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信陽息縣一名19歲高三女生在查完分數後離家出走不知去向。3天后，信陽南灣派出所民警在黨校附近的河水中將其打撈上岸，經確認，女孩已經死亡。（大河網）　

　　近年，報道中出現有關青少年自殺的消息層出不窮。4月一條關於中學女生跳樓以反抗學校強迫女生剪髮的規定，引發了網民的熱議。時隔不久，“高三女生跳樓以反抗校園暴力”的消息躍然紙上。高考後，一系列關於學生不堪承受考試結果而自殺的新聞又接踵而至。頻頻出現的此類報道讓人不禁要質疑，媒介對學生生活的聚焦點是否出現了偏差？而這類自殺新聞又是否會對學生處理問題的方式造成誤導？　

　　首先，在這條消息的正文中讀者可以得到死者較為清晰的身份資訊，“死者名叫范楠楠，今年19歲，息縣人，是信陽第五高級中學三年級的一名學生，目前暫住在信陽師範學院東門附近”。記者未對該學生的姓名是否使用化名進行説明，隨之披露了其所在學校和住址的詳細資訊，雖然在表面上看似合乎新聞真實和客觀性，卻未尊重死者及其家屬的名譽。另外，在新聞報道中記者不僅要追求細節上的真實和客觀更不能忽略宏觀的真實和客觀。“擬態環境”的理論揭示了媒介對於受眾認知客觀環境的干預作用，也告誡了媒介在構建資訊環境時必須注意平衡性原則，不能因為某些“亮點”選題能吸引受眾眼球而千篇一律、翻來覆去地對其報道。看看每日的新聞，我們不難發現，學生自殺和老師虐待學生的事件構成了學生新聞題材的主體，難道我國的教育“生態環境”真的陷入水深火熱之境了？學生在校除了受虐就是自殺嗎？　

　　其次，新聞報道除了堅持新聞價值要素外，還要承擔一定的社會教化功能。這種教化功能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對青少年行為的正確引導。人在青少年時期時，思想和價值觀並不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並衝動行事。而大眾媒介的公共性和易達到性使其成為較多影響青少年的方式之一。這便要求大眾媒介能主動承擔起自己對未成年受眾的社會責任。然而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媒體對青少年自殘、自殺式的報道日益增多，誤導了部分學生處理問題的方式。在面對廣大青少年動輒自殺的問題時，社會不斷在嘆息年輕的一代為何如此脆弱，卻未足夠地反思新聞文本在符號編碼的過程中向青少年輸入了多少消極的、煽動性的資訊。例如有媒體詳細描述了學生跳樓的動機和行為，以及由此追究的校方責任或引起的社會反向的報道，或僅僅呈現學生自殺事件本身而沒有進行正確引導的消息，都無疑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指引了一條極端的交流和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不難想像一個受同齡人自殺性新聞“耳濡目染”的青少年，在遇到問題時不向他人傾訴或尋求幫助，而以個人生命為代價，用極端的方式發泄不滿並將反抗的人或事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以此進行報復和自我表達的可能性。　

　　有良知的媒體應該學會權衡受眾需要與滿足的關係，盡可能多地考慮到新聞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媒體不應該為了吸引受眾的眼球而忽略了自身的責任，在面對暴力事件時更不能一味追求新聞真實而披露過多細節。青少年自殺性新聞的報道應該向教育警醒的方向發展，媒體有義務對其進行正確引導和建議。（台灣網網友 羅雨霽）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