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8日電 (財經頻道 秦辰) 近期，多位權威專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將今年底前出臺，由此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在接受中新網財經頻道採訪時指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無論是從歷史上或是國際上看，都處於高位；而在深化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的過程中，灰色收入對合理調整分配關係的衝擊巨大，因此必須使其得以規範。

　　基尼系數已處歷史高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年底前出臺

　　9月15日，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佈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38，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尼系數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並且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9月18日媒體報道，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在莫幹山論壇上稱，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至少在0.5以上。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馬小麗也表示，目前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警戒線。

　　所謂基尼系數，即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於這一數值則容易出現社會動蕩。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到底處於什麼水準？哪個數據更為準確？對此，蘇海南對中新網財經頻道表示，現有的調查統計缺乏全面系統的數據支撐，準確的基尼系數到底是多少，尚不好簡單認定。“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從我國歷史上或是從國際比較看，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都處於高位。”

　　蘇海南指出，對這一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儘早採取措施解決，絕不能重蹈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覆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到底各方面收入和財富差距有多大？人們的真實收入水準有多高？我國投入産出的現實狀況如何？現在並不清楚。為此，要把收入分配的底數摸清，以便作出科學正確的決策。”蘇海南認為年底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的可能性很大，“因為溫總理在兩會上已經做出過承諾，而本屆政府任期到明年3月。因此，明年2、3月份前是最後的時限，早出臺政策當然更好一點。”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8年“難産”不同利益群體激烈博弈

　　9月2日《金融時報》的文章就曾指出，有關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早在2004年就開始醞釀，至今已整整8年。在2007年至2009年中，曾先後舉行過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而自2010年以來，也多次傳出方案即將出臺的消息，但方案始終未正式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緣何8年“難産”？對此，蘇海南在接受中新網財經頻道採訪時表示，方案遲遲未能達成共識的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收入分配問題本身十分複雜，涉及面很廣，大家看問題的角度以及各自擁有的分析資料不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此難以達成共識。第二，有關主管部門的分管領域、責任許可權不同，對收入分配改革的認知度不同，所以各部門之間存在不同看法。第三，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到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而在調整過程中，不同群體、不同領域受益或受損的程度不同，因此所持立場也不一樣。最後這一點是主要原因。”

　　9月27日，人民網報道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但參與方案制定過程的專家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公開徵民意環節“很可能取消”，會經內部討論後對外公佈實行，原因是觀點交鋒激烈、難以達成共識。各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背後的博弈角力由此可見一斑。

　　灰色收入對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形成巨大衝擊專家：應消除體制弊端

　　蘇海南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應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以“提低，擴中、控高”作為改革的主線，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逐步有效的調控不合理、不合法的過高收入。

　　他指出，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是以加快發展第三産業、調整職業崗位結構以及提升勞動者素質作為基本條件的，“即隨著學歷高一些、技能水準高一些、工作崗位較為穩定、創造財富相對較多的群體人數增加，一般這一群體的收入水準處於人們認可的社會中等收入水準，這時，中等收入群體也就逐步擴大了。”

　　蘇海南強調，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規範灰色收入，“現在灰色收入的量比較大，制度外的東西比較多，這對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會形成很大衝擊，因此必須著力規範。同時，要堅決打擊非法收入。”

　　他表示，在制定政策和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過程中，一定不能就分配論分配，而要從大分配的視角和制約影響收入分配的根基來看。“比如，要從國民收入分配關係調整、財稅體制改革、工資收入制度改革、健全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健全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角度進行通盤考慮；同時，還要關注深層次改革，努力消除那些影響收入分配不公正不合理的經濟社會體制的弊端，本著標本兼治的原則設計和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要消除哪些影響制約收入分配公平的經濟社會體制弊端？對此，蘇海南對中新網財經頻道舉例説：“比如全面破除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進一步打破壟斷、建立公正公平的各項資源配置制度，保證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平等發展，加快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以及加強公眾對財政支出的監督力度等。”他最後指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是從根本上促進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深層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