅持“兩個務必”是基於“趕考”的要求。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時把進京比作一場考試，強調“希望考個好成績”。它提醒幹部和黨員切記不能因為革命勝利而思想鬆懈，不能因為掌握了權力而脫離群眾，牢記“兩個務必”，才能走好新的長征路。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留下的思想和精神財富具有永恒的價值。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會到西柏坡溫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重提我們黨“趕考”話題，強調毛澤東“兩個務必”告誡的深遠意義，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還引用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關於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著名論述，表達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決心。

　　《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