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的可能貢獻
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特聘教授）
全球史是近年來發展最為迅猛的史學領域，並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深刻塑造了史學研究的各個分支。全球史超越了長期主導專業史學研究的國家中心主義敘事，試圖從整體上考察人類歷史的進程，將人類經歷，特別是16世紀以來的經歷視為不同國家和文明相互影響和相互依賴的過程，書寫世界多元文明的進程。在考察民族國家歷史時，全球史學者不再把國家視為自足和封閉的單位，關注全球潮流、外部環境和跨國力量對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的影響，把國家的演進視為本土和域外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全球史提出新的思想觀念，顛覆了傳統的歷史敘事方式，瓦解了長期以來一直主導世界歷史編撰的歐洲（西方）中心論，凸顯了非西方地區歷史經驗的價值和意義。
全球史研究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挑戰
眾所週知，國際關係學從其創生之日起就深受史學研究的影響，歷史學為國際關係學家構建理論大廈提供源源不斷的證據材料，沒有歷史學家挖掘的豐富史實，國際關係理論幾乎無法構建。實際上，經典的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不僅如此，歷史學家的思維方式、研究範式和解釋模式還塑造了國際關係學家對人類歷史規律和國際關係特性的理解，甚至可能成為國際關係理論家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因此，史學研究方式的重大變化和新的歷史知識的大規模涌現會改變國際關係研究的面貌，並對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構成挑戰。直到21世紀初以前，國際關係理論家主要是從民族國家史學範式中汲取資源和啟迪，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國際關係理論均建立在對民族國家歷史經驗的研讀和反思基礎上。全球史作為新的史學方式的興起和發展不僅提供了大量嶄新的歷史知識，還重塑了人們對世界歷史的理解，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編撰方式，為國際關係學家的理論構建提供了新的資源。
全球史對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的可能貢獻
大體説來，全球史可以從方法、視角和路徑三個方面對國際關係理論創新作出貢獻。
一是去除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目前既有的國際關係研究無疑都是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這導致各種國際關係理論都將歐洲樣式的民族國家視為國際關係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行為體和國際關係中的主導力量，把國際關係視為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重視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同時無視非國家行為體的存在，忽視小國的作用，對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視而不見。全球史研究有助於把國家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所忽視的行為體納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可以促進國際關係學家在多個方面推進相關研究：（1）認識到主權國家並非封閉自足的單一理性行為體和國際關係理論推導中的自變數，而是受到世界環境和外來影響並可能以多重聲音説話的複雜行為體和因變數；（2）將大型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恐怖主義團體以及重要的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作為分析單元，這些非國家行為體在製造和解決全球問題、塑造國家間關係和影響人類福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3）重視小國的作用，特別是小國在促進和平、調解糾紛、建立人權保障機制和發起國際倡議等方面扮演的積極角色；（4）將帝國和文明作為重要的分析單位，把前現代帝國間和文明間關係納入國際關係研究的範疇，特別是超越文明衝突論，從歷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與和平共處的經驗中提煉價值和規律，從而為理解和處理當前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提供借鑒；（5）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思維方式，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思考，把國際關係發展為世界政治和全球關係。
二是摒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從非西方歷史經驗中挖掘資源以豐富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由於國際關係學是在英美主宰世界的時期創立的，目前的國際關係理論無疑是建立在西方特別是英美歷史經驗基礎上的，是對西方歷史的總結、提煉和抽象，並在思想、視角和內容等方面受到西方文明（特別是文明等級論和歐洲中心論以及對國家理性的重視）和美國例外論的深刻影響；而非西方文明的思想和觀念以及歐美之外地區的國際關係經驗基本上不在國際關係理論家的視野之中。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和維也納體系中獲得靈感，自由主義是建立在美國的價值觀和國家治理經驗以及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之上的，而建構主義則主要是受到歐洲一體化進程和冷戰終結經驗的啟發。但全球史研究表明，西方經驗並不具備普遍適用性，也並非代表人類的方向，西方視角和從歐美歷史中抽象出來的理論並不足以揭示全球事務的複雜性和異質性，更無法解釋所有的國際關係現象，因此需要用其他地區的資源加以補充。非西方地區和文明具有自己的國際關係理念，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就形成處理地區關係的觀念、體制、規則和實踐，並在該體系形成之後長期存在。如果説，在歐洲和美國作為主導性力量的時代，將國際關係研究建立在西方歷史經驗基礎上還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麼伴隨非西方國家的崛起，西方越來越難以主導國際事務，非西方國家正在給國際關係打上自己的烙印。在這一形勢下，無論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還是合理國際秩序的設計都急需從非西方地區的思想、文化和歷史經驗中汲取資源，其中包括中國的政治哲學、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霸的歷史、帝制時代中國在朝貢體系下處理東亞國際關係的理念，伊斯蘭教世界觀和伊斯蘭世界的國際關係經驗，等等。也就是説，國際關係研究需要根植于全球歷史而非僅僅局限于歐洲和美國的歷史之中，有必要接受、吸收和融會世界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區的經驗、理念和價值觀。
三是為合理的國際秩序構建提供新的路徑。國際關係理論的功能不僅在於對國際關係的歷史進行解釋，還在於預測國際形勢變化、設計國際規範、提供理想的國際秩序藍圖。未來和平、繁榮、正義和自由等世界政治目標的實現需要構建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新秩序，全球史研究為這一新秩序的構建提供了如下啟示：（1）將安全觀念擴大為既確保主權國家免於暴力又關注個體權利和福祉的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真正把環境變化、人權保障、災難救助、防止瘟疫傳播作為全人類的共同安全而加以關注；（2）尊重人類共同利益，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對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3）在弘揚民族文化和鼓勵文化多元主義的同時注重塑造人類共同價值觀和全球文化，培育超越國家認同之外的全球認同；（4）建構一個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元，同時包容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的個人並讓各種行為體共同參與、平等協商的全球治理體系。也就是説，未來國際秩序的設計要超越曾經主導二戰後國際秩序構建的（自由）國際主義，轉而以相互依存為核心的整體世界觀作為其價值基礎。
總而言之，全球史研究深刻改變了我們描述、想像和研究世界歷史與國際關係的方式，有助於促使國際關係學變成一個更開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學科，並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