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辦養老院兩極分化
《中國經濟週刊》實習生 趙劍雲 白朝陽 | 北京報道
同為公辦養老院，一邊床位過千，一邊卻僅有幾十張甚至不足十張床位；一邊場地開闊、風景優美、服務週到，一邊卻空間狹小，缺乏基本護理人員；一邊排隊人數近萬，一邊卻床位閒置鮮有問津……這就是公辦養老院的“雙重面孔”。
“招牌”養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這三家市屬養老院地理位置優越，共有床位2500張左右，佔北京市公辦養老院床位數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屬告訴《中國經濟週刊》，這三家養老院是北京市養老院的“招牌”，很難住進去。日前，記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採訪，保安説，採訪要有國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進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的行政級別比較高，裏邊住著很多領導。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為正處級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由市政府投資興建，在行政級別上與北京市民政局的處室同級。
7月5日，記者電話詢問該院排隊情況時，第一社會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隊。
北京市民政局網站資訊顯示，2005年，由於該院原有設施已無法滿足社會養老需求，北京市當年正式啟動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擴建工程。該工程總用地面積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總投資1.47億元。
算起來，這筆資金攤在每張床位上是29.4萬元。按這個標準，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隊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還需要投入26.46億元。
朝陽區寸草春暉養老院(民辦)院長王小龍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對民辦來説，1000萬元能建設100張養老床位。也就是説，如果1.47億元投給民辦養老院，民辦養老院能夠增加1470張床位。
王小龍認為，“過去，政府把很多錢，甚至90%的錢都投到了公辦的養老院。但是這些養老院的服務能力畢竟是非常有限的。未來，隨著北京老齡化的加劇，我們需要更多的民辦養老院來承擔這個社會責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資金和政策傾斜過來，讓養老院更加市場化。”
街道養老院：規模小、條件差
跟“招牌”養老院相比，街道辦的養老院卻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記者以家屬身份走訪了月壇街道辦主辦的一家養老機構。進入老人的房間，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氣味夾雜著難聞的味道撲面而來，三張床緊緊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臉上扣著氧氣罩，邊上沒有護理人員，也沒有家屬。另一張床上睡著一位老人，一動不動。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老人來了就住這兒。”看著記者有些猶豫，該人員補充説，“老人身體好的話，可以跟其他老人換一下，和會説話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網站公佈的資料顯示，潘家園街道辦主辦的一家敬老院擁有100張床位。然而，記者在採訪時發現，這家養老院位於該街道的一棟小樓上，順著窄窄的樓梯上到三樓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數也僅有70張。
縮水的還不僅僅是床位。記者在這家敬老院發現，這裡住的都是七八十歲的高齡老人，還有一位96歲的老人住在三樓，而在這家敬老院，上下沒有電梯，更不用説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擁有的寬敞的活動室、綠化場地和醫務室了。
床位少、空間小、位置偏、護理缺，幾乎成了街道養老院的共性。因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資金不充裕。因為資金不充裕，所以很難改善環境，老人不願意來。再加上宣傳力度不夠，街道養老院陷入了惡性迴圈。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這些街道養老院沒有能力做宣傳，也沒有必要做宣傳。”
有專家指出，不論是出手大方的“招牌”養老院，還是門可羅雀的街道、鄉鎮養老院，公辦養老院現行的這種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會福利管理處處長李紹純、副處長余翰林在2011年發表的《大民政 小政府 大社會——論適度普惠制度下政府與民辦養老機構之間的關係》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提供養老福利服務的同時確實存在許多弊端，比如：管理體制僵化、缺乏競爭、高成本低效率、資源浪費嚴重等。對於這些問題，非常需要社會力量的介入和彌補。“現代養老福利事業供給主體的角色結構應該是‘國退民進’、‘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在養老福利服務的供給中民間力量應佔主體地位，政府居於次要和補充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