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2010年遭遇“退房令”的78家主業非房地産央企中，現在的退出比例不足50%，保守估計只有30%左右。究其原因，除了房地産市場大環境的影響之外，既有處理股權糾葛的複雜性，也有相關利益難以放棄的因素。
對於央企來説，雖然近年來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也常常受到公眾詬病，焦點無非兩點，一是央企參與的競爭是否公平，是否獲得合理利潤；二是央企的利潤如何分配，是否公開透明。至於央企在房地産市場中所起的作用，由於其經常拿地便宜和便利，並且與“地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更受到人們關注，也是引發“退房令”的原因之一。
然而，從實質上看，一方面，據統計非房地産主業央企所佔全國房地産份額不足5%，而且還有大量非國資委管理的央企，以及地方國企參與到房市中，迄今只有山東、南京和合肥提出了寬嚴不同的“退房令”。
另一方面，房地産市場的根本矛盾還是土地機制、市場扭曲和供求失衡，而不在於參與企業的股權類型。因此，探討央企退出地産問題時，更需跳出原有概念的拘囿，轉而分析國有企業發展定位的大思路。
首先，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作為國企代表的央企，未來應該介入哪些領域。如果説我們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還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預，那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結構失衡，即傳統産業的生産效率逐漸降低，而高科技、戰略新興産業尚未起到支撐作用。在此情況下，央企更應該介入各類創新産業，同時推動相關市場完善，而非在資源類、壟斷類、低效的産業中安於現狀。現實已經彰顯了央企的失落，2012年上半年公佈業績預告的139家央企概念類上市公司中，中報業績整體預減比例高達67.6%，由此國資委也提出“以擴大規模為目的的投資必須停止”。
其次，無論是央企還是所有國企，既然屬於全部居民擁有的財産，由政府代為管理，那麼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突出透明度，這也是完善監管的前提。大到國企的收入和支出，小到央企退出地産這樣具體的事件，都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向利益相關公眾予以公開。同時，根據各國的發展經驗，只靠政府來管國企，往往會遇到部門之間的利益糾纏，長遠更應該由立法機關來進行外部監督。
最後，既然“退出令”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房地産市場有序競爭，那麼還要考慮到有諸多以房地産為主業的國企，它們更應該逐漸退出競爭日益激烈的中高端住宅市場，轉而在實現可持續經營的同時，通過運用政府政策支援和市場創新方式，著眼于各類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以此來解決社會矛盾，發揮“長子”應有的職責。
總之，雖然在較長時間內，國企還難以如諸多發達國家那樣，“政府企業只允許從事私人無法做、做不好或者無利可圖的行業”，但是也應該為此做好準備。楊濤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融市場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