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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網路的日子

2018-10-23 20:00:00
來源:台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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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劉暢

  責任編輯 王鵬、吳晨光

  來源:“一點晨光”微信公眾號

  提要:突然斷網了。面對空白的手機螢幕,他發現:不知要做些什麼,不知能做些什麼。

  1992年1月20日,深圳國貿大廈。在如雷的歡聲中,88歲的鄧小平登上大廈49層的旋轉餐廳,發表了廣東視察中最具分量的話:

  “只要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一個多月後,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講話由《深圳特區報》刊出,“東方風來滿眼春”傳遍中國。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道路,成了1978年確立改革開放之後的又一個全新主題詞。

  大約一年後,金山科技的雷軍被朋友帶進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所有間名為Internet的機房。機房內古拙的電腦屏上,Unix作業系統如瀑布般傾瀉而下。時年24歲的雷軍第一次有了“網”的概念。而在25年後,他領導的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2770億港幣,靠的就是網際網路。

  就在這間機房,1994年4月20日,中國大陸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實現全功能接入國際網際網路。從此,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度,成為世界上第77個擁有全功能Internet的國家。網際網路的接入,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但在當時,人們尚未意識到網路即將爆發出來的無所不在、排山倒海但又潤物無聲的能量。

  1990年代中期,在城市家庭的客廳裏,電視機依舊是最核心的資訊窗口。

  央視的臺標還是藍綠色,最受歡迎的節目,是週末二套的《正大綜藝》和週二晚上的《曲苑雜壇》。

  節目間隙,周潤發深情演繹著洗髮水的廣告,李連杰揮舞刀劍代言著步步高VCD。

  每家每戶的茶几上,幾乎都有一份《中國電視報》。

  有孩子在電視上點播《貓和老鼠》花掉幾百元話費,被父母追打。他們對文曲星上《英雄壇説》的癡迷,不亞於當下的“吃雞”遊戲。

  電視之外的娛樂和資訊獲取,則來自報紙和書籍。以《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為代表的都市報正在崛起;山東日照,一個普通地級市圖書館一天的進出人次,高達1.6萬人。小城的中學生,在街邊書店讀到了人生中第一本《丁丁曆險記》和《機器貓》。

  人們之間的通訊,則停留在BP機和電話上。當時的手提電話“大哥大”——如同半塊磚頭一樣的體積,售價超過2萬元。有人計算,如果加上入網費和預存話費,花費將近2.8萬元,在今天能買下4部蘋果X手機。

  所以,人與人的聯絡,總要慢上幾拍。

  校園裏,學生們熱衷於結交筆友,他們記錄雜誌裏的交友資訊,寄出信件,傾訴煩惱。幾番往來,總有人在結尾寫道:下次能寄一張你的近照麼?

  直到1990年代末,很多大學班級依然會分配一個信箱。老家寄來的匯款單的附言上,還會寫上幾句天冷加衣的叮囑。

  廣播裏播放著李春波的《一封家書》。1995年,中國個人信函數量達到79.6億件,到1999年仍不低於70億件。

  畢業前,年輕人端出紀念冊、同學錄。他們緊握鋼筆,用雋秀的字體,寫下歌與詩。

  那個年代,每一次分別與重聚,都需漫長的等待。返鄉前,丈夫們賣力蹬著自行車,后座的妻子抱著孩子。為到火車站買票,他們往往騎行十幾公里。

  每逢節假日,很多城市只售3天內的火車票。即便售票員加速出票,一天也只能賣出三四千張。

  北京街頭,跑著黃色面的,能裝五六個人。10公里以內為起步價,之後每多一公里加1元。很便宜,但需在街邊等待。市政府希望“一招手能停5輛計程車”,但沒有大數據指揮的調度,這只是一個夢想。

  城市裏初來乍到的人們,要麼依靠親朋好友指路,要麼有單位指派的車輛。高速公路的路口,有人舉著“收費指路”的牌子。更多人在烈日下四處詢問,又擔心遇到騙子。

  1997年,北京的麗華快餐做起外賣。他們定了20部對講機,1部8000元。但因為送餐太慢,投訴不斷。即便麥當勞的麥樂送、肯德基的宅急送,也做不到30分鐘送達。那些黃色衣衫上印著袋鼠圖案的送餐小哥,還奔跑在時代的遙遠之處……

  那一年,中國大陸只有62萬網民。雖然1998年底,這個數字飆升至210萬,但網際網路仍未觸及日常生活。

  所幸,時代的腳步越來越快,網際網路巨浪開始沖刷中國。

  1996年5月,北京中關村南大街上的行人看到一個巨大的廣告牌:“中國距離資訊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

  向北1500米是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網路科教館。在這裡,人們可以通過中文功能表訪問Internet,閱讀電子報紙,收發郵件或玩遊戲。

  費用是每小時12元,用郵件傳文件再加6元。1996年,只有6000人成為“瀛海威時空”的註冊用戶。雖然他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但人人都認真地握緊滑鼠,就像握緊一個新的時代。

  1997年10月,中國男足兵敗金州,網友王峻濤在四通利方論壇的體育沙龍上,發表了著名的《大連金州不相信眼淚》。文章48小時後點擊量已達數萬,後來被《南方週末》全文轉載,間接促成了新浪的誕生。

  門戶時代到來,新浪、搜狐、網易相繼成立。人們意識到,除了報紙,還可以通過電腦看新聞——網際網路給人們帶來的第一印像是“快速、海量”。天涯社區也在1999年3月1日上線,人們開始在上面溝通、交流、爭吵。天涯咫尺,一下子變成現實。

  1999年9月,有人發起“72小時網路生存”活動。主辦方是個名叫“夢想家”的網站,為每人分別提供1500元現金和電子貨幣,讓他們在陌生的城市,只依靠一台電腦購買生活必需品。

  他們只想知道,下一步,中國能在網際網路上得到什麼。這個夢想,吸引了五千位網民報名,近萬人投票。

  當時,北京、上海和廣州,只有幾家商店擁有網頁,店家卻對網路訂單愛搭不理。

  有挑戰者突發眼疾,在網上寫下求救信,靠網友買藥渡過了難關。一位無線電專業的學生,對上網一無所知,一夜未睡只想搞懂windows95的操作方法,最終在饑餓勞頓中宣佈退出。此前,網友們曾策劃為他送飯,監控室裏的醫生已經做好了救援準備。

  彼時的網購,更像是郵購。商家最後總是提示,留下電話號碼以便人工聯繫。有人發現,網上除了永和豆漿,什麼都買不到,夜裏只得卸下窗簾禦寒。各地的物流速度,遠無法滿足需求。有人挨了兩天的凍,才通過“特快專遞”買到了被子。

  3天裏,活動的贊助商、電商網站8848 的銷量增長了10倍,達到數千單。但最後只有11個人拿到了貨物。上海的網購需要用借記卡,廣州的貨款劃不過來。有人手中的電子貨幣“一分錢也沒花掉”,唯一成交的一筆,商家到府時,仍堅持現金交易。

  為了消磨時間,他們做俯臥撐,從桌子蹦到地上,對著鏡頭搞怪。活動結束後,心理醫生對4名“倖存者”進行測試,發現他們都有因情緒激動導致的焦慮、頭昏、眼花等不適症狀。

  有記者寫下《目擊魯濱遜網上漂流》的稿件。因為網路故障,拍攝的照片就是無法通過郵件傳到南京的報社。

  代表著先進生産力的試驗就這樣結束了。19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首這個活動時,會覺得它的失敗顯而易見——硬體設施跟不上,移動化沒有跟上。這就如同為什麼PC門戶沒有擊敗紙媒,而當移動大潮到來時,傳統媒體被摧枯拉朽一樣。

  但不要著急,全民網路生活時代就要到來了。

  1999年12月18日,北京海淀的電子賣場海龍大廈開業。

  人潮洶湧,拿貨的商販想從東門穿過西門,需要擠一刻鐘。顧客連電梯都擠不上,樓梯間也有人排隊。路邊打起橫幅:伴你走進資訊時代。

  週末,人們涌入中關村和華強北,尋找攢機的記憶體條。中學生們開始討論 “誰會成為中國的比爾蓋茨”。

  央視的廣告中,悄然多了聯想的1+1天琴電腦。1998年3月份,這款電腦賣掉了15萬台。開始有媒體發問:家用電腦離你還有多遠?2000年,中國人一共買下了620萬台臺式電腦。

  電腦的普及,無疑讓網際網路擁有了深厚的生長土壤。

  新浪邀請兩會提問過朱鎔基的女記者吳小莉來聊天室。成千上萬網友慕名而來,擠垮了唯一的伺服器。技術員大汗淋漓,網友們失望而歸。

  很快,網路替代了書信傳情。此前,一款名叫OICQ的聊天軟體問世。人們發現,陌生人之間的交流如此直接。

  在上網的撥號音裏,人們期待著與陌生人“哥哥還是妹妹”的問候。網吧包夜時間,收銀臺前排起長隊,人們聊到深夜,趴在鍵盤上睡著。

  2001年,搜狐、新浪與網易爭搶冠名各地的網吧,把網吧的墻上、機殼甚至滑鼠墊都印上logo。

  網吧裏,人們熱衷於一款叫做《熱血傳奇》的韓國遊戲。2002年11月,遊戲的線上人數突破65萬,註冊數7000萬,幾乎每個中國網民都在玩它。

  中國的中小城市,有八成以上的網民通過網吧接觸網際網路,他們的娛樂方式因此改變。

  2003年春天,SARS爆發。搜狐決定讓員工線上辦公,因為有QQ和MSN處理工作,“一切井井有條”。一位媒體的記者感慨,所有工作都可以在家完成,包括郵件採訪。

  同年5月,阿裏悄然推出了淘寶。害怕出門的人,開始嘗試網路購物。

  《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一書賣出2500本,超過王府井書店的銷量。淘寶和易趣上,口罩、消毒水和維生素的交易額,增加了數倍。

  同一年,有個叫張濤的海歸,厭倦只能吃到幾個館子單調的菜品。他泡在圖書館,把各類媒體關於上海餐館的資訊,一個個錄入到自己創建、叫做大眾點評的網站。

  此前,人們只能在BBS詢問當地的哪家餐館好吃。網站上1600多家餐館,無疑是個新大陸。僅僅一年半,網站就在口口相傳中,擴張到三十多個城市。

  幾年間,報紙的銷量減少了,大家習慣用電腦登錄門戶網站。人們不再為畢業而傷感,而是在校友錄、校內網上找到失聯的老友和新同學。

  他們去馬鈴薯、優酷網搜索趣味視頻,去迅雷下載電影。他們追逐小説網站連載的《鬼吹燈》,在天涯論壇爭論《明朝那些事兒》的細節。

  2005年,有超過100萬人通過網路直播觀看了超女的跨年演唱會。2006年世界盃開賽當天,擁有轉播權的網站獲得超過4000萬的視頻點擊。

  網際網路也在重塑現實世界的娛樂方式。

  2001年到2007年,攜程網的地推員工在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寫字樓免費發放了10億張訂房卡。

  他們告訴提著行李箱的旅人與都市白領,未來,可以上網預訂酒店了。有人拿到卡片,一口氣訂了80間房。

  人們就此告別了火車站排長隊、四處找旅館的時光。

  網際網路同樣改變了表達與社交的空間。

  幾乎每一個網友,都開始在部落格上記錄自己的故事。職場的白領們,則開始在QQ空間的農場裏偷同事的菜。

  人們開始關註明星的微博,而不再只看娛樂報道。記者們開始去論壇尋找爆料帖,挖掘新聞。

  2009年,百度貼吧一則喊“賈君鵬”回家吃飯的網帖,幾小時內引發40萬人瀏覽。隨後,“坐等”“內涵”“圍觀”等網路詞彙,逐漸進入到現實社會。

  人們從網吧走進貼吧,也從商場轉入電商。

  2010年,淘寶的“雙十一”大促,創下了單日10億元的銷售額。

  當天23點59分30秒時,流量超出預期數倍,支付寶的核心賬務系統發出警報。幾百位工程師解決問題,距數據庫崩潰只剩4秒。

  每一年的這一天,都成為中國網民集體熬夜的節日。實際上,中國人的每一天都變換著模樣。

  2009年10月30日傍晚,北京下起淅瀝小雨。世貿天階的大螢幕下,擁擠人群不時發出“哇”的驚嘆。

  這是iPhone手機首次在中國銷售,年紀最大的購買者已70歲。

  iPhone網購第一人劉欣靈現場回憶,兩年前,同事從國外帶回一部iPhone,整個單位都轟動了。

  此前,中國最新潮的手機,是全鍵盤的Nokia E61。但現在,智慧手機時代到來了,人們在上面輕輕一點,就能登錄微博,可以隨時隨地收發郵件、瀏覽新聞——這可比PC要方便得多得多。

  2010年4月某天的早上,雷軍帶著團隊每人喝了一碗電飯鍋煮的小米粥。這一天,他們成立了小米科技。此後,低於1000元的國産智慧手機不斷出現,比如小米旗下的紅米。硬體的發展反推了網路的發展,4G網路逐漸普及,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開始加速觸網。

  這一年,中國大陸手機網民的數量達到3.03億,比2009年增加近7000萬。從PC網際網路到移動網際網路,又是一個質變。

  智慧手機和它裝載的客戶端(APP),首先打破了人們社交的空間與時間限制。微信是最典型的應用,也是移動時代最偉大的發明。它讓兩個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免費,讓多人之間的交流變得方便,它把手機通訊錄裏的人名勾連起來,形成了一個實時互動的圈子。

  此前,人們會計算著如何節省一個月幾百條的短信包。但從2012到2014年,全球短信量從590億條,縮減至225億條。有人統計通信記錄後,發現某個月自己只打了一個電話,發了一條短信。人們甚至不願再記手機號,“有微信,就不怕聯繫不到你”。

  手機同樣改變了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除了社交之外,移動網際網路區別於PC的第二大特徵是個性化。儘管每個人都關注重大新聞,但需要的資訊其實是不同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推送哪條道路上的擁堵資訊;使用的手機是12888元的蘋果MAX還是388元的紅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喜歡香奈兒還是廣場舞。你在手機裏的點擊、評論、轉發、收藏,以及搜索、訂閱等所有行為都會被記錄下來;如果是註冊用戶,性別、年齡、學歷、愛好等資訊,也會被寫入APP後臺的日誌裏,形成某個用戶的精準畫像。2013年前後,一點資訊、今日頭條等靠演算法分發的資訊類客戶端誕生,它們會根據不同的用戶畫像推送不同的資訊。“千人千面”的資訊分發模式,代替了門戶網站千人一面的閱讀方式,這是生産力的再次飛躍。所以,這兩個APP在出生五六年的時間裏,分別獲得了6500萬和超過1億的日活用戶(DAU)。

  2012年11月,下過一場雪後,國貿三期寫字樓的樓下,很少有計程車停下。一位女白領向兩個朋友推薦用打車軟體叫車:“滴滴(當時名為嘀嘀,2014年9月更名為滴滴)一下,馬上出發”。

  此前,滴滴的創始人程維,時常因打不到車而耽誤拜訪客戶的行程。有一次,他老家江西的親戚來北京看他,下午五點半開始打車,八點時又打來電話,沒車,讓他去接。

  就是2012年冬天的這場大雪,令人們意識到網約車的價值。這款通過用戶、司機位置和路況大數據,實現智慧調配的打車軟體,大大提升了出行效率。幾年後的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在路邊攔出租了。

  路面上,與網約車同時增加的,還有一輛輛送餐的電動車。隨著餓了麼、美團外賣的崛起,以往寫字樓餐館裏,白領們在悶熱的天氣中排隊點餐的場面,一去不返。

  約飯前,人們會用大眾點評找到評分較高的飯店,再去團購APP搜一張優惠券,用手機支付過後,再打一輛網約車,直達目的地。

  開車遠行時,他們用手機做導航儀,在地圖軟體裏輸入目的地,便可安心駕駛,手機還會提示哪擁堵,哪是事故高發路段。

  逛街時,女孩們一邊看價錢,一邊登錄淘寶比價。跳廣場舞的阿姨,用手機向姐妹講授新的動作。

  小城裏的父母,得以每天與兒子進行跨洋視頻。身在江南的大一新生,用手機向甘肅的奶奶直播一眼千年的西津渡石路。小城老人遇意外車禍後,家人用手機把CT傳給了北京醫生,獲得了專業的護理指導。

  人們甚至習慣出門不再帶錢包。各大城市的超市與小店櫃檯,都已貼上藍色或綠色的支付二維碼。一位離開北京留學的年輕人記得,當時的大額支付尚需要借記卡。2016年回國後,他發現街邊買個西瓜,都能用微信支付。當年中國移動支付規模已是美國的近50倍。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大陸成人每天花在智慧手機的時間是2 小時 39 分鐘,已經超過了看電視的時間。如果手機沒電了也沒關係,隨時隨地可以借到共用充電寶,“街電,讓生活永不斷電(網)”。

  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和應用,也是吸引臺胞的重要因素。2015年,由大陸移動網際網路企業獵豹組織的創業活動,挑選五支臺灣團隊參觀北京。最後,有兩支決定“移居北京”。因為他們足不出戶幾乎就可以搞定一切,“可以呼叫計程車,不用排隊,不用去銀行,不用到遠處購物”。創業和網際網路密不可分——如果在臺灣創業,人們更容易聯想到炸雞店和民宿,而不是移動網際網路。所以,去北京的中關村,“就如同教徒去麥加朝聖”。

  在廈門手遊公司短暫實習的幾名臺灣學生,畢業後也決定留在公司。在臺灣,一款遊戲有幾千用戶已屬不易,但在大陸,他“隨時能感受到上億用戶的誘惑”。他的手機裏早已裝上淘寶、滴滴和美團,並體會到了“雙十一”的打折魅力。

  去臺灣的博物館,遊客們還要依靠租賃的導覽機;而在內地,掃一掃玻璃櫃上的二維碼,就能獲得自助的語音服務。臺灣很多銀行的服務仍以人工櫃檯為主,在大陸用手機銀行軟體就能快速完成轉賬等操作。2016年,臺灣各家電影院的購票APP尚未打通,且不支援線上支付,只能提前到電影院排隊付款。因為手機購買高鐵票只能用信用卡,當地人更習慣去超市的機器自助購票。

  2016年7月,有機構在北京發起了“72小時無網路生存測試”。

  他們關掉房間的WIFI,取走了測試者手機的SIM卡,想要探究離開了網路,人們能堅持多久。

  他們説,這是對1999年舉辦“72小時網路生存測試”的致敬。

  60後的女士沒了團購和外賣軟體,要去市場買菜做飯,卻發現結賬都要手機掃碼,只能回去拿了錢包。為了繳納水電費,她先去銀行ATM機取款,然後找到附近的便利店。沒了微信朋友們的群聊,只覺得度日如年。

  一位90後測試者幾乎崩潰。他上班打不到車,等公交等了30分鐘,最後遲到被扣了工資。因為買不到電影票被女友嘲笑,請客買單卻沒帶現金。所有的設計圖紙都改成手繪,加上無法上網搜取素材,他的工作已經無法推進。

  無奈之下,他只得躲在家裏。面對空白的手機螢幕,他發現,離開網路的日子,竟然不知要做些什麼、能做些什麼。

  一個影響範圍更大的事件發生在今年9月8日。因連續多起惡性事件,滴滴出行暫停了每晚11點至淩晨5點的所有網約車服務,為期一週。

  9月8日午夜,在北京三里屯結束了狂歡的人們發現,打不到平價車了。路燈下,有計程車和黑車停靠在路邊,司機卻不打表,一段原本只需支付60元的路程,變成了180元。杭州的蕭山機場候車區也排起了長隊,數十位工作人員不斷勸説,讓大家乘坐大巴車。一位當晚10時54分在上海虹橋機場叫到滴滴的網友則在慶倖:幸好早到了6分鐘,否則回家都難。

  正如26年前那個春天引發的巨大變革那樣,大陸居民的生活,早已因網際網路而翻天覆地,手機成為人的另一個器官,大家已經無法接受離開網路的日子。

  一批勇於站在時代潮頭的人,也已經隨著網際網路成長起來。他們重新定義了生産力、生産關係和生産資料,讓這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移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聯繫起來,並對這個時代的勞動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0年代憾別北京,在小餐館裏對酒落淚的馬雲,讓天下的生意越來越好做了;性格內向,在男女比例7:1的大學深感孤獨的張小龍,因為發明微信讓中國人的社交暢通無阻;一度不斷模倣海外新産品的王興,用最本土的方式,改變了中國人的用餐習慣;而感慨蘋果手機“太貴了”的雷軍,已經讓更多中國人接觸到移動網際網路。

  網購的壯大,催生了中國數不清的淘寶村,重塑了製造業和物流業的形態,讓城市與鄉村的人們,無差別地享受到便宜的商品。

  外賣等新興産業的崛起,為傳統産業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身處其中的網際網路公司,已悄然用技術為餐飲、服務業提效。

  遇到現實問題,人們開始習慣@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等官方媒體的微博進行反饋。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賬號,開始入駐微博、一點資訊、今日頭條、抖音等平臺,用更高效的方式與網民互動。

  “網際網路改變了資訊傳輸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中國經濟運作模式,甚至改變了國家治理方式,”一位長期研究網路的資深媒體人説,“但最重要的是,它改變了社會形態,它所代表的平等、交互、開放、共用、包容,與改革開放的理念相同。”

  2018年10月18日,參與“首屆海峽兩岸網路新媒體大陸行”報道活動的上百名記者走入故宮,凝望巍峨的宮殿和古老的紅墻。這是此次由國臺辦主辦、一點資訊和海峽之聲承辦的為期17天的活動裏的第一站。

  數百年前,嘉靖皇帝在這宮殿之中,因倭寇作亂,下令“片帆不得入海”。

  沿海的各個港口被封鎖,出海船隻紛紛被銷毀,上海的中國商團被指責為“通倭姦民”。封閉的國策延續到清朝,中國在漫長的幾百年間,幾乎與世界斷絕聯繫。

  而就在中國推行海禁的16世紀,麥哲倫的船隊開始了第一次環球航行,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英國建立了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哥白尼辭世,他的《日心説》開始深入人心。

  在過往的400年,中國已深知封閉之苦;而在過去的40年,又深感改革開放之幸。中國用網路連接世界,世界也用網際網路擁抱中國。即使是故宮這樣的最深不可測的皇城,也通過新媒體和數字技術對世界展示著它的魅力——因為那張網已經推開了它的大門,再也不會關閉。

  (本文為首屆海峽兩岸新媒體大陸行特約報道 責任編輯 王鵬、吳晨光)

[責任編輯:何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