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三重內涵
作者：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尚慶飛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與新階段、新矛盾、新目標緊密聯繫，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邏輯起點。
新時代之“新”，在於我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新時代是一個基本尺度，表明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進入了一個更高層級的發展軌道。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總體處於“未發展起來時期”，因此黨的全部工作要以解決效率問題為第一基準，要把解放與發展社會生産力作為根本任務，以期在夯實社會經濟物質基礎之上解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問題。而在新的偉大時代中，我國已然從“未發展起來”時期進入到“發展起來以後”時期，發展環境、發展條件發生巨大變革，目標任務也隨之發生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説，五年來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具體而言，在生産力上，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走向更加注重“創新驅動”的變革；在生産關係上，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變革；在社會發展水準上，由注重重點突破的非均衡發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協調發展的變革；在對外開放和國際戰略上，由“回應挑戰”走向更加積極作為、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變革。可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更為凸顯公平、正義。
新時代之“新”，在於我們面臨“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基本依據。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黨的八大基於“人民的需要”和“工業化要求”來揭示社會主要矛盾；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則把“人民的需要”與“落後生産”相聯繫起來，在正視一窮二白的國情的同時，又極大凸顯了人的能動性。而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既與時俱進，又日臻成熟。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深刻揭示了當前我國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狀況的時代特色，也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新的實踐要求。其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在“溫飽需要”得以基本滿足基礎之上的正向延伸，更為注重質的飛躍、面的拓展。而當今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已然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就需破除這一難題、實現更為全面而均衡的發展。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新時代新矛盾的提出，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實際。對此，我們需要永葆足夠的戰略清醒與發展定力。
新時代之“新”，在於我們邁向“新的奮鬥目標”。新時代標注了歷史新節點，在新的坐標繫上確定了新的奮鬥目標。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經過28年浴血奮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任務，領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闢了中國歷史發展新紀元，使得中華民族“站起來”；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徹底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道路，使得中華民族“富起來”；經過40年的長足發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接續奮鬥，中華民族更是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是一個由民族生存需要轉變為民族發展需要的遞進過程，遵循了歷史進步線性邏輯的客觀規定。
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要現代化強國的時代。在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將實現之際，黨的十九大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高度，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的未來30年分為“兩個十五年”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以説，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間表愈發精準、路線圖愈發清晰，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性、理論的科學性、制度的優越性、文化的先進性更加彰顯，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進一步增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