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新發展階段推進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

　　作者：葉初升（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推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經濟發展品質、效率和動力變革，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在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當前，我們黨正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意氣風發地向著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奮勇邁進。面向新發展階段，我們亟須立足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斷推進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並以發展著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進而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新發展階段需要新的發展理論

　　在實踐層面，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新的發展問題和發展任務。較之於以往的不同歷史時期，新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社會需求、外部發展環境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生産力水準總體上顯著提高，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存在，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同時，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無法有效適應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需求。與世界上其他中等收入經濟體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具有鮮明特色，但也反映了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一些共性。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個經濟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存在不同的發展問題。當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要素、發展環境、發展動力、發展目標、發展任務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這就是説，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新發展階段並非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自然發展的。新時代新征程需要有大智慧，需要我們付出更加艱苦卓絕的努力。

　　在理論層面，作為現代經濟學體系中唯一專注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分支學科，發展經濟學既有的大部分理論與發展戰略，已經無法充分滿足包括中國在內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源自西方的眾多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大多是以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為研究對象，其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經常指向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陷阱、實現經濟起飛。換句話説，一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史，就是人們研究低收入國家擺脫貧困狀況、謀求經濟起飛的學説史。西方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指出，發展經濟學就是研究低收入經濟體的宏觀結構與微觀經濟行為，發展經濟學家的夢想就是建立一個針對發展中經濟的好的理論，促使一個經濟體從最低水準越過一個分界線，上升到或超過西歐的水準。在既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起飛”是欠發達與發達的“分水嶺”。一旦實現了關鍵性的“起飛”，一國經濟便進入了正常的發展軌道，會自然而然地依次實現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躍遷。因此，發展中國家謀求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創造經濟“起飛”的條件。對於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並沒有給出充分的研究和完滿的答案。當代世界的發展實踐迫切要求，發展經濟學必須創新理論體系、突破既有理論。

　　新實踐對理論創新提出新要求

　　實踐是理論之源。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雖然並非産生於發展中國家，而是萌發于西方發達國家，但它亟須回歸併植根于發展中國家實踐。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問題和發展任務等方面，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存在諸多共性，其發展經驗與實踐智慧具有典型的發展經濟學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探索為中國經濟起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實踐將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提供獨一無二的“天然實驗場”，以及經驗素材和理論發展動力。相比基於發達國家實踐建構的發展理論，從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凝練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新發展階段的偉大實踐，是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的有目的、有規律的探索過程，是主動作為、積極創新、攻堅克難、精準施策的創造過程。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黨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從以暢通國民經濟迴圈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準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共建共治共用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等方面，對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了系統規劃，對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了深刻闡述。中國共産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在新實踐中探索新經驗，將為世界其他中等收入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中國方案，為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貢獻中國智慧。

　　重大的社會實踐孕育著重大的理論創新。新發展階段的中國實踐至少可從七個方面突破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第一，新實踐的發展目標由擺脫貧困轉向共同富裕；第二，新實踐的發展任務由經濟起飛轉向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三，新實踐的發展問題由總量問題轉為結構問題；第四，新實踐的發展方式由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第五，新實踐的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第六，新實踐的發展戰略追求更平衡的發展；第七，新實踐的發展格局由偏重外向轉向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的經濟發展實踐必然催生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這種建構性的理論探索以中國為典型樣本，但理論外延又不限于中國，凝結中國實踐智慧的發展理論將惠及世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

　　理論建構的認識論路徑

　　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客觀基礎。要將新發展階段的經濟實踐探索映射到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空間進行分析，並建構新的發展理論，需要遵循一定的認識論路徑。

　　首先，以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推進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思想指南。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在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它深刻總結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成功經驗，系統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根本立場、政治保障、制度基礎、主題主線、發展理念、發展路徑、內外關係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發展目的論、全面發展論、發展階段論、發展動力論、發展方法論等，為我們研究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發展問題、提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有規律性的新實踐、促進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指明瞭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次，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應當遵循現代經濟學的一般邏輯與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具體而言，發展經濟學並不排斥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新發展階段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既不是刻意的標新立異，也不是構造出一套自我封閉的理論體系。相反，我們既要遵循一般經濟學的認識規律，也要借鑒和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最後，在發展經濟學的研究範式下創新發展理論。一般來説，並不是所有涉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都是發展經濟學的問題，也不是運用了現代經濟學一般分析工具就一定超出了發展經濟學的範疇。關鍵在於，究竟依據什麼樣的理論範式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傳統理論與新實踐、新問題之間的矛盾衝突，並沒有改變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核心範式。比如，發展經濟學研究範式告訴我們，新發展階段的基本問題是發展問題而不是增長問題，是結構問題而不是量的問題，既有供給側問題又有需求側問題。因此，新發展理論的分析研究從收入層面開始，逐漸深入到結構層面、動力層面、制度層面，分析研究新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社會變革與發展。新發展階段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建構，是發展經濟學基本邏輯在中高收入階段的拓展和延伸，是在堅持核心範式的前提下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發展經濟學的創新理論將以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實踐為客觀依據，以發展經濟學的學術範式研究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注重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問題的內生性、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實踐的內生性、由新發展實踐深化為新發展理論的內生性。在此基礎上，對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實踐中的基本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實踐經驗和智慧進行學術轉換，探討有規律性的新實踐概括，探索有學理性的新理論建構，為推動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奠定堅實基礎，為世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貢獻獨具特色的實踐方案和理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