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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壁者:走近“核九院”的年輕人

2018-04-17 14:34:00
來源:中青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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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鑄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價值觀,承繼已經三代人六十年。按照這裡獨特的“物理學式選拔機制”,留下來堅守的人都是“純金的顆粒”。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經無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們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們的欲求不止于小確幸,他們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實現,他們的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實現了同頻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們是社會精英、民族脊梁。

  什麼是人生贏家?財務自由、兒女雙全是一種,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種,閒雲野鶴、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種。但這些都與九院人無關。

  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穩固才能建起高樓大廈,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見的。

  無需別的證明,奮鬥本身就是幸福,這是九院年輕人的幸福觀。你認為什麼才是幸福?大情懷與小確幸可以兼得嗎?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怎樣才能更好地自我實現?歡迎參加“強國一代大討論”,來信談談你的觀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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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物院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對很多人而言,這裡不為人知。而事實上,這裡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所有人。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稱為“核九院”,這個中國唯一的核武器研製生産基地,實現了原子彈、氫彈、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撐著我國的戰略核威懾能力,是奠定我大國地位的“定海神針”。

  在崎嶇重疊的西南大山環抱中,這支隱秘強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郭永懷、程開甲、彭桓武等“兩彈元勳”,曾戰鬥在這裡,用強大科研實力護佑著祖國的和平和安寧。

  他們是大山深處的潛伏者,他們是真正的面壁人。

  面壁經年,與塵囂隔絕,等到能公開身份時已是古稀之年,多位“兩彈元勳”未及登上國家最高領獎臺就與世長辭了,更有許多人奉獻一生,始終不被世人所知。

  斯人已逝,名將漸老。面對波譎雲詭的全球大勢和建設世界強國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國面壁者接續使命,他們是誰?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

  他們在改革開放和繁榮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出生,在坐擁全球風雲的網際網路世界長大,他們大多畢業于名校,但他們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學家那樣“深藏功與名”,耐得住山溝裏的寂寞,繼承下那輝煌且沉重的執劍人衣缽?

  2018年新春,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走進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輕人。

  駕馭神龍二號的人

  “嘩啦啦啦”,一個大型的卷簾門應聲而起。給記者開門的,是身形單薄、穿著半舊夾克的80後何小中。

  這個文弱書生是清華博士。

  貌似“車庫”的門內,是一個足以讓人自嘆渺小的宏大空間。神龍二號,國家級實驗裝置如一條巨型的“神龍”盤踞在此,裹挾著奔涌而至的萬千能量。

  在一個個像鋼鐵兵馬俑一樣列陣排開的供電裝置面前,何小仲介紹起神龍二號,眼裏暫態有了光——他就像這支龐大軍團的指揮官,信心十足。

  他第一次來中物院是大四時,那是一個櫻花盛開的季節。九院的一切都被鑲上了粉紅的夢幻金邊。當時還是神龍一號,何小中被瞬間擊中:“如果我能在這裡……”

  時隔11年的今天,他已經是神龍二號的駕馭者之一。何小中和這個團隊八九十位成員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礎上,完全自主地設計建造了這支“鋼鐵軍團”。

  科研大國逐鹿天下。神龍二號是直線感應加速器,我國核武器閃光照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何小中們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

  美國研製的強流脈衝加速器目前能拍4張照片,但是脈衝跨度無法擴大。而神龍二號的技術路線是獨創的,可瞬間拍3張照片,與神龍一號結合也能拍4張。同時,在許多參數上要比美國裝置更強,性價比更高。“聽説美國即將新建類似裝置,也在參照我們的技術路線。”何小中很自豪。

  神龍系列加速器的研製成功,讓我國加速器技術上了一個大臺階。“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點點技術成果,就能大大改進核醫學CT設備。”何小中負責的一個項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術民用化,“一旦批量國産化生産,人們上醫院拍加強CT的價格能便宜一大半”。

  如果用當下網際網路創業市場的套路評價,何小中這樣的技術精英,應該是身家千萬上億,西裝革履在五星級酒店融資ABCD輪的“青年才俊”。

  不過,用市值給這些年輕人和他們的事業標價,恐怕無論多高,都顯得廉價。

  何小中每天進門,都經過一個簡陋的張貼欄,上面有一張照片:他的清華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頭題字。

  王淦昌是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是世界鐳射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

  大師雖去,風範永存。他一筆一畫的題詞是:“繼續努力,必須超過美國。”

  80後山溝人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偉大的事業,也是如此。

  從綿陽出發,目標川北某縣。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綠,汶川特大地震時滾落的巨石與險坡依稀可尋。

  再往前翻過幾重山,才能進入某研究所職工週一到週五的集體宿舍。科研生産地點還要再走數公里的山路,他們是“實打實的山溝人”。

  而這兒,只是中物院人嘴裏的“老點”之一,年齡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點情結”。

  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啟事,前來勘察。到綿陽走了一批,到縣裏又走了一批,剩下的,發現到縣城後還得往山裏再走好幾十公里,又有一批忍無可忍地回頭離開了。

  該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濤,屬於逆流而上最終留下來的人。這位北大博士有一張符合中國人審美的國字臉,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帶一股遺世獨立的正氣。

  一年365天,法濤和他的同事起碼220多天都遠離家人,工作在大山深處。

  每個週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裏蔚為壯觀。

  任務來了,很多人幾個月不能離溝。回家,是這裡最美的詞。所以,法濤的微信頭像就是嬰兒的臉部特寫:寶貝的小嘴微張,似乎在説,“快來愛我吧,爸爸”。

  這些喜歡逆流而上鑽山溝的80後技術骨幹和室主任們,每個人都有炫目的文憑,都有廣闊的國際視野,選擇鑽入這崇山峻嶺,為什麼呢?

  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的博士,後來在加州理工師從一位物理界的諾貝爾獎得主。

  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吳所長一句話就改變了他的人生:“這是一個核武器二次創業的機會,你來不來?”

  去年10月,他帶著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夫人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國,扎進了綿陽這座西部科技城。

  位於綿陽的中物院大概適合各種不適應世俗的“呆萌”。這裡可以避開大城市病——手機上班就被鎖,沒有什麼蕪雜資訊干擾,開的車、住的房子都還不錯,想生老二也毫無經濟方面的擔憂。復旦博士楊志劍説起同學在上海,忙碌的工作節奏和緊張的生活壓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請來身邊——立刻獲得很多同事的贊同。

  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輕人留下來的口頭理由:“我們這裡房價不太高,買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數很高”“衣食無憂,後顧無憂,可以專心做科研”。

  當更進一步走近他們,就能發現博士們選擇這裡的決定,或許來自別樣的觸動。

  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將自己的人生抉擇放在了畢業旅行的最後。當時,渡輪正在橫穿英吉利海峽,周圍很靜只有濤聲。一次經歷跳入她腦海——

  讀博時她和同學去看一場新電影,座位周圍都是英國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掃了一眼手機,馬上關了。可沒想到,後排的白人男性上來就在她頭上錘了三下。

  徐晨流著淚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國,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絕不會受到這種侮辱。

  她在船上決定,要將職業選擇與強國夢合二為一。如今,29歲的她在牽頭研究核廢料的回收,手頭的科研經費已過千萬元。

  七所的王歡,博士畢業于比利時的魯汶大學。他記得2008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奧運會。有一天,他的比利時同事忽然衝進實驗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個中國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們叫什麼?”忙於做實驗的王歡不好意思地搖搖頭。倒是這個“老外”得意地報出了神舟7號3位中國航太員的名字。

  “在歐洲,你看一個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沒有太多激情,沒有波瀾壯闊,一眼能看到天邊。”王歡來到綿陽,所長尊重他:去成都基地,還是去溝裏?“既然來了,就去溝裏吧”。

  南開本碩博9年,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分校兩年,雖背靠大山,三所的張龍對那些把國外生活工作描繪成彼岸世界的“傳説”嗤之以鼻。

  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西方國家的科研經費撥款都在緊縮,搞科研的拿獎學金越來越困難。“美國學IT出來年薪15萬美元,化學博士後出來才4萬~5萬美元。導向不是很清楚嗎?”

  真想搞科研,大山環繞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傳著一個“歸去來”的故事。祝文軍大學畢業來到中物院,5年後,他去復旦讀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時光令他發現,那裏雖然能接觸更多前沿內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來了,“我喜歡做獨一無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獨一無二的科研條件”。

  九院的博士們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師想做實驗、拿數據,都要排隊找設備、借地方,而在他們這裡,有世界一流的設備、最棒的實驗室,不需要排隊等、費勁協調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歸會有一些水土不服。但這些80後想得很清楚,他們沒有白皮膚和那些國家的基礎教育,很難登上他國的核心舞臺。只有在自己的祖國才可能進入科技的中樞,只有自己的祖國走向強大,才能把格局與底蘊賜予她的優秀子孫。

  “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裡肯定不適合。”張龍説,但你想搞點事、幹事業,就不需要猶豫。

  要求的越少,離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溝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樣有一批活潑的年輕人,為中國核工業事業開疆拓土、留下偉業。

  他們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個時代新中國能夠調配的“最強大腦”。

  朱光亞、鄧稼先、于敏、周光召們,那時正當年。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正是國家的一聲號召,他們便義無反顧:“搞個大炮仗,讓祖國真正站起來!”

  這一代人,從科學家到管理者到技術工人,每個人都如同一個反應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徹了歷史的時空。

  83歲的胡幹達老人仍然耳聰目明反應敏銳。在中物院,他當了近30年的辦公室主任,貼身服務過這些“兩彈元勳”。

  網上有人説,新中國成立時一窮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彈的錢都拿出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就不會有饑荒了吧?

  老人説,實際上恰恰相反!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積貧積弱,核大國對我們進行核訛詐,核打擊一觸即發,中國處於戰爭的陰影中。當時的毛澤東主席決定中國加緊研製核武器,“我們也要搞原子彈!”

  3年困難時期,九院的大多數科技工作者還在青海高原,饑餓、浮腫折磨著他們。彭德懷元帥聽説了,立刻打電話,讓海軍送來帶魚、陸軍送來綿羊,保證原子彈的研究工作順利推進。

  “彭老總當然清楚,如果我們早有原子彈,抗美援朝的陣地上戰士就不會犧牲那麼多,甚至美國有可能就不敢來,原子彈是‘衛國重器’。”胡幹達説。

  然而,核九院本來要迎來500個蘇聯專家手把手地指導核武器研製,但最後出現在北京的只是一個什麼關鍵技術都不説的“啞巴和尚”。而且蘇方很快就毀約了。剛剛支起的攤子,只剩下一群僅僅知道一丁點核原理的年輕人。那是1959年6月,為了記住恥辱,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就叫“596”,也稱“爭氣彈”。

  “中國人聰明啊。”胡幹達老人説。1945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扔下了兩顆原子彈“胖子”和“小男孩”,分別是兩種核爆的激發方式,一種是內爆式,一種是槍式。

  在九院九所辦公大樓的走廊上,懸挂著一幅巨大的油畫。油畫還原了當年一次關於技術思路的爭論。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尋求彭公評判,程開甲在其身後微笑不語。

  中國的核武器研究路線,必須面對兩種路徑的選擇。那時候中國資金有限,時間倒計時,只能二選一。缺少前期試驗支撐,原理上都可以,所以兩種意見爭論異常激烈,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

  當時的李覺院長讓“技術大拿”朱光亞談看法。朱光亞那時也不到40歲,為人穩重,不愛説話。而一旦發言,總是擲地有聲。聽取充分討論後,他建議用內爆式。後來,中央拍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採用了這條路徑。

  幾十年後,美國解密當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認內爆式更有效,證實了我們當初的判斷。

  1996年全世界暫停核試之前,美國核子試驗1179次,中國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幹達説:“但中國人聰明,定的目標是一次試驗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試驗的參數掰開了揉碎了進行研究,我們積累了很多獨特的經驗,走出了一條中國自己的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而中國研製氫彈用時最短,更是創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驚人奇跡。封鎖、遮罩,都沒有阻擋當年的年輕人。

  民間流傳著“于敏構型”的故事,説五大擁核國家的氫彈理論模型只能分兩類,中國的和外國的。中國能夠以最快速度實現從核裂變到核聚變的飛躍,關鍵是于敏的物理貢獻,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

  當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從不認同這個説法。對核工業人來説,西方那種個人至上的評價標準,不適合九院人集體奮鬥、協同攻關的狀態。

  朱光亞對於敏的評價是:從材料、設計到構型,于敏對氫彈的成功研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強大腦飛速運轉,與九院的同志們一起讓氫彈的轟鳴聲響徹地球的時刻,他不過41歲。

  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紀80年代獲得全國勞模時,才算真正解密。

  在那一代核工業年輕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長的。他一來九院就是副院長,當時條件很差,51歲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領導,一起住帳篷,而讓年輕的科技人員住條件稍好些的房子。

  到今天,與世界並跑的鐳射打靶實現核聚變的設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這一技術路線,後來被稱為“人造太陽工程”,影響了中國核工業幾十年,甚至關係到人類文明未來的千年大計。

  鄧稼先也一樣,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那年他才40歲。

  因戰備需要,1969年九院整體從青海搬遷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間。看過《馬蘭花開》的人都知道,鄧稼先與夫人許鹿希常年兩地分居。1980年代,許老師終於答應來鄧院長工作的綿陽梓潼看看。這是全院的喜訊。作為辦公室主任的胡幹達更是緊張興奮,他斟酌再三,決定把鄧稼先臥室的一張1.2米的單人床換成雙人床。

  可鄧稼先進門一看,問,床怎麼換了?胡幹達如實交代,“從招待所搬來的,讓許老師睡得舒服點”。

  鄧院長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發出指令,換回去!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無我之後,方能有彪炳史冊的成就。後來,鄧稼先和于敏,他們都把獲得的屬於個人的獎金,拿出來獎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輕學子。

  莊子説,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蘇格拉底説,他要求的東西越少,他離神越近。此之謂也。

  胡幹達説,中物院這棵大樹,是全國人民在最困難的時候,勒緊褲腰帶種起來的。有了“兩彈一星”這棵遮風擋雨的參天大樹之後,我們中國人才算徹底站起來,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兩彈一星,同樣把中國保送成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讓對中國欲下殺手的國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著牙前來握手。

  正如習總書記説的,以戰止戰,能戰方能言和。這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六十年,三代人

  藍可是于敏帶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裏,老師于敏思維敏捷、邏輯嚴謹,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數學計算能力和非凡的記憶力讓她驚嘆,“那是幾百年才能出一個的超強大腦”。

  可為什麼于敏不帶學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學部委員(即院士)。可十幾年間,他一直沒招到過一個博士生。

  國之大業,沒有接班人怎麼行?

  身邊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試全沒過,報考于敏的學生成了“江湖上一個可怕的傳説”;二是原子物理類專業太冷門,第一等的聰明人,那個年代都下海經商或出國了。

  大概要命的是第三,當了于敏的學生戶口沒保障,那個年月研究生是寶貝,落個大城市戶口輕輕鬆鬆,但九院並不保證能有北京戶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核九院與很多軍工單位一樣,走上了艱難的“軍轉民”的道路。胡幹達説,當年他們什麼都幹,洗衣機、電子管、房地産,各種合作各種嘗試。但九院人老實慣了,十樁生意九被騙,賠得多掙得少。最慘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綿陽市裏的長虹電器。

  1991年6月,藍可操著四川普通話跟于敏打了個招呼。那是在煙臺養馬島的一次強鐳射研討會上,她知道,65歲的于敏剛剛淘汰掉兩個國內頂尖大學的男生。

  “太緊張了!”第一次坐在圈子裏名聲赫赫的于敏對面,藍可滿心忐忑,“在濃密的眉毛後面,他的眼神太銳利了”。她本科是電子科大的,名氣比北大清華差遠了,他能選上我嗎?

  博士考試成績出來了,藍可落榜。

  沒想到,于敏卻説:你先來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給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機會。

  中國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權威,千挑萬選要了個落榜生,還是個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藍可説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談工作,也從來沒有解釋過。

  “他不會跟我談別的,説起社會上事情,尤其陰暗面,他馬上會打斷:不管那些,咱們只專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在與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見面這幾天,導師于敏身體不好,住院了,一度處於半昏迷狀態。

  藍可去醫院看老師,從書包裏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師,我們剛剛做了8發物理實驗,都很成功,我給您講講哦?”

  她能感覺到,老師的眼皮一抬,那道銳利的目光直射出來。但同時警報也響了。監控儀顯示,于敏的血壓從140忽然飆升到208。

  10分鐘後於敏的血壓才恢復。

  “我們心意相通。”藍可説,老師就是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

  九院人説起藍可:人很瘦弱,但影響力很大,工作狂,女漢子,“像于敏”。

  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試,也許,當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時候,藍可的執著和簡單,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選擇。

  藍可讀博進入九院九所,一個組15個人。後來,年輕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發了財,有人改換門庭,也有人出國留學,改了行。

  她捨不得,“我就喜歡科研”。藍可最喜歡辦公大樓的走廊上懸挂著的一張巨幅油畫,是當年程開甲和周光召激烈爭論的場景。每次經過的時候,她都覺得很踏實,“我喜歡他們留下來的這種氛圍”。

  “楊振寧在美國入了國籍得了諾貝爾獎,也不能接觸最尖端的武器領域啊。”胡幹達説。到了較量的最高層,拼的不光是技術,還有你背後的那個國家。

  這句話,説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裏。20年後回頭看,藍可認為那些當年離開的小夥伴,選擇了下海出國,其實就是選擇了離開大國競技的核心舞臺。

  這也許就是“國運”與個人成就的關係。

  “真是天佑我中華,當年在國家最危險的時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這麼一批優秀的青年,把‘兩彈’搞出來!”在藍可眼裏,自己這些60後70後是承上啟下的一代。雖然可能無法超越老師,但責任重大,“必須把老一代的精神傳承下來”。

  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中國人被一掌擊醒:大國之交,哪有那麼多風花雪月?只富不強,人家照樣説打就打。

  國防白皮書這樣定位:“核力量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戰略基石。”深陷人才斷層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迎來了機遇。

  但,世易時移,開始富起來的中國很難再找到大批于敏、鄧稼先式的人才了。

  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業領域,要衝向新目標,路上的誘惑太多了,那麼多岔路、那麼多電阻,還有很多小目標……如果一個個面壁人不能激活身體裏的小反應堆,恐怕就沒有持續的能量,讓他們完成更重的國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戰。今天,在核禁試的時代,簡單説就是轉入實驗室裏探索武器物理規律,過去的核爆走向微觀。在核領域的攀登之路更艱險了。“可控核聚變”,世界戰略科技競爭的重要制高點,是人類文明大躍遷最根本的挑戰之一。

  于敏常對後輩們説:我們從無到有,很難;你們現在走向微觀可控,更難!這是“第二次創業”。

  人才淘汰的物理機制

  中物院的節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處處給人傳遞一種溫暖的淡定。相對於三四線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準不差,能保障他們擁有中上等的物質生活。

  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個“死穴”就是教育問題。別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這件事上,九院人有點不淡定了。

  上海一個頂級高校“搶”胡建波的時候,拍著胸脯説,儘管來,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給你包了,“這個條件真的很誘人,確實有點兒心動”。

  法濤也有些犯嘀咕,從孩子出生,他們就總能感受到全國時不我待的教育焦慮。“在這個山溝裏,會不會耽誤了娃娃的前程?”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傳統文化,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顧不了家,孩子在山溝裏得不到優質的教育資源。明明都是海歸名校,孩子有的竟連高中都沒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單位裏從事後勤保障服務工作,有的只能在社會上打工謀生。

  但無欲無求的時代畢竟過去了。法濤只要不加班,週末就開上車,接上夫人孩子,一腳油門去成都。在那個繁華的大都市,聽聽音樂會看看比賽,讓孩子在城市中心的遊樂場玩一玩,見識一個四通八達的大社會。

  沒有人,沒有一代接一代的傳承,再偉大的事業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規劃教育處處長李科,對九院過去30年人才“流動”規律,有一種近乎物理學的精確梳理:

  第一階段是“難招人”。橫跨上世紀整個90年代,那的確是一個“賣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年代,人們追求“富起來”,軍工“遇冷”。

  第二階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伕“炸館”事件後,軍工重熱,國家加大了各種投入,人才對九院“回暖”。

  第三階段是“招準人”,進入新世紀後,國家戰略牽引的一系列重大創新科技工程項目開工,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氣神兒。

  李科説,人才成長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而最根本的一條,搞科技的人才,必須盡力解決好他們的後顧之憂,給他們一個贏得事業榮譽最大的舞臺。

  但事實上,這很難。

  地理位置偏遠,嚴格的保密,社會顯示度低,必須克制社會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態……決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個崇尚精神的精英群體。

  這是一個按照明確可控目標而實施的“自然選擇過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機制”:

  首先,高考將這些聰明的腦袋篩選出來,但其中更多的省、市、縣狀元流向了金融和經濟學院。

  其次,學物理的人都很聰明,改行搞金融駕輕就熟。在選擇學物理的人中後來又流走一批。

  然後,出國深造的人很多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萬的誘惑,也去了華爾街。

  最後,清華、北大、中科大這些中物院的定點班學生來到綿陽,又在現實生活的判斷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

  ……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只有經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

  純金的顆粒

  中物院這60年,像一塊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顯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強國一代”,不是因為你犧牲了在大城市的優厚待遇,放棄了火熱的網際網路生活,就能做成的。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雙向選擇”。

  2016年一年,這裡流失了百餘名青年才俊。

  李科有點著急,但沒用。因為這是由九院的人才篩選物理機制決定的。

  名校博士應該在一個方向精研,鑽之彌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讓你和工人師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車間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加工技術難題。這裡的技術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國工匠,新來的畢業生,會被他們敲打。當你穿上統一的防輻射服,從頭到腳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只有兩隻眼睛用來交流。你受得了嗎?

  名校生多深諳在學術圈成名的路數,發論文結交名人接受採訪,而中物院不少崗位你只做不説,而且可能永遠都不能説。你受得了嗎?

  這裡是任務導向,你必須在服務國家需要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創新性思維。你再聰明,也可能永遠得不到諾貝爾獎,而只是大國重器中的一個螺絲釘,你受得了嗎?

  ……

  “我難道不能自由選擇嗎?”“選擇我的對口專業不行嗎?”可以,但選擇的首要前提是國家的需要。

  大國核競賽,是一場淘汰賽。這決定了中物院必須以同樣的機制,來選擇屬於自己的人才。而選擇的同時,就是淘汰。

  四所的黃鑫清華畢業來中物院時,心裏也是兩個小人在打架,“社會上自由主義思潮對我還是有些影響的”。

  後來去中國科學院大學讀博士時,他曾試著掙錢。一邊在學校做實驗完成學業,一邊用打遊戲的時間來幫人做程式掙外快,兩三萬元進賬好像也不難。有一天他忽然問自己,“我需要掙多少錢?我一輩子花多少就開心了?”

  黃鑫意識到,掙錢養家當富人,太簡單太沒有挑戰了。

  等博士畢業,他再次走進中物院科技館,從前難以入心入腦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聲中外的大科學家、核武器事業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懷先生,他的人生為什麼無悔、為什麼那麼有意義。站在郭永懷烈士雕像前,黃鑫覺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説老一輩製造了殲7殲8,我們就必須造出殲20和五代機六代機。

  是的,他們有自己特殊的傲嬌時刻。

  比如,九三閱兵和朱日和大閱兵,當大國重器東風31、東風5B這些戰略核武器碾過螢幕、耀眼全球時,研究室的前輩們就會坐不住:“你看,你看!這個戰鬥部裏有我的設計、有我的計算。”

  新一代便會被感染,“10年後我設計的戰鬥部接受檢閱時,我就可以對兒子説,你看這是你老爸團隊做的!”這是用錢能買來的嗎?

  也因此,法濤們、胡建波們留下來了,他們相信有自己血脈的孩子會理解老爸的榮耀與付出的真實意義。

  年輕學霸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肩上的擔子。他們開始關掉那些庸俗成功學的體系介面,把“一時撓不著的生活奇癢”真正放下。過去一邊沉迷魔獸遊戲一邊搞研究也能出成績的聰明頭腦們,開始無暇個人生活了。

  大浪淘沙,風雨砥礪,留下的,就是純金的顆粒。

  每次,藍可一聽到有誰説,“能幹的人都出國了”,就很不服氣。她會追上去抬杠:“我們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就是我們這群不能幹的人幹出來的。”

  或者聽到誰説,“中國培養的最頂尖人才都出國了”。藍可也會追上去不服氣地爭辯:什麼叫頂尖?那些學校只培養出了國就不回來的學生,能叫頂尖嗎?國家培養了你,你不服務於這個國家,能叫頂尖嗎?!

  一朝壁破驚天下

  在中物院八所,橫臥著有兩個足球場大的神光-Ⅲ號鐳射裝置。

  身高一米八的楊冬,經常帶著名牌大學的在讀生觀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黃金種子。

  宣傳欄上,貼著兩張科幻電影海報:一張是《鋼鐵俠》,因為它身上的聚能環就是核聚變的小反應堆;另一張是《星際迷航》,飛船在宇宙中的躍遷也是靠核聚變提供能量。

  這個有60年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學著俯下身段,傾聽90後95後的需求。

  中科大畢業的楊冬發現,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時候,每一個90後都會在聽到“砰”的一聲時特別興奮。楊冬自己也是這樣,當時在上海“神光-Ⅱ號”實習的時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個電子的聲音,什麼什麼準備好了,然後是《鬥牛士進行曲》,最後“砰”的一聲。這種儀式感給了他巨大的誘惑。

  潘建偉是楊冬中科大的前輩,他和他主導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來很可能在科學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楊冬希望像師兄一樣建功立業。對他來説,沒挑戰的事,為什麼要幹?!

  36歲的清華人鄒文康,不厭其煩地為記者講述可控核聚變的原理。“這是進行極端條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學實驗很好的平臺。”鄒文康打開門,一座圓形大金屬裝置展露在記者面前。

  “聚龍一號”如果通電,這些巨大的扇形金屬裝置,會釋放出數百萬安培的電流,散發出藍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鎢絲,在億分之一秒內輻射出來功率數十萬億瓦的X射線……“當巨大的能量聚集在這些十分之一頭髮絲粗的鎢絲上,引發核聚變”。

  可控核聚變,人類能源革命的終極夢想。“真正的學霸來到這裡,就會心裏癢癢。”鄒文康説。

  楊冬他們走的是鐳射驅動聚變點火路徑,而鄒文康他們走的是Z箍縮驅動點火路徑。人類探索未來聚變能源最前沿的兩條路,建造出中國的“人造太陽”——就是兩個人和他們所在團隊每天的工作和要實現的宏偉目標。

  面壁十年圖破壁。中國面壁者的一個重要國家使命,就是突破人類科技極限的巨大挑戰,使可控核聚變夢想成真,鑄就新時代“兩彈一星”新的輝煌,為人類文明進步服務。

  楊冬、藍可們,還有躺在病床上大腦仍然飛速運轉的于敏先生,這幾代人,正在共同醞釀、實施著這一世界上的超級大科學研究工程。

  中國一度落後、一度徬徨,優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溫高壓高強度的壓迫狀態所激發,那種深藏著的潛能,就開始聚集、融合和釋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這個民族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像沸騰的巨大電流,從這片土地的深處迸發出來,拋開了對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盡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個偉大復興的目標。

  60年滄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

  在記者面前,楊冬和中科大老同學言傑擁抱在一起,他們在一個院子裏工作7年,這是第二次碰面。不見面不代表沒聯繫,因為每個人手中的計算、心中的構思、忙碌的任務,都在服務於同一個國家級的大任務。

  當年的“神童”們,今天聚集在一起並肩而戰,正在開闢一條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路徑,挑戰人類智商極限、忍耐力極限,和能量增益的極限。

  楊冬很享受這種感覺。他常對參觀的95後説:一個比神光-Ⅲ號更先進的裝置,會是什麼樣的?這樣的項目,影響著人類的未來。這是一道最難的題目,你願意來應戰嗎?你敢來嗎?你能來嗎?

  一束束強烈的高功率鐳射,閃電般衝向一個直徑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電漿體下,氘氚材料應聲而爆,原子聚變釋放的能量四散濺開……

  這時候,時間靜止了。

  只有望向微觀世界旋轉原子的一雙雙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鄧稼先,是錢三強、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是郭永懷、程開甲、彭桓武,是藍可、是楊冬、是黃鑫、是鄒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濤——

  “小時代”與他們無關。這些年輕人,註定是一個大時代的執劍人。

  他們是中國面壁者。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