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産調控,問責各級政府的主要的不應是商品房價格的過快增長與否,而是保障房提供數量的多少。
近日,廣州、深圳新房開盤“通宵排隊購房”;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總價地王相繼出現;社會上樓市將暴漲、暴跌之聲各執一詞。房子買還是不買,成了讓民眾糾結的問題。
對樓市進行堅決調控,這是舉國共識。遺憾的是,樓市調控年年在做,商品房價格卻也年年在漲。為什麼房價不能應期而降?我們的政策不能脫離社會的期許、現實的尷尬。多年的實踐表明,樓市調控早已不是一個“限”字了得,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思路和方式的時候了。
住有所居,這是政府向人民的承諾。因此,樓市調控政策應牢固樹立“保障房優先”的理念,首要的是要優先履行政府在住房方面的公共職責,千方百計建造、提供保障房,實現“應保盡保”,解決好“有房住”的問題,築牢具中國特色的住房保障體系。這是調控商品房市場供求關係的前提和基礎。
“十一五”時期,全國累計解決了近2600萬戶城鎮低收入和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十二五”時期,將新建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但是,它離住房保障目標顯然還是相距太遠、太遠。在巨大的歷史欠賬面前,保障房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就更需要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制定一個明確的保障政策(誰能享受?)、實施的路線圖(怎麼提供?)和實現的時間表(需等多長時間?),把廣大城鎮居民對保障房的海量需求,從對商品房的“被迫式”需求通道中甄別出來。“宅為民之本”。房地産主管部門當前首要的、緊迫的任務,是如何滿足老百姓對保障房的需求,舒緩老百姓對房屋的剛性“恐慌性需求”,而不是把它推向市場,使大量的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家庭被迫進入商品房市場,逼進當“房奴”的窘途,客觀上也會進一步抬升商品房價格,把政府對樓市的調控逼進一個“死衚同”。
解決了保障房的邊界問題,商品房的價格才有一個理性前提和現實的基礎。我們不應把保障房和商品房混為一談,不應該把商品房價格混同於保障房價格,更不應該不加區別地籠統談樓市調控,而應該有一個清醒的全局觀。實際上,在政府對保障房的職責履行到位的前提下,商品房的價格不應當成為調控的主要目標,問責于各級地方政府的應該是保障房建設的數量。
當廣大中低收入階層覺得自己的保障房可以預期時,他們對商品房的需求自然就降低了,在此基礎上商品房價格的順勢下調,也不是不可能的,至少,它有一個合理回歸的過程。當然,我們不能指望著把商品房的價格調控成白菜、蘿蔔價,房地産業是支柱産業,在新形勢下,它又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一個生力軍。政府應依法提供服務,支援房地産業快速發展,給開發商營造一個優良、穩定、可持續的發展環境。同時保持適量的土地供應,而不是人為地壓低價格,甚至違約不供地。當然,對於其哄抬物價、屯貨居奇的行為,特別是對於開發商製造“恐慌性銷售”的行為,則應及時予以揭穿,迅速依法查處。(江南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