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穩中求進要把握三大邏輯

　　作者：宋瑞禮（國家資訊中心）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應對風險挑戰的實踐中，我們進一步積累了對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其中一條就是“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紮穩打”。這是我們黨在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實踐中積累的對做好經濟工作的又一重要規律性認識，需要我們在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三者相統一中從整體性上加以理解和把握。

　　歷史邏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艱辛探索

　　歷史邏輯是對過去實踐活動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的概括。從這個維度來看，堅持穩中求進的規律性認識，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通過總結經驗教訓、摸索客觀規律形成的。

　　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於求成，以為單憑主觀願望，就可以使生産力急劇提高。改革開放初期，由於許多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監督還跟不上形勢的發展，經濟工作中仍然存在急於求成的傾向。這使我國經濟建設走了不少彎路。當然，克服急於求成傾向並不意味著走向另一個極端。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強調穩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因為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用什麼樣的方法論統領經濟工作、如何拿捏好政策調整的“火候”，成為我們黨亟待破解的重大命題。

　　應對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經濟過熱，我國不再採取以往“急剎車”式的調控方式，而是堅持控制總量，實施動態微調，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基於對“穩”與“進”關係的新認識，199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總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必要的靈活性，做到穩中求進。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繼續貫徹穩中求進的方針。2007年，我國經濟增速創出階段性新高，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加大。這一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出，必須堅持穩中求進，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考慮到統籌促改革和穩增長難度的增加，2011年開始，“穩中求進”成為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內容，且被明確定義為“工作總基調”。歷史事實表明，我們堅持穩中求進，有助於探索和遵循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規律，有效避免了國民經濟運作“大起大落”。

　　理論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理論邏輯根植于歷史邏輯，是對歷史邏輯的演繹昇華。堅持穩中求進的規律性認識，紮根于歷史發展大潮的土壤之中，逐步內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過程，已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

　　回望歷史發展歷程，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先後對如何處理改革發展過程中“穩”與“進”的關係進行了科學闡述，為深化堅持穩中求進的規律性認識提供了重要理論鋪墊。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高度深化對堅持穩中求進的規律性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僅要有正確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工作時著重提到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實質和豐富內涵部分，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我們黨還適應形勢發展不斷豐富穩中求進內涵。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提升到治國理政重要原則的新高度，強調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紮穩打。這些都意味著，堅持穩中求進的規律性認識已被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範疇。從理論高度闡釋穩中求進，既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徵，也體現出深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傳承。

　　實踐邏輯：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的現實需要

　　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統一于實踐邏輯，是實踐邏輯的歸納昇華。堅持穩中求進這一規律性認識的實踐邏輯，體現在對正在進行的實踐活動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的概括，其根本目的在於更好地指導我國經濟工作的具體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已經認識到的規律來辦，在實踐中再加深對規律的認識，而不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的複雜局面，以及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尤為重要。因此，我們需要把對堅持穩中求進的規律性認識有效轉化為創新和完善各項改革發展舉措，把握好時度效，更好穩定宏觀經濟大盤。

　　其一，政策力度要加大。政策力度調整的主要依據是經濟指標預期走勢值與目標值的偏離度。毫無疑問，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客觀上要求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且量要調到位。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能把“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與“大水漫灌”畫等號。“大水漫灌”的主要問題不是政策力度的大與小，而是政策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二者不能混為一談。當然，考慮到一次性政策力度過大可能會帶來一定副作用，實踐中可以探索採取小幅高頻的操作方式，預留出適當的政策效果觀察期，邊試邊看，以防出現政策“調過頭”問題。

　　其二，操作時間要靠前。多年實踐證明，政策不能在經濟繁榮階段“轟油門”，也不能在經濟下行階段“踩剎車”，而是要相機抉擇，注重把握及時性和前瞻性。考慮到經濟運作不穩定因素增多的現狀，穩定經濟的政策要早出快出，尤其是有利於提振短期經濟增長效果的政策舉措，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些。同時，政策還應靠前儲備，充分考慮困難和問題，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制定應對可能遇到更大不確定性的預案，確保政策能夠根據形勢變化收放自如、從容應對。

　　其三，政策效率要提高。只有持續創新政策資源配置方式，使單位政策資源量發揮出更大作用，才能從根本上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總量層面，政策應跟上供需兩側主要矛盾交替變化的節奏，瞄準經濟運作的短板和弱項動態施策、定向發力，促進更高水準的供需動態平衡。行業層面，可考慮超前探索設計行業全生命週期政策體系，中間進行的必要調整應儘量給市場主體留出充足適應期，最大程度減少由政策引發的不確定性，以更好穩定投資者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