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遠：日臺關係正在發生重要變化

　　在人們的印象中和事實上，日臺關係及其影響遠不如美臺關係及其影響重要。最基本的原因當然是，無論在總體上還是在臺灣問題上，日本的重要性都遠遜于美國。

　　但還有一個原因不容忽視，就是美臺關係從來都以雙方現實的戰略利益為基礎，而日臺關係則在很大程度上以所謂的歷史情結為基礎，即以臺灣的親日分子、“皇民化”情緒嚴重者的所謂“日本情結”，以及日本的親臺反華分子的所謂“臺灣情結”為基礎。毫無疑問，以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的關係肯定比以歷史情結為基礎的關係更重要，也更引人注目。

　　日臺軍事合作加強
 
　　進入2001年後，特別在二季度以來，在美、日國內政局及美日關係變化的背景上，陳水扁調整了對日政策，小泉內閣也調整了對臺政策，日臺關係的戰略內涵明顯增強，現實的戰略利益日益明顯地成為日臺關係的基礎。這是幾十年來日臺關係最重要的變化，日臺關係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重要變化必將對海峽兩岸關係、中日關係、中日美關係，以及亞太地區安全都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2001年3月，臺灣“駐日代表”稱，臺灣的對日“外交”工作，除繼續保留傳統的對日工作項目外，將以加強“臺日美三方面安保的串聯”為重點。他還聲稱，“如何在日美同盟關係中尋找出臺灣的利益，將作為今後對日工作的最重要項目”。

　　這些言論反映了臺灣企圖躋身美日同盟的明顯企圖。這當然不是這位臺灣“駐日代表”的個人意願，而是陳水扁政權對日政策重大調整的表現。據悉，2001年初成立了由陳水扁自任組長的“對日工作小組”，臺灣對日政策的這一重大調整，就是這個小組的決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出現了美、日企圖在“周邊有事”旗號下，將臺灣海峽納入“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適用范圍的事態發展，但當時的李登輝政權主要是力圖躋身于美國的東亞戰區導彈防禦體係，而並未對已經開始不斷強化的美日同盟給予足夠關注。因而其對日“外交”仍然延續傳統，陳水扁政權執政之初繼續執行了這一政策。所以，盡管日臺“斷交”後日臺關係仍然一直密切，臺灣主管對日“外交”的“亞東關係協會”會長一直由元老級人物擔任，“駐日代表”也一直是當政者的親信，但日臺關係的戰略內涵並不突出，僅限于這一關係的存在和保持。陳水扁政權把躋身于美日同盟作為對日“外交”的最重要項目，是日臺“斷交”以來，臺灣對日政策的最大調整。這意味著，日臺關係的戰略內涵明顯增強，日臺關係的基礎將由“歷史情結”轉變為現實的戰略利益。

　　日臺關係與美臺關係最重要的一個差別是，美臺關係中軍事安全合作始終佔最突出地位，而日臺關係中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有過非正式的軍事安全合作外，軍事安全合作並不明顯。實際上，這一差別也是美臺關係比臺日關係更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但去年以來，日臺軍事安全合作明顯發展，已成為日臺關係戰略內涵明顯增強的主要表現之一。日臺軍事安全合作的主要發展是，以中國大陸方面為假想敵，以應付臺灣海峽發生的軍事衝突為主要內容，日臺雙方的戰略性協調、配合日益清晰，包括：積極推進日、臺軍方現役高級將領互動、交流；重點加強雙方的指揮、通訊、情報合作，著手建立專用的軍事聯係網絡係統；推進軍隊電腦戰攻防合作，等等。這些合作不同于以大量先進的武器裝備銷售為基礎的傳統的美臺軍事安全合作，而與正在迅速發展的以信息化、網絡化為基礎的美臺軍事安全合作相銜接。這些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們立足于日、臺軍隊，甚至于美、日、臺軍隊在可能共同參與臺灣海峽發生的軍事衝突時的聯絡、協同。

　　陳水扁執政後，改變臺灣當局在美國朝野心目中的“麻煩制造者”形象，修補並進一步密切美臺關係，是其“外交”的第一要務。而在自認為推進美臺關係取得明顯成效後，日臺關係成為陳水扁政權關注的又一個重點。堅持分裂中國的立場，同時與李登輝政權比較更突出現實的利益，是陳水扁政權調整對日政策的基礎。陳水扁政權的主要成員，除謝長廷等少數留日學生外，多數人沒有與日本的“特殊關係”，而且他們的年齡也決定了他們不具有李登輝等的根深蒂固的“皇民化”思想。所以，他們處理日臺關係，調整對日政策，完全從是否有利于推行他們頑固堅持的分裂中國的政策出發。這決定了，陳水扁政權必然在現實的戰略利益基礎上推動日臺關係的發展，這將比當年李登輝政權主要在所謂的“歷史情結”基礎上密切日臺關係，更有利于其堅持推行分裂中國的政策。

　　陳水扁政權由美、日國內政局的變化，特別是由美日同盟的強化認為，日本已成為美國執行其亞洲政策、共同經營亞太地區的最重要夥伴與盟國。因而在臺灣海峽發生衝突時，日本很可能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而且在美國支持下日本已經開始更公開地對臺灣問題表示關注，因而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中，日臺之間存在名為保持臺灣海峽局勢穩定，實為防范、遏制中國大陸方面在臺灣海峽採取軍事行動的共同戰略利益與合作的可能。所以，他們強調，“必須將臺日關係放到臺日美關係架構下加以考慮，並根據臺灣的‘國家’利益制定有效的對日策略”。正是在此基礎上，陳水扁政權將對日政策的重點調整為“臺日美三方面安保的串聯”，力圖躋身于美日同盟，加快發展日臺軍事安全合作，從而促使日臺關係的戰略內涵明顯增強，進入以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的新階段。

　　日本對臺政策調整

　　日本國內一直存在強大的親臺反華勢力，他們強調的所謂“臺灣情結”歷來對日本的對臺政策有重大影響。但是，2001年以來日臺關係戰略內涵的明顯增強，特別是日臺軍事安全合作的發展，除了親臺反華勢力的推動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小泉內閣執政後，在一係列重要政策調整、包括對華政策調整的背景上，日本對臺政策也有較明顯調整。這一調整主要表現于兩方面：

　　其一，小泉內閣在小布什政府強化美日同盟政策鼓勵下，力圖使日本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更明確地將臺灣海峽局勢納入準備與美國共同幹預的所謂“周邊事態”之中，準備更直接地插手臺灣問題。

　　其二，受日本朝野對中國持續較快發展的擔心明顯增強的影響，小泉內閣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的動向也有所表現。這些調整明顯地以日本的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

　　但是，日本朝野沒有，也不可能忽視中日關係，保持中日關係的相對穩定始終是日本最重要的戰略利益之一。所以，小泉內閣在給中日關係制造了一係列麻煩後，不得不採取行動恢復、改善中日關係，包括在臺灣問題上有所表示，如2001年底田中前外相關于支持以“一國兩制”方式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的講話，以及小泉表示讚同該講話，就是一個表示。很明顯，未來日本的對臺政策和日臺關係的發展，將仍然受日本對華政策和中日關係的明顯制約。

　　臺灣企圖躋身美日同盟
 
　　2001年小布什政府執政後，美日同盟明顯進一步強化。這既大為推動了陳水扁政權調整對日政策，也推動了小泉內閣調整對臺政策。很明顯，美日同盟的強化是日臺關係發生重大變化、進入新階段的最重要外部推動因素。陳水扁政權認為，小布什政府強化美日同盟不祗是單純地重視兩國的安保合作，也不祗是單純地重視兩國的具體安全問題，而是將日本視為與美國共同維護美國主導下的亞太地區穩定、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的最重要盟國。此外，無論美、日，強化美日同盟都有針對中國的明顯意圖，尤其是都明顯把防范、遏制中國在臺灣海峽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作為強化美日同盟針對的重點事態之一。

　　所以，陳水扁政權進一步認為，美日同盟的強化完全符合臺灣的利益，不僅直接有利于保證臺灣的“安全”，而且有利于他們長期堅持分裂中國的政策。同時，美日同盟的強化必然進一步提高臺灣在美、日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從而使臺灣得到密切與美、日戰略關係的良機。由于陳水扁政權自認為美臺戰略關係已經相當密切、穩定，因而增強日臺關係的戰略內涵，在現實戰略利益基礎上進一步密切日臺關係，必將十分有利于臺灣被實際納入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中，並進而在這一框架中推進臺灣問題的國際化。這正是2001年以來，陳水扁政權對于其對日政策作出重大調整的基本考慮。

　　日本的考慮

　　小泉內閣和其前的日本政府都認為，強化美日同盟是日本實現其成為“真正大國”戰略目標的最重要、最有效途徑，其中包括有效地防范、遏制中國，以消除中國對日本的所謂“威脅”。1996年以來，通過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政府一直不隱颱地表示將在美日同盟框架中幹預臺灣海峽局勢，就是日本通過美日同盟插手臺灣問題，以遏制中國的圖謀的具體表現。所以，在小布什政府強化美日同盟的形勢下，小泉內閣及其後的日本政府在積極支持、配合美國的行動中，都必然會重視在現實戰略利益的基礎上發展日臺關係，因為這正是日本通過強化日美同盟，消除所謂的“中國威脅”的一個重要方面。 

　　很明顯，盡管陳水扁政權和小泉內閣在強化美日同盟的形勢下，對于在現實戰略利益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日臺關係有重要共識，但實際上各自的利益和認識不盡相同。陳水扁政權明顯認為，美日同盟的強化將使臺灣得到最有效的“國際保護”，從而改變海峽兩岸關係的戰略態勢，所以力圖把日臺關係的發展置于日本和美日同盟對臺灣海峽局勢、特別是軍事衝突的直接幹預的基礎上；小泉內閣則更重視強化美日同盟對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總體效益，臺灣海峽局勢祗是關注的問題之一，所以，是否真正直接幹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幹預臺灣海峽局勢，特別是軍事衝突，還要受其他因素，特別是受中日關係的嚴重制約，顯然難以把日臺關係的發展完全置于這種幹預的基礎上。

　　以針對中國大陸為共同目的
 
　　2001年以來，日臺關係戰略內涵的明顯增強，顯示日臺關係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日臺軍事安全合作的發展，是日臺關係進入新階段的首要表現。以後，在日臺政治關係、經濟關係方面也都會有明顯表現。必須重視的是，作為日臺關係基礎的雙方現實戰略利益，實際上就是共同對付中國大陸。不僅日臺軍事安全合作實際上以中國大陸為假想敵，而且未來的日臺政治關係、經濟關係，都會在很大程度上針對中國大陸方面。所以，隨日臺關係新的發展，日臺關係將比以前更明顯地針對中國大陸。

　　雖然日臺關係進入了以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的新階段，但所謂的“日本情結”、“臺灣情結”仍然對日臺關係有很重大的影響，甚至在實際上已經與日臺的現實戰略利益融為一體。日本的親臺反華勢力，一直是推動日臺聯合對付中國大陸的重要力量；陳水扁政權不僅大力支持臺灣島內親日勢力以推進日臺關係，如不遺余力支持李登輝赴日“治病”，而且大肆美化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宣揚“日本實現了臺灣的現代化”  、  “改變了臺灣的歷史”等謬論，以此作為他們推進“去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手段。顯然，新階段的日臺關係與原先的日臺關係有十分明顯的延續性。

　　日臺關係進入新階段的時間還很短，肯定還會繼續發展。雖然日臺關係戰略內涵的明顯增強將持續進行，但這一進程很可能出現一些曲折。因為建立于現實戰略利益基礎上的日臺關係，必將由于雙方戰略利益的變化，主要由于日本戰略利益的變化，具有更多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原載《中國評論》2002年五月，作者：郭震遠，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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