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否定一個中國原則，等于選擇“戰爭”

　　北京“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臺方針，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提出並正式實施以來，二十年過去了，海峽兩岸同胞都已習慣于過和平安穩的日子，以為戰爭已然成為歷史，和平乃是天經地義的常態，很少有人會體認到兩岸的內戰狀態實際上並未結束；更少有人去思考過這種和平得以維持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事實上，這二十年的臺海和平之所以得以維持是有條件的、有前提的。這個條件和前提不是別的，那就是海峽兩岸都承認“一個中國”，兩岸人民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兩岸當局都承諾要致力于未來“中國的統一”。臺灣方面1991年制訂的《國家統一綱領》，和兩岸兩會 1992年達成的“一中共識”，均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正因為存在這一前提條件，兩岸才構築起了和平的基礎和框架，北京方面也才始終堅持“和平統一”的政策，汪辜會晤和兩會一係列的事務性協商談判才得以進行。因此，平心而論，這二十年的臺海和平，兩岸雙方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貢獻，都承擔了應有的責任和義務，並非只是北京的功勞。 

　　然而遺憾的是，在李登輝主政後期，臺灣方面卻逐漸背離了一個中國原則。1994年李登輝與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1995年李登輝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演講，公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北京方面曾一再提出嚴重警告，甚至不惜以軍事演習和導彈試射來表達捍衛“一中原則”的決心和能力，但李登輝卻置若罔聞，堅持“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在危險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及至1999年7月9日，公然拋出“兩國論”，徹底暴露了他分裂主義的真面目。臺海和平的基礎遭到了臺北當局單方面的粗暴踐踏和破壞，這也就是何以在李登輝主政後期，兩會對話談判數度中斷擱淺，兩岸關係日趨緊張惡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說法，說是李登輝搞臺獨“是被中共逼出來的”。誠然，北京與李登輝打交道十多年，的確有不少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和反省，但至于說李登輝搞臺獨是被中共“逼”出來的，則未免不顧事實。只須回顧一下十多年來兩岸關係演變發展的曲折歷程，人們便不難發現，每一次兩岸關係的緊張，無一例外都是李登輝主動出招挑戰“一中原則”在前，北京則是為維護“一中原則”而被動反彈在後，怎麼可以倒因為果，說李登輝搞臺獨是被中共“逼”出來的呢？再說，李登輝下臺之後退而不休，迫不及待地公開跳出來和死硬臺獨分子金美玲、彭明敏之流沆瀣一氣，變本加厲地從事臺獨活動，那麼請問這又是被誰“逼”出來的呢？“景陽崗上的老虎，你打它要吃人，不打它也要吃人”（毛澤東語），李登輝搞臺獨，乃是其本性使然，不讓他搞也難。近年來李登輝相繼推出的幾本書，已經把他仇視中國、追求“臺獨”的心跡表露無遺，難怪他主政期間講了 一百三十多次“反臺獨”的假話沒有多少人相信。坦白地說，李登輝的分裂行經，假若不是遭到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彈和海內外同胞的同聲譴責，以及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而不得不有所收斂的話，那麼海峽兩岸恐怕早已是戰火熊熊、後果不堪設想了！當然，中國的統一或許也早已在兩岸同胞付出慘痛代價之後就此達成。因此，從這一角度而言，李登輝“急獨派”其實才是真正的“急統派”，——是迫使北京不得不調整和平統一方針，採取斷然措施，以武力完成國家統一的“急統派”。

　　時序進入2000年，臺灣政權終于在李登輝的強力主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從國民黨手中“和平轉移”給了主張臺獨的民進黨。阿扁上臺執政後，面對一觸即發的臺海危機，為穩住陣腳，他採取所謂“以柔弱勝剛強”的策略，表面上一改以往李登輝對大陸的強硬姿態，頻頻向北京示好，釋出種種所謂“善意”和“誠意”，但骨子里卻堅守“臺獨”立場毫不動搖。執政一年多了，至今不僅拒不接受“一中原則”，否認“92共識”，聲稱“統一並非唯一選項”，甚至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推行只做不說的李登輝“兩國論”路線。致使兩岸僵局無解，互信蕩然無存，和平統一的基礎進一步坍塌，臺海上空的戰爭陰霾愈聚愈濃，有識之士為此而憂心如焚。然而阿扁卻自以為得計，在他執政一周年的感言中聲稱，他的大陸政策“雖沒有得分但也沒有失分”，並把所謂“兩岸關係的穩定”說成是他執政一年來的“主要政績”之一，表示“令人非常欣慰”。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更認為，“時間站在臺灣一邊，中共願意談很好，不談也無所謂”。嗚乎！這就是民進黨和陳水扁極其危險的“兩岸觀”。

　　看來阿扁和民進黨過于自信，他們並不真正了解，對于民進黨這樣一個標舉“臺獨”黨綱的政黨，和阿扁這樣一個長期從事“臺獨”活動的人，一旦奪取臺灣政權上臺執政，北京方面究竟作何感受；同時，對于臺灣政局的這種劇變，究竟會對兩岸關係造成何種程度的衝擊和影響，顯然也缺乏足夠的估計和認識。

　　無庸諱言，2000年3月臺灣大選，北京最不願意看到的正是主張“臺獨”的阿扁勝選和民進黨的上臺。這種選舉結果，對于近幾年來一直致力于領導全球華人進行“反分裂、反臺獨”鬥爭的北京而言，無疑是一種失敗；而失敗過後所陡然產生出來的那種無奈感與挫折感便可想而知；而這種無奈感和挫折感在很短的時間內更轉化為早日解決臺灣問題的危機感和緊迫感。百感交集的北京高層雖然出于種種因素的考量，很快作出了對阿扁“聽其言，觀其行”的因應對策，給了阿扁一個寶貴的“觀察期”，也即政策調整的時間和空間。但實際上在大陸內部，無論是政府涉臺工作部門抑或臺灣研究界，要不要全面檢討乃至調整業已貫徹執行了二十年之久的“和平統一”方針，一時間已然成為無可回避的熱門話題和爭論的焦點。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阿扁和民進黨執政當局堅守“臺獨”立場、拒絕調整政策的僵硬態度日趨明朗化之後，坦白地說，這種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道理至明：既然臺北新政府堅持拒不承認“一中原則”，否定“92共識”，試圖打破兩岸關係原有的基本框架而重新建構所謂兩岸為“國與國”關係的新的框架，那麼，實際上就是臺灣方面要改變對自己原有的定位和國家的認同。換句話說，臺北當局意圖單方面推翻兩岸的遊戲規則，取消“和平統一”的必要前提條件，在兩岸戰爭與和平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自覺不自覺地、愚蠢地選擇了“戰爭”。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面對這種劇變，堅持國家必須統一的北京，也就不得不相應地作出自己新的選擇，調整自己的國家統一政策——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除非臺北方面有一天猛然醒悟，改弦更張，浪子回頭！

    （來源：華夏經緯網；作者：徐博東）

    　　　　　　　　　　　　　　　　　　　　　　　　　　　　　　編輯：李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