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東1990，他們仨的故事

 

　　■本報記者 王志彥 黃尖尖 杜晨薇

　　1990年4月18日，漆夢影在江西南昌呱呱墜地。她在媽媽懷裏伸出稚嫩的小手，迫不及待地看向窗外。“長大了，我們就到外面看更精彩的世界。”媽媽溫柔地説。

　　同樣是1990年，浦東大道141號的兩層小樓裏，邵煜棟和同事們圍著一張簡陋的小圓桌討論著事情。房子破舊，墻壁上都能滲出水來，但這群年輕人視若無睹。幾裏之外，一個消息傳到了陸家嘴花園石橋路22弄20號的一座高平房裏。“這裡要造金茂大廈了，我們都要搬走了！”在陸家嘴住了幾十年的陳玨一家還不知道，他們未來的生活將徹底改變。

　　1990年，這三人彼此互不相識，但命運早已將他們和一個名叫浦東的地方緊緊牽連。

　　“老開發”感受奮鬥樂趣

　　中午12時，剛剛結束一堂課的邵煜棟抿了口茶水潤潤嗓子，便夾起手邊的資料往家趕。退休十年，“老開發”邵煜棟的生活依舊圍著“浦東”轉——擔任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兼職教授，平均每月授課十余次，給海內外學者、幹部講述浦東開發開放的歷程；任天津濱海開發研究院研究員、珠海橫琴新區開發顧問等，將浦東開發開放的經驗傳播到全國各地。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浦東開發規劃設計研究院在浦東大道141號掛牌成立，開發辦6個處開始辦公。141號的前身是黃浦區浦東文化館一棟矮舊小樓，這樣一個地方，當時還是沿著浦東大道來回尋訪才勉強挑選出來的。

　　浦東開發之初，從全市抽調了50多名幹部和一批有志於參加浦東開發的應屆大學生。最早各處室領導都沒有任命，名片上只是印著 “某某負責人”。“大家為浦東開發早日見成效沒日沒夜地工作，根本不講待遇，像樣的辦公桌沒有，工位都是流動的，有時候實在沒地方寫東西，就跑到走廊裏借著小圓桌寫，或者借用接待室的桌面。”

　　浦東開發開放初期正值入夏，非常悶熱，但整個浦東大道141號沿馬路一側外立面不能裝空調外機，樓裏也只有外賓接待室有空調。每天中午，人們拿個碗跑到黃浦區浦東中心醫院（現東方醫院）食堂吃飯。去晚了，就只能沿著馬路找家小店，吃一碗拉麵、餛飩、菜飯。一邊排隊吃路邊攤，一邊還在討論著浦東的開發大計。

　　“開發初期用電緊張經常停電，沒辦法，我們就抱著四通打字機跑到醫院的手術室門邊，接上一根線，擺一個小桌板打稿子”，邵煜棟説。當時，浦東開發辦沒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從早到晚，星期天都要加班。“工作人員大多數住在浦西，那時黃浦江上最後一班輪渡時間是晚上10時50分。我們就在走廊裏放一個小鬧鐘，10時30分鬧鐘一響，大家紛紛從各間辦公室衝出來往輪渡跑。有兩次我沒趕上，眼睜睜看著船離開碼頭，只能返回辦公室蓋著棉大衣過夜。”

　　2009年4月，浦東又迎來新的歷史時刻：上海南匯區劃入浦東新區，浦東的區域面積整整擴大了一倍。而就在前一年，邵煜棟正式退休，離開了曾經奮鬥過的戰場。

　　28年來，浦東伴著邵煜棟老去，而關心浦東成長，也漸成了他生命中的“習慣”。退休後，他每天仍花大半時間看資料、瀏覽新聞，時不時還向浦東新區的統計部門要來各種最新數據用以學習。“2017年，浦東新區GDP達到9651.39億元，深圳的GDP達到近2萬億元”，這樣複雜的一組數字，邵煜棟可以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不過，浦東和深圳的每人平均GDP卻是一樣的。深圳有深圳的優勢，浦東有浦東的特點……”近來，比較發掘浦東的發展優勢，成了邵煜棟著重“攻克”的新課題。

　　在邵煜棟眼中，浦東早就是家了。上世紀90年代，邵煜棟舉家從浦西遷入浦東。“20余載，周圍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好，我也深刻感受到在浦東奮鬥的樂趣”。如果把浦東開發開放比作一齣跨世紀的交響樂，“我就是其中一位演奏員”。余生，這位演奏員仍將不輟技藝，為浦東奉獻一個又一個美妙的樂章。

　　陸家嘴原住民28年後的回望

　　傍晚時分，陳玨剛剛結束在金楊社區最後一個居委會的自治項目督導工作。“陳書記，又回居委幫忙啦？”老居民見到她總是熱情地打招呼。

　　陳玨已經退休兩個月了，但她放不下社區的工作，就在一家名為浦東新家園社區治理髮展中心的社會組織裏繼續發揮“餘熱”。“現在全市提倡居民區自治，但很多社區還是不適應。”自治項目如何立項、做預算，陳玨專門參加了項目經理培訓，以便更好地把經驗傳遞到各居民區裏。

　　1990年以前，陳玨一家一直住在陸家嘴花園石橋路22弄20號的一座高平房裏。1990年，一個消息傳到了街坊：“這裡要造金茂大廈了，我們都要動遷走了！”陳玨家的房子，就是如今金茂大廈裙房的所在地。

　　“我們家的老房子是爺爺奶奶在1952年造的，一共135平方米。”在陳玨印象裏，家裏的三眼灶臺是奶奶經常待著的地方。“一個灶眼燒飯，一個燒菜，中間燒水，當左右兩邊同時燒煮的時候，中間的水自然就開了。”小時候上學半天就可以回家，這時奶奶早已燒好了一大鍋菜飯，孩子們圍著分食。那時的生活很清苦，燒柴，拎馬桶，一週洗一次澡。冬天很冷，洗澡時要在閣樓的木頭上裝一個浴罩，這樣蒸汽就可以留在裏面。

　　家門口還有一片宅基地，爺爺奶奶在地裏種蔬菜、葡萄和月季。“還有一棵很大的無花果樹，結出來的果子分給鄰居一起吃都吃不完。”記憶裏的小時候充滿著簡單的快樂。陳玨家中三姐妹，一有時間就到附近的浦東公園去玩，也就是現在的東方明珠所在地。“五分錢門票進去，有動物園、兒童樂園。公園旁邊就是黃浦江，我們坐在那看大船來來往往，一看就是一個下午……”

　　1995年，陳玨一家正式搬離陸家嘴。“後來房子拆的時候，媽媽還帶著我們去看。爸爸不敢去看，因為那是他從小生活的地方。”

　　從陸家嘴搬到金楊，一切仿佛從頭開始。“其實在動遷前的1991年底，我們曾經到金楊看過一次，當時這裡是大片大片的水稻田，還沒有打地基。我們一家站在那裏，半天説不出話來。”到1995年搬進來時，金楊的生活設施還沒有完善。整個社區只有一輛773路公交，買東西要到很遠的地方。沒有煤氣，只能每天從廠裏食堂帶飯菜回來吃。“如今的金楊不一樣了，交通便捷了，老百姓生活也方便多了。”

　　除了生活以外，最先感受到改革開放巨變的是陳玨上班的紡織廠。“那時廠裏效益開始下降，我們天天開會，聽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壯士斷腕。”那是1997年，工廠前途未卜，30多歲的陳玨鼓起勇氣通過考試到居委會工作，離開了奮鬥多年的紡織廠。

　　後來的事實證明陳玨的選擇是對的。工廠關閉以後，大量工人下崗。而陳玨從1998年進入居委會，一直做到了退休，見證了上海基層管理的每一次改革和變遷。

　　説到28年來對浦東開發開放印象最深的時刻，陳玨描述了這樣一幕：1995年東方明珠建成開放那天，陳玨一家登上明珠塔最高的地方俯瞰陸家嘴，當時金茂大廈還在造，環球金融中心的地塊還是一片荒地。“我們親眼看到自己曾生活了幾十年的房子全部都消失了，這裡就像一張白紙，等待著繪就藍圖。”當時的情景，陳玨現在説起來仍熱淚盈眶，“浦東的開發開放，是許許多多普通人的共同努力付出所造就的。”

　　去年情人節，正值上海中心開放，陳玨帶著年邁的父母去觀光。從上海中心119樓的觀景臺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當年一家人居住的花園石橋路。兩位老人很激動：“你看，這個地方是我們原來住的！”

　　“同齡人”與浦東一同追夢

　　早上七點半，漆夢影早早地從金橋的家中出門，此時公交車站前，等車的人群已經排成長長一列。她是張江一家核電貿易公司的採購員，每天乘坐777路公交車，朝九晚五地往返于張江和金橋。

　　遠遠看見777路從馬路那頭駛來，身後的人群已蠢蠢欲動。她這麼描述“魔幻”的擠公交經歷：“你不用走，也不用擠，後面會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你推上車，上車後，雙腳可能還是懸空的。”進入張江的路每天都在堵，公交車像一個裝滿鹹魚的罐頭，拉著人往張江蠕動。

　　漆夢影出生的那天，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中國向世界打出了一張“王牌”。

　　對這一切，漆夢影自然無從知曉。她是江西南昌人，出生後一直在當地生活，直到大學畢業後，一次偶然的機會，她進入到浦東一家核電貿易公司工作。漆夢影大學學的是外語，沒有接觸過核電行業。“當時就是一心想來上海看看。”那是2011年7月，當時公司所在的申江路上還是“前面大馬路，後面大農村”的景象，園區裏的辦公樓寥寥可數。

　　作為貿易採購員，漆夢影的日常工作是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下單，然後向供應商採購核電設備。由於具有外語優勢，她經常要負責對接一些國外的客戶。每個項目涉及金額從幾萬元到幾千萬元不等，每簽到一個大單子，她都會特別有成就感。

　　當時公司還在初創期，只有20多名員工，她見證了公司的成長。2013年公司規模擴大，從租賃的幾十平方米一層辦公區，換到了同一園區的一幢三層辦公樓。“手中的業務量從一年十幾個，增加到了一百多個。”更直觀的變化是，她的外語優勢再也沒有用武之地了，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外公司都在浦東設立了辦事處，她只需與本地辦事處對接業務即可。

　　今年4月18日，在一位同事的推薦下，漆夢影參加了浦東慶祝開發開放28週年 “我與浦東一起過生日”的活動，與20多名同是4月18日出生的人在東方明珠塔上度過了一次難忘的生日。“過去，我並不知道自己和浦東是同一天生日，而我又正好在浦東生活和工作，我覺得特別有緣分。”

　　對於未來，漆夢影坦言自己還是很有壓力的，回家還是留在上海，是一個令她猶豫的選擇。“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較高，而家裏人又一直盼著我能回去。”但在漆夢影內心深處，她還有一個夢，“我還是想再試試，希望自己能一直留在浦東，我已經習慣了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