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上海飛往海口的一架客機，由於暴雨無法降落，申請備降，連續遭到三亞和廣州2個機場的拒絕。飛機最終在深圳機場降落時已經逼近飛行的最低油量。此後，國內民航業又發生了多起類似事件。
即將進入雷雨季節，航班備降的頻率大大增加，為避免航班難以備降引發安全事故，民航總局日前就針對備降保障展開專項整治，要求各機場從大局出發，在確保安全和正常運作的前提下，全力做好航班備降保障工作。局方同時表示，如因備降保障不力造成的安全運作徵候，將對責任方進行嚴厲處罰。
機場拒絕備降航班，不能排除一些機場容量小，無法接納大量航班備降的客觀原因。然而，也確實存在部分機場，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願意接受已經延誤的備降航班，加之且不能對備降航班收取額外費用，機場接受備降意願愈發減弱。專項整頓針對的即是後一種情況。
一般而言，航班備降是基於一定的客觀原因，例如天氣或疾病突發，一旦備降等待過長，還可能出現燃料不足的危機，拒絕備降，無疑會直接地大大增加飛行安全隱患，甚至危及乘客的生命。如果僅僅從機場立場出發，斷然拒絕備降，不僅違背了相關規定和行業規則，也是對公眾生命的不負責任。
客觀地説，各地機場回絕具體航班的備降申請，可能有著因時因地的不同原因，需要通過調查，依照不同情況作出判斷。但僅從今年2月起，不同地區的多起“拒降”來看，很難簡單視為機場條件束縛的結果，而更像機場越來越明顯的“利己”選擇傾向。
機場實行屬地化管理以後，被大部分地方政府定性為企業，隨之而來的，是機場對經濟利益的不斷追逐，這些在一些機場售賣的天價商品中可以具體而微地體現。即便這些問題一度受到重視，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可能都還在公眾的容忍範圍之內。然而，當問題延伸到公共安全層面，可以説，機場的任何做法都是令人不可理解和憤怒的。
《民用機場管理條例》第三條中明確指出：民用機場是公共基礎設施。也就是説，即使機場有經營性的必要，但必須建立在保證公益性的基礎之上。而機場公益性的核心，指向的正是公共安全。如果機場因經濟效益而拒絕備降，是對其公益性的否定和公共責任的推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機場作出的“非公益性”選擇是放在特定的“備降”情形之下。這意味著在機場屬地格局下，某種程度上，公共安全被作為企業且相互競爭的眾多機場所分化。本應奉若圭臬的生命安全價值，沒有作為行業基本規範為所有機場自覺遵守。
事實上，與機場相關的航空公司也有著相似的問題。去年一時廣受關注的吉祥航空謊報油量拒不避讓自行降落，險致卡達班機墜毀一事，正是民航業另一個安全隱患的表現。
從這個層面來看，民航總局應該做的，並不是針對某一行為的專項整治。民航業更大的問題恐怕是一種失序，要面對的是怎麼把公眾利益放在首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