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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眷言家國懷殷憂

2018-11-09 13:48:0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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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王韜:眷言家國懷殷憂

  談及近代改良運動,人們總會最先想起康有為和梁啟超。事實上,早于康梁、力主變法自強的王韜在當時頗具影響,他曾提出“富強即治國之本”,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要求發展工商業和新式交通,主張改革封建科舉制度,為戊戌變法做了輿論準備。只是當局“用其言而棄其人”,因此長久以來王韜並不為人們所熟知。

  1828年11月10日,王韜出生於今天的蘇州甪直。他一生經歷坎坷、命運多蹇。青年時期科舉不第、弱冠失恃,投書太平天國遭到通緝,被迫遁跡海外;壯年漫遊歐洲、講演訪學,回到香港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中文日報。作為近代資産階級第一批思想家、政論家、新聞工作者,王韜曾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裏堅持批判現實,提倡西學,為中國現代化貢獻了畢生精力。

  個人的不幸、國家的恥辱、中西文化認同的困惑在近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上投下了沉重的陰影。這是一群已經離開傳統堤岸又尚未找到彼岸依歸的“畸零人”,王韜是其中不幸最多、憂愁最深的一位。蟄居上海時,王韜在英國新教倫敦會的墨海書館任中文編輯,靠給洋人“賣文”為生,為鄉黨親朋所不齒,幾乎“無復有生人之樂”。在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時,王韜也看到了當時中國的生存危機。他厭倦了煩瑣的宗教經書翻譯工作,可是對引介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的濃厚興趣又使他不忍離開書館。他在《弢園老民自傳》中寫道:“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住適館授書焉。”這一時期,王韜相繼翻譯了《格致新學提綱》《光學圖説》《重學淺説》《華英通商事略》《西國天學源流》,涉及物理、天文、商貿、工程等多個領域,為西學東漸做了大量實質工作。後來王韜將它們與《泰西著述考》一道編輯成冊,名為《弢園西學輯存六種》。

  在由傳統向現代轉折的激流中,中國知識分子往往以筆為槍,向舊社會宣戰,在近代歷史舞臺上留下了一座座豐碑。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了《迴圈日報》,這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也是一份中國資産階級主張變法自強的“喉舌報”。他在開張佈告中寫下“本局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一段話,作為擺脫西人束縛、獨立發表見解的宣言。兼通中西學、熔世界意識與愛國情感於一爐是《迴圈日報》的特色,王韜及其同仁一面傳播西學新知,溝通內外資訊,打破國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馳觀乎域外”的閉塞狀態;一面闡述見解,引導輿論,大力推進富強和改革活動全面展開。《富強要策》(1874年2月5日)、《論臺灣實為中國重鎮》(1874年7月16日)、《論歐洲近事》(1878年3月13日)等都是切中時弊、反映民情民心的論文,認為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實業以自強。

  王韜任主筆10年之久,在《迴圈日報》上發表政論800余篇,始終踐行報紙“通上下、通內外、輔教化之不足”的三重功用。後來他在和友人談及辦報情形時説:“年來我亦持清議,眷言家國懷殷憂,論事往往攖眾怒,世人欲殺狂奴囚。”借事生議,痛擊黑暗,臧否人物,《迴圈日報》鞭辟現實之深致使頑固守舊之士如同芒刺在背。把辦報的宗旨從盈利賺錢拓展到開通民智,把報紙的功能從提供新聞消息拓展到議事論政,這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一大革命。在王韜與同仁的努力下,這份“言別人所不敢言”的報紙發行量一度居國內之首,“凡有華人駐足處”均設有該報代銷點,《迴圈日報》執中國報紙草創時期之牛耳,林語堂也把王韜比作“中國新聞報紙之父”。

  19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尚處在黑暗多於光明、保守多於革新、封閉多於開放的時期,知洋務、講變通的敏銳之士仍屬鳳毛麟角。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王韜將重要媒介手段——報紙引入中國,宣告了中國思想家宣揚改革的近代方式的誕生。1875年,王韜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3篇政論,比鄭觀應《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早23年。自此晚清資産階級思想家和革命家,從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章炳麟,無一不把倡導變革與辦報聯繫起來。通過辦報和翻譯,王韜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開拓者與啟蒙者的角色,無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先驅地位。

  1897年秋,王韜在上海病逝。100年後,他的故鄉蘇州甪直籌建了一座佔地800平方米的王韜紀念館。在這座典型的清式宅園中,王韜半身銅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跡陳列室中,另一側是《迴圈日報》的複製品,廳柱上鐫刻著康有為題贈給王韜的對聯“結想在霄漢,即事高華嵩”。值此王韜誕辰190週年之際,他心懷家國、變法圖強的光輝思想,必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為國家富強繼續奮鬥。(記者 蘇雁 通訊員 劉詩吟)

  (責編:王珂園、常雪梅)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