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9日的廣東省黨代會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到，要切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進行領導幹部個人財産申報試點。廣東省紀委書記黃先耀對此解讀説，申報財産的方案已經出來了，目前正在做試點方案。“領導幹部財産申報後，要在一定範圍內公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5月10日《羊城晚報》）
財産申報和財産公示的不同在於，前者是對上的、對內的，是對組織忠誠、讓領導放心的姿態，而財産公示是對下的、對外的，是對民眾負責、讓百姓滿意的做法。前者由於暗箱操作，缺乏監督和核實，往往流於形式，“一把手”的報表更是如此，後者則因為公開透明，在群眾雪亮的眼睛面前，作假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更容易收到實效。
在“一定範圍內公開”，這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財産公示的精髓，會促使財産申報落到實處，但“一定範圍”是多大範圍，資訊真假又由誰來核實？報道中沒有提及。既然財産申報方案已經出來，為何不先公佈出來徵求下民意？相信經過民眾“挑刺”和“把關”後的方案會更具可行性。
官員財産公示並不新鮮，其反腐倡廉的效力在一些國家和港澳臺地區早就得到驗證。即便在大陸也有先例，前幾年，新疆阿勒泰便在網上公佈過近千名官員的財産，浙江慈溪則要求數百名官員在本單位政務欄上“曬家底”，儘管他們還存在一些缺陷，但卻不失為開先河之舉。經驗就在眼前，橋梁早已搭建，廣東省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還有必要“摸著石頭過河”嗎？
要從嚴治官，少不了官員財産公示這一反腐倡廉的利器，這樣才能讓官員不想貪、不敢貪也不能貪，才能贏得民眾的信任，才能彰顯與既得利益切割、“革自己命”的勇氣。應看到，官員財産公示只是官員民選制的副産品，它能否建立不是看官員的好惡，而是取決於民意的分量。只有讓官員的去留沉浮更多地取決於民意時，官員才不得不通過財産公示來自證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