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丘逢甲與辛亥革命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丘逢甲故居揭幕掛牌儀式。(蕉嶺縣博物館 賴文光 攝)
海峽兩岸出版的丘逢甲研究及文學著作（2011年4月14日） 003
丘逢甲先生親自創辦的創兆學校
近代臺灣省籍著名抗日誌士、進步教育家和愛國詩人丘逢甲，又名倉海，字仙根，號蟄仙，又號仲閼，一八六四年出生於臺灣苗栗銅鑼灣，長後移居彰化縣（現臺中縣）。一八九五年抗日護臺事敗後內渡大陸，定居於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一九一二年因病辭世。
丘逢甲短促的一生雖然只有四十九個春秋，但卻身歷了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而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中，正值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歷史大變革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在這場偉大變革中，丘逢甲與時俱進，奮鬥不息，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給自己的生命史劃上了一個圓滿而光輝的句號。今年適逢辛亥百年，謹於此文緬懷丘逢甲先生。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文擬對其主要事跡依歷史發展脈絡做一概括的梳理和粗淺的評析。
一、教育救國 培育英才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貢獻，並不在於他是否曾投身於反清武裝起義刀光劍影的火熱戰場，而首先是他銳意新學，通過其教育救國的艱苦實踐，啟發民智，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識、新觀念而又具有愛國思想的先進青年。這些青年由愛國進而走上革命，成為孫中山先生在嶺南地區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的重要骨幹。
考查丘逢甲的生平志跡，不難發現，“教育救國”始終是貫穿其畢生的思想主流。早年在臺灣，他就十分重視鄉梓教育；乙未反割臺鬥爭失敗內渡大陸後，丘逢甲痛定思痛，愈加積極地投身於“教育救國”活動。戊戌維新前後，他在潮汕地區曾先後受聘擔任潮州韓山書院、潮陽東山書院和澄海景韓書院的主講，努力以維新思想啟發教育青年；百日維新失敗後，丘逢甲仍毫不動搖，堅決主張廢除八股，改革陳腐的教育制度。及至一八九九年秋冬，他毅然辭去書院的教職，克服重重困難，獨立創辦新式學堂，開始了他教育救國的新實踐。在以後的十年時間裏，丘逢甲先後在潮、嘉、穗等地創辦或主持過多所新式學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教育救國”事業。其主要活動有：
1、創辦“嶺東同文學堂”
該學堂創辦于一八九九年秋冬，“初擬在汕頭開辦”，後決定設在郡城潮州。一九0一年春又將校址遷往汕頭，地點在外馬路原汕頭紳商集資興建的“同慶善堂”舊址。（1）丘逢甲自任監督（校長）。這是丘逢甲獨立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同時也是潮汕地區出現的第一所新式學堂，意義重大。
關於創辦該學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中説得很清楚：“國何以強？其民之智強之也；國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烏乎判？視其學之有用無用判之也。”他認為，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正是“以學強其國”，“以有用之學傲我”；而我國卻“乃群然習為無用之學”，“鄙棄西學不屑道，或僅習其皮毛，於是遂馴致貧弱，而幾危亡。”丘逢甲公開申明：“我潮同志深慨中國之弱由於不學也，故思強中國必以興起人才為先；興起人才必以廣開學堂為本，爰忘綿薄，廣呼同類，擬創設嶺東同文學堂。”（2）
關於教學內容，《嶺東同文學堂教程》規定：除一般文史課程外，還開設格致（物理）、化學、生理衛生、算學等西方引進的自然科學。其中尤重算學，因為“算學所用最廣，天文、地理、曆律、兵法、制器、一切測量之法、繪圖之法，莫根于算。”（3）該學堂特別重視外語，尤重日語，因為“西學條目繁，時乎已迫，求其速，不能不先借徑東文”，“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學不能有成。東文則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學習。西人有用之書，東人皆已譯之，能讀東文，即不啻能讀西文也。”（4）此外，還特設“兵式體操課”，練習實彈射擊，以期增強學生的體質和實際本領，準備將來擔當重任。這些課程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是在舊式書院聞所未聞不可能學到的新知識、新技能。
在教學方法上，嶺東同文學堂也與舊式書院完全不同。它因材施教，提倡自學、討論，意在活躍學術氣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規定：“本學堂分班教授。而學生外另設一班，曰講習班，凡未為學生而願與本學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掛號，時到堂中，研究一切。”“所出之題，皆淺而易解者”，“每日課程但隨所看之書有不能盡解者，可相質問。”“諸生遇有各門疑義，準其問于師長。”（5）
其時，中國的科舉舊制尚未廢棄，丘逢甲就能提出並努力實踐如此進步的教育思想，實屬難能可貴。
嶺東同文學堂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汕頭，很快便聞名粵東，有志青年紛紛慕名投考，幾年之間培養出了一批愛國熱血青年。這些青年與舊式書院出來的書獃子截然不同，不僅具有新知識、新技能，而且思想活躍、關心國事、積極投身於愛國運動。不少青年更由愛國進而走上革命道路，“十餘年來，嶺東民氣蓬勃發展，國民軍起，凡光復郡縣，莫不有嶺東人參與其間，皆此校倡導之力。”（6）
2、倡導、鼓勵青年出國留學
丘逢甲不僅積極創辦新學，同時還勉勵有條件的青年學生赴東西洋留學，尤其鼓勵他們留學日本。他説：“各國教育設施迥非吾國所能企及”；“日本，吾國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學術勝爾。欲復仇而不求其學，何濟？”（7）為此，他親自出面做學生親屬的工作，幫助他們解決赴日留學的經費問題。（8）在丘逢甲等人的積極倡導鼓勵下，“當時嶺東留學日本者，達數十人。”（9）重要的是，這些青年到日本後，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紛紛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一九0五年八月，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時，嶺東同文學堂出身的留日學生大多參加了同盟會。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劉維濤等人還被推舉為同盟會的重要幹部，成為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的得力助手。
3、創辦族學和師範學校
一九0四年四月丘逢甲返回家鄉鎮平，將其主要精力轉向興辦師範學校，以解決當時發展新式小學教育亟待解決的師資嚴重缺乏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族學，開啟民智取得了很大成績。
在丘逢甲的奔走操持下，一九0四年秋，鎮平縣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專門培養小學師資的師範學校——“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正式招生開課。與此同時，他又在本鄉（現文福鄉）設立“自強社課”，親自輔導族中青少年學習文化。為此，丘逢甲極盡辛勞，廢寢忘食，常常“雞鳴不寐，不一載而社中子弟在縣科各考中均嶄然露頭角。”（10）
是年冬，丘逢甲又倡用鄉間各宗族的族田收入，分別在鎮平城東的東山和文福鄉員山創辦了兩所族學堂，名“創兆學堂”。利用鄉間族田收入興辦族學，在粵東地區丘逢甲是首創者。用這種辦法辦學，大大減輕了貧苦農家子弟入學的經濟負擔，有助於儘快發展農村新式小學教育，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一種十分高明的辦法。此後粵東各地紛紛傚法，成效顯著。
從一九0五年開始，丘逢甲還遴派宗人子弟前往江西尋鄔、福建上杭、武平、鄰之嘉應、興寧、長樂（今五華）、平遠等地協助辦學。他自己則四處奔波，親往上述各縣勸辦新學。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的學生畢業後，被分派到各地，成為辦學的骨幹。由此，嶺東地區辦學風氣大盛，幾年之間新辦學校達近百所之多。近百年來，由於興梅地區文教發達，英才輩出，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貢獻。
4、任職省垣、政教兼預
由於丘逢甲在潮嘉地區興學育才成績卓著、聲名遠播，一九0六年夏，兩廣總督岑春煊禮聘其赴省垣廣州，出任兩廣學務公所議紳兼惠、潮、嘉視學員（11），旋任廣州府中學堂監督。由此，丘逢甲的“教育救國”活動重心轉向省垣。此後他先後擔任過廣東省教育會會長（12）、廣東省咨議局議員、副議長兼兩廣總督公署議紳、兩廣方言學堂監督等職。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丘逢甲一直都在省垣任職，政教兼預，在粵省社會政治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嶺南地區有相當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進步教育活動家。
丘逢甲在省垣任職之初，科舉舊制剛剛廢除，廣東和全國各地一樣，普遍掀起興辦新學的熱潮，隨之也就出現許多糾紛（即所謂“學案”），當局常常要徵詢丘逢甲的處理意見。對這類棘手事務，丘逢甲從不推辭，為發展教育事業，他力任艱巨，遇事“剖情析理，持正建言”，即使得罪地方劣紳，也在所不顧。例如，嘉應州丙村三堡學堂監督江秉乾，為與舊紳爭丙市公局及雜捐作為校舍和辦學經費，從一九0五年始至一九0九年，雙方爭執達五年之久，江竟被劣紳誣指為“劫盜”而橫遭迫害。丘逢甲始終都主持公道，為江仗義執言。有人好心勸丘逢甲説：“此案乃保安總局局紳黃某所為，黃為遵憲（即黃遵憲）介弟，故州牧右之，惠潮嘉道亦右之。先生與江非親非故，何必如此？”丘逢甲義正辭嚴道：“然則新學萌芽，任受摧折，亦坐視不救耶？公度（即黃遵憲）讀書破萬卷，交遊遍四海，豈有庇一弟以誤一州者哉！”（13）最後，江秉乾的不白之冤得以洗雪。
除辦理各種“學案”外，丘逢甲對於潮嘉地區的辦學事宜也十分關心。從丘逢甲《丙午日記》中可以看到，嶺東同文學堂函詢中學堂開辦之法，興寧、平遠學界請教興學育才的措施等等，丘逢甲收到函件後，均一一詳細函覆，給予熱情週到的幫助。
丘逢甲對青年學生一向要求十分嚴格。早在他擔任嶺東同文學堂監督時，就“堂規綦嚴，學生作息均按時鳴鐘吹號，不稍逾越。”（14）到省城出任廣府中學堂監督後，更以“整肅嚴明”而著稱，學部徐視學來粵省視察，廣府中學堂被其“評為廣東第一，謂是以兵法管教者。”（15）一年暑假，丘逢甲自省城返鄉，“道經鎮平中學駐宿，聞學生喧囂，即召集嚴切訓誨，校風為之肅然。”（16）丘逢甲管教學生雖嚴，但並非一味採取壓制手段，而是以思想啟發為主。他的學生、老同盟會員李次溫回憶説：“當時鄉先輩教導後進多務壓抑而使就範”，唯丘先生“務提起後進意志，使之自重自奮，樂而向上。”（17）正因如此，丘逢甲在粵省教育界有很高的聲望，其門生弟子日後成才者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