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在看央視“面對面”節目時，冒出這樣一個想法：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機構，大至一個國家，判斷其文明程度，有一個終極標準，或者説最高標準，就是看其對人的尊重程度，對生命的尊重程度。
3月31日晚，央視“面對面”節目把發生於3月20日的中關村棄嬰事件再次推到公眾面前。製片人的意圖，可能是想探討如何完善棄嬰救治機制，但是，引起我關注的，是當時參與搶救棄嬰的一位志願者楊景倫，他看上去才二十多歲，在發現棄嬰地點附近的一座大廈裏上班。小夥子和別的志願者一起，把已經凍壞了的棄嬰用羽絨服包裹起來，急送到附近的一家醫院，和醫生一起為棄嬰暖身。當醫生問誰是棄嬰的家屬時，楊景倫説“我是家屬”。換了別的人，可能會參與搶救，但要當“家屬”，可能會猶豫。“家屬”可能意味著責任和一連串你意想不到的麻煩。中國的古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而且對一些人來説，不把自家門前的雪掃到別人門前去，就算不錯了；楊景倫在事關人命時，卻把本不是自己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
事關人命，是一些人退卻的理由；事關人命，是楊景倫上前一步的動因。楊景倫最早看到這個棄嬰時，赤裸的小身體躺在一輛三輪車上，身子下面是冰涼的鐵皮，身上只蓋著紙盒。“面對面”節目裏，楊景倫對央視主持人説當時他想罵人：“畢竟是一個生命，你給他蓋點兒東西都行！”對生命的痛惜、愛護，是楊景倫內心最光輝的部分；這樣的內心，是人性、人道的高度，也是人類文明的高度。
康得説：“人，是作為目的本身而存在，並不僅僅是作為某個手段給某個意志使用的”；“人之為人，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這樣一種目的，這種目的是不能為其他目的所替代的、不能僅僅作為手段為其他目的服務的”。以生命為目的，楊景倫自願成為搶救棄嬰的“手段”——在“人”的意義上，他自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即康得所説的“不能僅僅作為手段”。
但是，在別的場合，在更廣大的範圍內，楊景倫以及像他那樣的普通人，能夠避免“僅僅作為手段”的命運嗎？比如，“開胸驗肺”的張海超，他的健康直至生命，失去了作為目的的價值，只是充當了“人口紅利”的成本，充當了換取GDP的“手段”；在屢屢發生的礦難中，礦工的生命成為煤産量裏面的一個數字；在應試教育體制中，學生和教師都是“升學率”裏面的一個數字；在冤假錯案中，人是“破案率”中的冤魂——“人”，僅僅被當作手段、工具、耗材，即物質化。那些不敬畏生命，把別人僅僅當作工具來使用的人，他們自己的生命先已被工具化了，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人性的失敗。
國家主席所説的“人生出彩”，是國家對國民的承諾：創造條件和機會，讓每一個人平等享有人生出彩、人生成功的機會。有人甘願平淡，有人能力有限，因此，可以有人不怎麼出彩，但是，絕不能允許有人為了自己人生“出彩”，讓別人“挂彩”，不能允許有人用他人的生命和尊嚴來換取各種光鮮的名號與利益，不能允許有人蘸著他人的血淚書寫自己的“輝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楊景倫體現出來的正面價值就會受到壓抑，甚至被工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