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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蔡英文對臺灣“安全”系統再佈局隱深意

2017-06-08 09:22:00
來源:台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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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任一年之際,蔡英文再次調整臺灣“安全機構”團隊,原“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轉任“蔡辦秘書長”,其遺缺由退將嚴德發接任,學者蔡明彥則任“副秘書長”。這些多少有些無奈的安排,意味蔡“安全機構”系統的事務盤整進入成熟階段,也展現出蔡未來的“安全機構”系統佈局。

  吳釗燮不勝其“繁”遭撤換

  臺“國安會”是臺當局領導人安全事務的決策諮詢機關,直接對臺灣領導人負責而不受“立法機構”監督,在實際運作中不斷擴權,成為綜理兩岸和“對外”關係、軍事防務與情報特勤的情勢分析、政策制定、危機處理和決策協調機構。在扁、馬時期,邱義仁、蘇起和金溥聰等“秘書長”一度總攬“安全”事務、權傾朝野,是臺領導人最核心、親密的大腦、軍師,邱時期的“國安會”被稱為“太上行政院”。

  不過,蔡英文選用的吳釗燮卻並非強勢人物。吳雖有對美長才和使命必達的政治素養,但短于戰略上的前瞻和謀略,也無深厚政治根基,任內對兩岸、防務和情報頗無建樹,難以統合“國安會”各項職能。此外,吳志在觥籌交錯的外事領域,而不安於隱身蔡幕後做無聲智囊。因此,吳儘管搭建了與美的政治人脈和溝通機制,但作為戰略和情報的供給者與分析師,卻導致蔡昏招頻出。

  其一,錯判對中美臺三角關係。蔡英文在美大選時“押寶”希拉裏而收穫尷尬;策劃“特朗普蔡英文通話”卻反被特朗普利用打“臺灣牌”;在“習特會”後仍積極炒作臺灣“籌碼”價值,公開尋求“二次特朗普蔡英文通話”慘遭打臉。

  其二,兩岸“狀況外”與危機處理成為常態。由於蔡不放權,臺灣“安全機構”對兩岸“冷對抗”難有建設性作用,屢屢面對驚濤駭浪:“南海仲裁案”及紛至遝來的對外關係危機中,“國安會”成為了資訊匯整和危機處理的機關,在“雄三誤射”等事件中,吳團隊屢屢狀況外更令蔡錯愕、震怒。

  選擇嚴德發既有深意、亦有無奈

  蔡英文對臺灣“安全機構”系統的通盤調整早已開始,找來軍方出身的彭勝竹、馮世寬、和李喜明等人把握情報、防務、參謀等“安全機構”要職,逐漸掌握三軍實權並自詡臺軍“最大的靠山”,退將嚴德發執掌“國安會”則補上了最後一環。

  一是繼續強化對軍隊控制,主導“安全機構”的軍事轉向。

  嚴德髮根植軍旅40多年,但缺乏“洋務”經驗,還曾有不會英語而在“臺美‘國防’工業會談”遭穿小鞋的尷尬。不過,嚴謹慎勤勉的作風和作為“救災將軍”的豐富應急指揮經驗,使其在馬、蔡時代均受重用。蔡英文更看重的是嚴軍中的經驗人脈,可以便利蔡的軍務革新。在蔡一年多的外事與兩岸佈局之後,未來臺灣“安全機構”體系的重點將逐漸轉向軍事,如防務自主、本土安全、反恐救災和軍事改革等。據臺媒《新新聞》報道稱,嚴德發任“咨委”期間,已經越過馮世寬尋找舊部研擬和處理臺軍的“軍事革新”,其具體計劃將不久見分曉。

  二是以嚴代吳,維持英係與各方勢力的“複雜均衡”。

  蔡英文“安全機構”團隊並非鐵板一塊。其欽點的兩位“副秘書長”襄助疏于政治的吳、嚴,其中,陳俊麟是扁、蔡時期的民調專家和救火隊員,責在危機預警管控及強化蔡當局在軍、情、特領域的縱深;陳文政長于防務,是蔡“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機艦自造”的理念來源。兩人是為蔡打天下的功臣,但也是邱義仁門徒、新係人馬,陳文政還曾與馮世寬發生軍權人事糾葛而散佈“馮世寬下臺”輿論,成為派系撬動“英全團隊”的杠桿。

  因此,蔡英文必須在與新係和軍係的制衡與妥協中小心拿捏競合關係,防止走火、失控,需要嚴德發、李喜明這樣與綠營頗無瓜葛而對蔡效忠的將領作為與新係“雞兔同籠”的平衡砝碼;也要維持各軍種的勢力均衡,防止任性率為的馮世寬尾大不掉。

  三是繼續調整“安全機構”架構,維繫蔡個人主導權。

  為了制衡新係,蔡英文拒絕了啟用“永遠的秘書長”邱義仁的誘惑,選擇了政治根基不深的嚴德發。按照綠營説法,蔡對邱既有“師長般的依賴”,也有深深的忌憚。邱當年大搞“烽火外交”、“割頭外交”,“3?19謎案”的“神秘微笑”更改寫了臺灣歷史。有樣心機深沉、爭議纏身、強勢難馴的“秘書長”在側,並不利於蔡英文目前對外求穩的姿態。

  因此,無論是外事、兩岸、情報還是軍事,蔡英文均起用專業技術官僚作為各條線負責人,由自己橫向總攬戰略決策權。吳釗燮此前負責的外事部分或跟隨其職務調整而移動,與蔡“親美日遠大陸”理念一致的新任“國安會副秘書長”、學者蔡明彥做二軌輔助;軍務由嚴德發及“二陳”分工;在被蔡視為“特區”的兩岸政策上,其最倚賴的是“國安會咨委”傅棟成和蔡辦主任詹志宏等陸委會舊部,這兩人是“小三通”、“兩岸直航”、“維持現狀”的操刀手。蔡在深綠壓力下,仍希望維持其兩岸政策的延續性和主導權。

  臺灣“安全機構”系統調整的內在矛盾

  一是仍試圖維持“沒有九二共識的現狀”,但強化對大陸的軍事防範。

  蔡在“安全機構”團隊的門面位置上沒有啟用邱義仁等指標性人物,仍多以老藍男等相對“色彩溫和”的面孔為主。這説明蔡不甘被深綠綁架成為“麻煩製造者”,仍望穩住大陸和美國。但在蔡“臺獨”立場越發明晰、兩岸軍事實力對比“失衡”情況下,蔡對臺灣“安全機構”的需求是希望由專業人士主導強化“以武拒統”,因此回到了兩岸軍事對峙時期,用軍人而非文人任“秘書長”的路線。

  二是“功能性”調整有礙于其系統整合及決策品質。

  蔡在“安全機構”人事上再次體現了其小圈子用人和“亂點鴛鴦譜”等不得章法之處。

  其一,由於蔡對綠營派系的隔閡,有其“自己人同心圓”的用人視野,和“大小姐的心理安全感與利便”,因此更多選用吳釗燮、嚴德發這樣勤勉有餘、洞見不足的“yesman”,因而陷入一葉障目而一意孤行的偏執,和盲目樂觀卻遇事神隱的偏狹。

  其二,綠營好牌屈指可數,蔡只能用備胎補備胎,破壞既有人事和決策制度,因人定事而非因職定人。如此改組後,吳時期“國安會”管理鬆散、多頭並行的局面恐難扭轉,各業務口之間的分工協調將更繁雜,這是蔡慣於拋開制度指揮政策的必然結果。(作者:劉匡宇,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李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