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丘逢甲與辛亥革命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丘逢甲對辛亥革命的貢獻的確是多方面的、傑出的，理應得到充分肯定和後代的景仰、褒揚。

　　2、考察丘逢甲辛亥革命時期的教育活動，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始終是圍繞著“救國”、“強國”和“復土雪恥”這一根本主旨而推進的，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強烈的政治目的。故而，丘逢甲從事教育，不僅堅持以“有用之學”培養、教育青年；而且格外注重激發和保護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引導他們關心國家民族前途命運，樹立“為國為民犧牲”的遠大抱負和高尚情操。這樣丘逢甲的教育實踐和他所創辦的新式學堂，就不僅為民主革命潮流的興起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掃清思想障礙的積極作用，而且在客觀上成為培養、哺育民主革命志士的溫床。特便是丘逢甲晚年政治立場轉而傾向、支援革命之後，其所主持的學堂更成為革命黨人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

　　3、晚年由贊助維新改良轉而傾向、支援民主革命，乃至投身革命洪流，這是丘逢甲愛國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質的飛躍，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轉變，同時也是他生命史上難能可貴的一頁。回顧丘逢甲走過的人生歷程，不能不説：他之所以能夠實現如此重大的轉變，不是偶然的，這是他畢生奮鬥、不知疲倦地尋找救國救民真理、順應時代潮流不斷前進的結果。一句話，是一個真誠的、無私無畏的愛國者的必然歸宿。從這一角度而言，丘逢甲在近代中國數不清的愛國人物中，具有典型意義。

　　4、誠然，丘逢甲思想政治立場轉變也有其不徹底的一面。他十分痛恨清王朝的腐敗賣國，同情支援革命，愛護革命青年，甚至不顧個人安危保護革命青年，把祖國獨立富強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但又不願看到革命發生變亂，致使地方糜爛，百姓遭殃，更擔心革命遭致列強的干涉瓜分。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對革命黨人屢屢發動武裝起義，堅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很不理解，持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例如，早于一九00年前後他曾説過：“內亂吾不與，外患吾不避”；在一九0九年之前的個別詩作中，丘逢甲對革命黨人武裝起義的錯誤認識也偶有表露（如《戊申廣州五月五日作》、《寄悼丘孟卿》等）（50）；直到一九一0年，他還對人説：“革命能和平成功最佳，不得已而有破壞屠殺亦不可過當。蓋我國今日大患不在滿清乃在東西列強，若因破壞屠殺而毀國脈元氣，將益啟列強侵略”。（51）丘逢甲思想的這一局限性，決定了他未能更早地投身到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本來可能做出的更多更大的貢獻。（徐博東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