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丘逢甲與辛亥革命
二、同情支援革命 暗護革命黨人
1、思想政治立場的轉變
如前所述,貫穿丘逢甲畢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國”,但就其政治立場而言,一九0九年前後則有明顯變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屬於立憲派。誠如其摯友丘復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於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説:“海內最先倡言立憲,此身亦居其一。”(19)事實亦確實如此。
全面評價清末立憲派並非本文主題,這裡筆者只想指出,立憲派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勢力。同是立憲派,但由於個人經歷和所處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同,對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態度卻有明顯的區別。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黨,曾經得到過朝廷的重用,領受過當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圖報;也不若資産階級上層政治代表、國內立憲派頭面人物張騫等人,與封建勢力有密切聯繫,需要維護自己的政治經濟特權與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內心,唯有朝廷割棄故土臺灣的切膚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儘管其主張“保皇”、贊成“立憲”,但並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國事日非、列強進逼而又報國無門的情況下,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感染而逐步改變其政治立場,轉而同情支援革命。
考查辛亥時期的丘逢甲,情況正是這樣。
一九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帝國主義轉而採取所謂“保全主義”政策,繼續扶植清王朝作為他們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變有形瓜分為無形瓜分。而清王朝則對帝國主義允許它繼續充當走狗而感激涕零,聲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辛醜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清廷業已徹底投靠帝國主義,成為貨真價實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
對於清王朝的認賊作父、昏聵無恥,丘逢甲極為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瑤》這首長詩中,他以辛辣的筆觸對清廷進行無情的鞭撻和諷刺:“四千年中中國史,咄咄怪事寧有此!”、“伺人怒喜為怒喜,不知國仇況國恥。素衣豆粥哀痛詔,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來,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敗透頂,人心喪盡。在另一首長詩《汕頭海關歌》中,丘逢甲則歷數了汕頭海關大權旁落、洋貨充斥中國市場、民族工商業備受摧殘以及帝國主義掠賣華工等種種慘狀,憤怒譴責了清王朝喪權辱國、腐敗無能的醜行。
面對列強的進逼、朝政日趨昏濁的現實,丘逢甲開始認識到僅憑少數志士仁人的奮鬥已無補時艱。在這一時期的許多詩作如《晨起所見》、《汕頭海關歌》、《東山感春詩》中,都表達了他喚醒民眾、團結禦侮的可貴見解,説明丘逢甲的反帝愛國思想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發展和可喜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進化論思想較前有了新的表露:“競爭世界論天演,此去閩中大有人。喚起群龍聽梵唱,諸天同轉法王輪。”(《重送王曉滄次前韻》)這種認識使他激發起天道輪迴、世道變遷的思想火花,從內心深處萌生出嚮往自由、民主的新社會的思想幼芽(見《次韻答維卿師》、《送謝四東歸》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寫的一篇銘文中,丘逢甲嚮往自由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芽蘗則表露得格外明顯:“……嗟乎!自秦漢專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謂官者,以無限之權偃然民上,于士無所謂禮也,於民無所謂教也,束縛之而已;既愚其民,復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氣為事。為士者亦務相竟為俗學以自愚,不復知有聖賢之義,臨小小利害,輒動色相戒,雖君父之難,或棄不顧,不以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為者,且群誹而眾咻之,必敗其成而後已。士愚如此,何論乎民,其惑邪説而日為無理之爭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謂文明先進國者,乃今鄙為半開之國。賢者處此,上屈于專制之政,下撓于半開之俗,夫何能為?然卒不以自餒而自沮者,何也?義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動也……。”(20)
上述情況表明,庚辛之後,儘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國方案仍然是“興學育才、啟發民智”,但從思想深處的變化趨向來看,他與康梁保皇派已有相當距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變化日益明顯,一九0三年以後,丘逢甲漸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現。例如,一九0三年嶺東同文學堂學生響應上海愛國學社鼓吹革命風潮,革命文字見諸國文課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為之辯護説:“此天賦人民思想、言論之自由權。”(21)
丘逢甲一向關心國事,注意研讀報章,同社會各界人士接觸廣泛,特別是到省垣任職後,置身於廣州這樣一個當時中國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因而對社會思潮的更替和人心向背的變化以及對清廷腐敗政治的現實,較之在潮嘉地區辦學時期有了更深切的體察和認識。無疑,這加速了他思想政治立場的轉變。一九0六年冬末,丘逢甲曾對人説:“至保皇之説,非不穩健,但時機已過,人心已去清室,康有為等無能為矣!”並斷言:“清室不出十載必亡,但非革命軍攻陷北京,而為各省獨立使之自倒。”(22)這表明,此時的丘逢甲已把他的政治目光投向了新興的政治力量,對康梁的維新保皇事業已頗表懷疑。
庚辛之後,廣東城鄉中不滿現狀的愛國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紛紛奔赴省城或到國外求學,如饑似渴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愈來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投身於反清革命。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格與才華,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態度,故而到廣州後紛紛拜見丘逢甲,並得到他的呵護與提攜。據《丙午日記》記載,僅一九0六年十月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他會見青年學生或與留日學生書信往來就不下七、八起之多。
一九0六年以後,隨著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斷高漲,丘逢甲與革命黨人的接觸愈加頻繁密切。據其子丘琮説:“保皇黨人與同盟會幹部和我父親都有往來,不過,戊戌前後和保皇黨人接觸較多,而戊申前後則與同盟會發生深切關係了。”(23)資料顯示,當時與丘逢甲“深相結納”的著名革命黨人至少有鄒魯、姚雨平、謝逸橋、謝良牧、朱執信、陳炯明、林修明、李次溫、黃慕松、鄧鏗、林雲陔、溫翀遠、林震、古應芬、高劍父、高奇峰、趙聲、饒景華、葉楚傖、梁千仞等數十人。其中不少人更與丘逢甲有“師生之誼”。丘逢甲甚至把自己的次女丘琰許配給林震,另一女許配給饒景華之子。
如此眾多的革命青年與丘逢甲保持經常的、密切的來往,他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熱情時時給丘逢甲以無形的啟迪與感染;從他們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時代的曙光。大約在一九0九年前後,丘逢甲的基本政治立場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由一個支援改良的維新立憲派,轉變成為支援、贊助革命的民主革命派的朋友。一九0九年秋,丘逢甲在一首《秋懷》詩中這樣寫道:“滿目洪荒治已遲,誰教天展九年期?玄黃大化無今古,風雨神山有合離,四海畢消蛟蜃氣,九天同拜虎龍姿。書生自作華胥夢,千載何妨此一時。”(24)這首詩的政治意向很清楚:在丘逢甲看來,革命洪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清廷氣數已盡,不可救藥,無論它如何變換花招,也無法挽回其滅頂之災,一個嶄新的政權必將出現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他要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自己多年來“復土雪恥”的夢想。
2、掩護、支援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場的轉變不僅表現在思想言論上,更體現在行動上。在廣州任職期間,他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與粵省地方上層的特殊關係,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黨人,掩護、支援甚至配合他們的革命活動,並在他們遭遇危難的時刻,不顧個人安危,盡力營救、保護了一大批革命黨人。例如:
一九0七年五月黃岡起義失敗後,粵省當局企圖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實行嚴厲鎮壓。丘逢甲聞訊,急忙從中斡旋,以“防止株連、避免事態擴展”為由,極力對當局加以勸阻,致使一批革命黨人得以脫逃,倖免于難。(25)
一九0八年,梅縣鬆口發生進步學潮,兩廣總督張人駿企圖藉機鎮壓鬆口革命黨人,並奏請停辦全梅學校。丘逢甲獲悉,親往張的住所,説明鬆口是有名的華僑之鄉,若採取嚴厲措施,影響華僑利益,勢必釀成不良後果,務請其三思而後行。張人駿聽從了丘逢甲的勸告,防止了事態的蔓延,使鬆口革命黨人得到保護。
一九0九年,嘉應州牧鄒某拘捕了一批進步學紳,丘逢甲又“致過家門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設法營救”。(26)
一九0九秋冬,兩廣方言學堂新任監督隗文雲,無理將一名深受學生愛戴的進步教員孟聰解聘,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進步學潮,停課長達三個多月,釀成僵局。該校五00名學生整隊集合,前往總督衙門請願,一致擁戴丘逢甲繼任該校監督。迫於壓力,兼任兩廣總督的廣州將軍曾祺不得不將隗文雲撤職,並接受學生的要求,改派丘逢甲繼任。事後當局開會討論善後處理辦法,有人主張各班班長及請願代表革除或記過,“以儆效尤”。丘逢甲據理力爭,説:“學生應懲處,則監督不應撤職;監督既撤職,則學生不應懲處!”結果沒有一個進步學生受到處分。(27)
一九0九年十月丘逢甲當選咨議局副議長後,立即延攬革命黨人古應芬擔任咨議局書記長、鄒魯為書記。爾後,又聘請鄒魯為方言學堂教員;不久,革命黨人朱執信因涉嫌革命被廣州法政學堂解聘,“因為丘先生喜歡革命黨人”,鄒魯又向丘逢甲推薦,把朱執信聘請到方言學堂任教。(28)於是,朱、鄒二人利用在方言學堂任教的便利條件,向青年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秘密發展同盟會組織。(29)與此同時,鄒魯、古應芬和隱藏在咨議局的議員陳炯明,則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從事秘密革命活動。這樣,廣東咨議局和兩廣方言學堂,事實上就成了當時廣東革命黨人秘密活動的兩個重要據點。而假如沒有丘逢甲的從中掩護,乃是不可想像之事。
一九一0年二月,陳炯明、鄒魯秘密參與了由趙聲、倪映典組織發動的廣州新軍起義,被廣東巡警道王秉恩查獲。王某攜帶名單到咨議局企圖拘捕陳、鄒二人。丘逢甲正色曰:“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是革命黨,那麼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二人的話,請先從我捉起!”(30)在丘逢甲的庇護下,陳、鄒二人才安然無恙,未遭當局拘捕。
在咨議局內部,陳炯明、鄒魯等人還在丘逢甲的支援和配合下與封建反動勢力進行合法鬥爭,興利除弊、揭露清王朝的腐敗政治,起到了團結、教育民眾,激發民主意識和促進民主革命潮流前進的積極作用。其中較為典型的事例,是“禁賭”和“振興女子小學”兩案的通過。
“禁賭案”:清末廣東賭風極盛,在當局“開禁籌餉”罪惡政策的刺激下,更日趨猖獗氾濫,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粵人對此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禁賭。丘逢甲執掌咨議局後,遂于陳炯明、鄒魯等人計議,力主禁賭,並於一九一0年十月咨議局第二次年會上,作出了《廣東禁賭請電奏定期實行案》,要求粵督據情代奏。但咨議局中靠承包賭餉發家的議員蘇秉樞,卻在粵省當局的庇護下有恃無恐,公然于當年的十一月九日在咨議局提出議案,請求允許其所屬的安榮公司開設新的賭項——鋪票賭博,並得到許多被他重金收買的議員的支援,從而引發咨議局內部的劇烈爭論。雙方爭執不下,只好付諸表決。表決結果,五十多名出席議員中,只有二十人投“可”票贊成禁賭,其餘均投“否”票反對。
不料,投票時擔任書記的鄒魯當晚便將咨議局開會情形及全體投“可”、“否”票議員的名單整理成文,送交報館公開發表,並同時提出辭職。有人擔心鄒魯此舉會鬧出亂子,請丘逢甲出面勸阻。丘逢甲卻説:“海濱(即鄒魯)這樣做是對的!”接著古應芬也提出辭職,繼而丘逢甲率全體投“可”票議員也提出辭職,從而引發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廣州全城激憤,一致聲討投“否”票議員,有人還把投“否”票議員的名單張貼在城門上示眾。迫於輿論壓力,投“否”票的議員也不得不宣佈“集體辭職”。
為防止事態擴大,清廷急忙下令“查辦”。結果將兩廣總督袁樹勳開缺,改調廣西巡撫張鳴岐繼任,並准許投“否”票議員辭職,而投“可”票議員則一律“慰留”,古應芬、鄒魯仍回書記處任職。(31)這樣,才平息了這場持續數月之久的政治風波。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粵省當局通令全省一律禁賭,廣州人民奔相走告,紛紛“慶祝巡遊,頗為熱鬧”。此後“雖然私賭還未完全禁絕,但公開的聚賭確是偃旗息鼓。”(32)
《振興女子小學案》:丘逢甲出掌咨議局期間,僅在振興廣東教育事業方面通過的議案就多達九宗,其中尤以《振興女子小學》一案至為重要。總所週知,婦女在封建制度下完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備受歧視。直到一九0三年,清廷頒布《奏定章程》(即《癸卯學制》)中,仍公然規定排斥女子教育。丘逢甲對此頗為反感。他一向提倡男女平等,女子應受教育。認為中國婦女人數過半,她們受教育的程度和體質的強弱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故而一九0九年丘逢甲任職咨議局後,即由其主持通過了陳炯明提出的《振興女子小學》議案。該議案公開與清廷大唱反調,提出:“凡府及直隸州均設女子師範一所,並附設初等女子小學;某州縣不能設立師範者,亦必先設女子小學為倡。至已設女子小學一時教員難得者,不必拘定女師,即暫延男師者亦可。”(33)該議案的通過,對促進廣東女學的發展和婦女解放運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與當時在全國蓬勃興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相呼應。
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大批革命黨人壯烈犧牲,廣州全城戒嚴,到處搜捕革命黨人。數十名革命黨人越墻進入丘逢甲的住所——丘家祠藏匿起來。剛從鄉下料理完父親喪事返城的丘逢甲見此情形,安慰躲藏在自己寓所中的革命黨人説:“爾等投生也,此間較為安全。”(34)隨後他趕往總督衙門,力勸張鳴岐解除城禁,致使許多革命黨人得以安全撤離廣州。鄒魯回憶説:起義失敗後,“過了幾天,丘先生由鄉間趕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説:‘你和競存(即陳炯明)參與此次起義的證據已被清吏搜獲,競存已走,你也應該立即避開這裡!’於是我便決定出奔。”(35)
黃花崗起義前半個多月,革命黨人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事件發生後,嘉應劣紳密控汕頭《中華新報》為革命黨淵藪,與溫生才關係尤深,要求嚴辦。張鳴岐素悉丘逢甲與《中華新報》往來密切,礙于丘逢甲情面,更慮于深究下去會牽連到自己,故接獲控狀後僅密令封禁該報了事,並未拘捕有關人士。親友們都為丘逢甲捏了一把汗,有人出面勸告丘逢甲説:“禍至無日矣,甚矣先生之愛友也!雖盡友道,與己何益?假使從學務公所即入岑春煊幕中,勿預聞鄉友事,豈患權位不如張鳴岐?”丘逢甲笑曰:“余不作是想,倘余不從工部告歸,詎不早如岑春煊乎!”(36)
就這樣,丘逢甲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政治聲望和與粵省大吏的特殊關係,安插、重用和保護了大批革命黨人,為革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丘逢甲辛亥革命期間在這方面的突出貢獻,也理應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