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的權力也要關進“制度的籠子”

　　這幾天，學界發生的兩件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一，南京郵電大學碩士研究生譚某在實驗室意外身亡，多名學生披露譚某的導師張某存在辱罵學生、讓學生幹私活等行為，現張某已被撤銷教師資格並被學校解聘。其二，在自家導師擔任主編的核心期刊《冰川凍土》上，作者徐中民發表論文闡述“導師的崇高感”和“師娘的優美感”，並在受訪時稱導師和師娘勝似他的父母。

　　不知從何時起，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開始多了“老闆與員工”“父與子”兩個選項，前者混淆學習和勞動，後者模糊權利和義務，無論哪一個，都不是導師和學生應有的相處之道。

　　異化的師生關係有其成長的現實土壤。一直以來，導師和學生之間地位懸殊，導師對學生前途的影響至關重要，就拿論文來説，選題、寫作、修改、發表，哪一環節都有導師的參與。而與此同時，由於缺乏“學生更換導師”和“導師退出”機制，使得師生關係高度依賴導師的師德和能力，也就衍生出權力尋租的灰色地帶。從近年來媒體的報道看，少數導師讓學生幹私活、代勞家務事，甚至對學生進行人格侮辱和人身侵犯，都是這種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副産品。

　　更深的原因還是觀念層面的。人們深信“名師出高徒”“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是尊師重道的題中之義，然而在不平等的師生關係中，這些觀念很容易被誤解誤用。一方面，一旦發生導師行為失范，師德有虧的導師和患得患失的學生就拿它作為自欺欺人的藉口，前者覺得“我讓學生做這些是可以的”，後者認為“老師讓我做這些是應該的”；另一方面，過於強調導師和學生的師承關係，有損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並容易在更大範圍形成“導師崇拜”，傷害學術標準的客觀性。

　　在正常、健康的師生關係中，師生之間應當存在界限，並與雇用關係、親緣關係區別開來，學生的科研需求應具有相對優先性。2018年11月教育部發佈的《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規定，高校教師“不得要求學生從事與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無關的事宜”。所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導師能做也應做的主要是關注學生的研究方向，根據學生的需求給予指導。相應地，學生也應該接受老師合理的批評和建議，明確拒絕導師越界的行為。當權利和義務的範圍清晰後，導師和學生的關係才能變得更純粹輕鬆。

　　推動理想的導師和學生關係落地，彌合理想和現實的差距，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改變以往師生之間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明確師生雙方的權利義務。導師的權力也需要關進“制度的籠子”，通過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加快教師行為規範落地，探索更專業的師生互動模式，形成“導師指點迷津，學生豁然貫通”的良性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