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綁”的日本會怎樣

　　日本東京，2014年6月29日下午。

　　新宿電車站南口，一個中等身材、稍顯瘦弱的中年男子手持擴音器爬上天橋，席地而坐，開始演講，抗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解禁集體自衛權。

　　連日來對此種抗議見怪不怪的行人沒有注意到他身邊放著兩瓶液體。突然，火光沖天而起——自焚。按照路透社的説法，這種極端抗議的方式在日本並不常見。

　　自焚事件以及日本國內高昂的抗議聲，仍未阻遏住安倍政府為集體自衛權鬆綁。

　　其正式通過修改憲法解釋的日子——7月1日——是日本自衛隊成立60週年。而7月7日，是“七七事變”77週年紀念日。

　　從2006年首次出任日本首相以來，過去8年來，安倍晉三為這一刻下足了功夫。

　　2012年12月再次上任後，安倍晉三不斷渲染日本受到所謂“威脅”，多次在國會聲稱：“日本領海接連受到侵犯。”

　　據《東京新聞》報道，安倍晉三甚至在國會舉例説：“或許裝扮成漁民的武裝集團會登上我國的離島，我們應該加強對這種‘灰色事態’的應對措施。”

　　7月1日至2日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展開的電話民調結果表明，安倍內閣支援率為47.8%，不支援率為40.6%。是什麼讓一個民選政府置民意于不顧，甚至甘願賭上自己的前程，定將“解禁”進行到底？

　　日本作家雨宮處凜説：“（安倍政權）好戰的本性已經暴露無余，（他）正試圖從根基上急速改變日本。”

　　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2014年，將近70年時間，日本一直聲稱奉行“和平主義”原則，不在國外擁有軍事基地，軍隊沒參加過戰爭。集體自衛權解禁，意味日本在戰爭問題上發生了質的轉變——架空憲法中對日本發動戰爭的限制，也為將來可能的修憲埋下了伏筆。

　　傲慢與幼稚

　　《日本會發動戰爭嗎？集體自衛權與自衛隊》一書的作者半田滋認為，安倍晉三在戰爭問題上的一貫作風是“傲慢與幼稚”。

　　他認為，安倍在集體自衛權問題上顯示出其獨特的傲慢，如同此前《保密法》的審議與通過那樣，採用的手法都是突如其來、猝不及防。

　　7月1日早晨7點半，日本國會議事堂後面的第二議員會館會議室，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議員在討論“集體自衛權”問題。

　　25分鐘後，會議室大門打開。

　　“合議了！”從5月中旬開始，兩黨就此開過11次會議，達成一致。

　　滿臉皺紋，鼓起的眼泡和黑眼圈，主管此事的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顯得相當疲憊。要讓民意同意日本軍隊出國作戰，特別是主動發起對其他國家的戰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安倍軍國主義”的傲慢，正在於不是通過民眾討論的方式通過，而是僅僅由20來個內閣大臣閉門討論，就讓日本政府具有了這個“權力”。

　　八年“心結”

　　據日本媒體報道，在2012年12月22日首相指名前夕，安倍晉三在老家山口縣長門市的亡父、前外相安倍晉太郎墓前祭拜。

　　回憶起2007年9月的突然辭職，安倍説：“當時被整個日本烙下了‘你不行’的烙印，幾乎葬送了政治生命，像進了地獄般痛苦。”

　　安倍晉三在2006年上任伊始便曾談及集體自衛權，當時日本媒體普遍認為，一方面他年輕氣盛，另外一方面也顯露出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據共同社報道，在父親墓前，安倍晉三發誓“這次將認真完成首相的重任直到任期結束”。

　　為集體自衛權 “鬆綁”，一直是安倍晉三的政治心結。

　　何謂集體自衛權？即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其他國家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使用武力干預和阻止的權力。簡言之，即一個聯盟所有成員在其中一個成員遭受攻擊時相互武裝援助。

　　據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這一條款成為美國和蘇聯分別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法律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國日本于1946年制定了後來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新《日本國憲法》。根據憲法第9條的政府解釋，日本行使自衛權需同時滿足三個條件：遭到緊急不當的武力侵犯、沒有其他合適手段可以排除侵犯、武力行使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

　　由於集體自衛權不屬於“日本遭到緊急不當武力侵犯”的範疇，這一政府解釋實際上排除了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性。

　　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是日本根據國內外形勢作出的選擇，也是其“專守防衛”基本國策的一個要素。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執政勢力一直尋求突破“集體自衛權”行使的禁區，試圖通過三種形式突破“專守防衛”界限 ：

　　一是通過修改憲法“廢掉第9條”，名正言順地行使集體自衛權；二是繞過費時費力的修憲程式，以改變“政府憲法解釋”方式允許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三是在製造政策實踐先例，用既成事實否定“集體自衛權”禁區。

　　解禁集體自衛權以“脫離戰後體制”為終極目標。

　　“‘脫離戰後體制’包含了一種情感，即由於1945年的戰敗，日本被強加上戰後的體制，若不從中脫離，就無法回到‘美麗的日本’。”日本早稻田大學前校長、“亞洲和平貢獻中心”理事長西原春夫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煽動危機感的“催眠術”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小澤一郎、小泉純一郎等多屆內閣一直在上述三種方式間“遊蕩”，企圖為“解禁”添磚加瓦。

　　2006年，接力棒交到安倍晉三手中。第一次出任首相的他公開宣稱“修憲是本屆內閣的目標”。在他看來，解禁集體自衛權將賦予日本威懾力，防止他國攻擊日本。

　　2012年第二次上臺後，安倍加快了解禁的步伐。他不斷提及“威脅論”——“日本領海接連受到侵犯”、“圍繞我國的安全環境正在進一步惡化”、“在安全保障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為了保護國民的安全，有必要繼續討論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札幌市市長上田文雄曾批評説：“這種煽動危機感的做法，就是不讓國民作出冷靜判斷，酷似施加催眠術。”

　　韓國《朝鮮日報》一篇文章指出，解禁集體自衛權意味著安倍政權力圖擺脫維持近70年的“放棄戰爭權”的束縛，此舉可能對東北亞安全誘發的後果令人擔憂。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安倍晉三甚至向執政盟友、標榜“和平政黨”的公明黨施壓，宣稱即便放棄與公明黨的聯合執政、內閣支援率下降，也一定要解禁集體自衛權。

　　此前被和平人士寄予厚望的公明黨，最終對安倍政府採取妥協立場。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日前公開發表言論，認可“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為安倍晉三長達8年的努力開了“綠燈”。

　　日本政府通過有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後，在首相官邸前示威抗議的人數從上午的2000多人逐漸增加到上萬人。“不要安倍”、“不要戰爭”的呼聲此起彼伏。

　　《朝日新聞》報道，31歲的外山愛抱著剛剛4個月的孩子參加了反戰遊行。她質問説，一個國家在參加戰爭這個大問題上，不是通過民眾同意，不是通過議會的表決，而是由20來個內閣成員説定就定了，這是否符合民主原則？“為了自己的孩子，我們該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日本政治正在全面加速右傾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李薇在由清華大學主辦的“第三屆世界和平論壇”上説，“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歷史、修改日本憲法、拋棄戰後和平發展路線，以此為目標，日本正加速政治和政策上的自我鬆綁。”

　　“安倍再次執政一年多來，日本的新安保框架已經確立，其安全防護政策已經完成了一次大的蛻變，我們懷疑戰後和平發展路線會由此轉向。”李薇説。

　　為何會在安倍手中解禁

　　自今年7月1日起，被日本歷屆內閣遵守的“自衛權發動三條件”成為歷史。

　　安倍政府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條件”：一、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或與日本關係密切國家遭到武力攻擊，威脅到日本的存亡，從根本上對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構成明確危險；二、為保護國家和國民，沒有其他適當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擊；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

　　早前在其設立的“安全保障法制基礎再構築懇談會”的一次討論中，安倍解釋説：“並不是説（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是要實際參加戰鬥，只是討論能否搬運醫藥品和彈藥。所説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制約適用於全體自衛隊。”

　　為何安倍能成為“解禁”的“集大成者”？這跟“站在他身後的人”有莫大關係。

　　“名為‘日本會議’的政治集團對安倍思想體系的確立起到了培養、幫助和指導的作用。”西原春夫説，“正是這幫人，為安倍樹立了‘脫離戰後體制’的終極目標。”

　　安倍內閣成立之初，首先迎合全民的意願進行復興經濟的努力，隨後其“工作重心”轉移。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將國民投票權的法定年齡從20歲降到18歲等，都以修憲為目的。

　　“去年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也與此不無關係。”西元説。

　　除了戰略思想上的武裝，安倍晉三還抓住了兩個戰術“機遇期”：中國崛起和美國重返亞太。

　　首先，他將中國的和平發展視為威脅，並以此為藉口，製造假想敵，為“解禁”創造輿論環境。其次，美國的縱容助推“鬆綁”最終實現。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美國先前對“解禁”一事相對低調，不管是國務卿還是國防部長、駐日大使均稱這是日本“國內事務”，不過多干涉。但2014年以來，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和總統奧巴馬均直接公開支援日本關於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考慮。

　　美國的支援不僅出於從深化美日同盟的考慮，更著眼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部研究員袁楊認為，美國再平衡戰略的核心實際上是制衡中國的發展；同時，美國不願衝在第一線，希望利用中日之間的矛盾和摩擦，拖累中國。這是美國很重要的戰略利益。

　　日本國內日益右傾化的趨勢為“解禁”提供了空間和土壤。近年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政界逐漸佔據上風並開始影響政府決策，反映在政府層面就是不斷美化侵略歷史、首相和閣員多次參拜靖國神社。

　　這種“右轉”的趨勢，最大限度地為安倍政府整合了各個層面的資源，使其有一定的資本“冒選民之大不韙”。

　　“鬆綁”後會怎樣

　　目前日本有25萬軍人，軍人與國民人數的比例大大超過中國。

　　《日本經濟新聞》等“好戰媒體”聲稱日本武器精良，士兵訓練有素，似乎不但隨時可以一戰，而且戰無不勝。日本國內也有聲音認為，財政實力會制約軍事預算，如日本軍事評論家岡部伊作不這樣認為，日本目前的財政赤字已經高達1000萬億日元，是國家稅收的20多倍，“繼續增加軍事預算的可能性不高”。

　　不過，儘管過程非常艱難，但安倍政府在2013年仍然增加了一些軍費。

　　袁楊認為，解禁集體自衛權對日本戰後軍事力量的發展有跨時代意義，意味著日本能夠以“關係密切”、“友好”的國家遭受攻擊為名義，主動參與一些超越本土防衛、非作戰行動之外的軍事行動。

　　比如，以前是美國能幫日本，而日本不能幫美國。解禁集體自衛權後，日本可以幫美國“反擊”第三方的“進攻”。相比以前的“專守防衛”，這一點變化非常大。

　　袁楊舉例説，以前日本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時，主要承擔建設和平任務，往往是在後方，而且是停戰、停火之後。按照日方的説法，不能參加維和行動主體業務，只能參加一些附屬性質的業務。而集體自衛權解禁後，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日本自衛隊可能以武裝力量的形式出現在國際維和行動中。

　　此外，解禁集體自衛權可以使日本發展軍事力量擺脫諸多限制。袁楊説，以前自衛隊武器裝備發展受限，比如不能有進攻性武器，導彈射程被限于較短距離。解禁集體自衛權後，“日本軍事力量會有所發展”。

　　劉衛東認為，實際上，日本今後行使集體自衛權，依然是給美國當“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