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是一門“高危”行業，危在何處？危在說話上。

　　如果我說官員不會說話，你可能會笑噴。且看看官員是如何說的。

　　首先，不會說人話。

　　“我只為領導服務，你們算個啥？”

　　“我當書記的，就是希望你們喝西北風！”

　　“如果我們不拆遷，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吃什麼？”

　　“領導就得騎馬坐轎，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臉！”

　　“那麼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訴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訴你？”

　　“你也不能打我電話，一打都打局長，局長很不值錢是不是……你隨便的群眾就打我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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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雷語曾一次次在我們的耳畔呼嘯而過，令人心驚膽戰，也令人為說話者感到十分難為情：一個當官兒的，又是共產黨的官，怎麼能如此肆無忌憚地滿嘴跑火車呢？怎麼能如此不會說話呢？當他們的雷語被媒體曝光後，遭到公眾怒批，被有關部門停職、解職是情理之中的事兒。停職、解職對個人來說無疑是個災禍，但這些雷語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的損失則是更大的災禍。盡管這些災禍有些可能是潛在的，但就上面那些雷語來說，人民群眾聽到以後會怎樣看待我們的黨和政府？怎樣看待黨政幹部形象呢？

　　當然，這些雷語只是生活中的個別和偶然。然而，我們生活中大量的官員不會把好事和好話說好，不會把不好的事和不好的話好好說，不會及時準確、有效全面地說，更不會生動形象、具體感人地說，這就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了。例如故宮博物院在“N重門”事件發生後，以“金子般”的沉默和死豬不怕開水燙精神面對媒體，這些相當普遍的不說話或不會說話的現象雖然在當下還沒有使個人遭什麼災，但給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的損失卻是巨大的，不啻于慢性自殺。

　　其次，很愛說“普遍話”——官話、空話、套話和永遠正確的廢話。

　　曾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朱振中對此深惡痛絕：“千篇一律的會議和生搬硬套的官樣文章，被群眾戲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形式越搞越繁瑣，就是落實不了。”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也說：“有些人不敢講心里話，只能選擇一些過得去的話，其實大家在基層幹了這麼多年，有很多話想說，就是選不到一個機會，覺得講真話越來越難，所以要不就不講，要不就不痛不癢說一說。”這兩位可謂一語中的。這些話如果在我們的官場普遍流行並且成為時尚，而提拔和重用的一批人都以講這樣的話為榮，這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的災難性損失雖然不是現實的，但一定是長遠的。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講話時，分析了黨面臨著的形勢和挑戰，講到了“四種危險”，其中一種危險就是能力不足的危險。在我看來，能力包括多方面，指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特徵的各種能力，當然也包括說話的能力。2009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中講到，領導幹部要努力提高六個方面的能力，其中就包括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既尊重新聞輿論的傳播規律，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又要與媒體保持密切聯係，自覺接受輿論監督。

　　2011年7月27日《環球時報》社評，有一段話值得當下中國所有官員思索：“可以預見，將不斷有與政府相關的部門和機構卷入公共危機中，它們在輿論面前的笨拙將不斷顯現。這些笨拙將給中國的大形象抹黑，並將一點點損耗中國的政治資源。因此這個問題應當受到中國官方的高度重視。”

　　不可否認，還有很多人沒有認識到這種時代的趨勢，更沒有認識到會不會說話關乎我黨執政能力這一大問題。在我們生活中，人們普遍感覺到真正會說話的官員得不到重視、提拔和獎勵，反而一些不說話或不會說話的官員不僅官位做得很穩當，而且還青雲直上。在我們的官場還彌漫著唯書、唯上、唯文件的風氣，這些都遮蔽住不會說話能夠帶來災難的危險。雖然我們處理了個把人，也從道德上做了必要的譴責，但他們很快官復原職，加上制度層面的缺失，使得這種潛在的危機被暫時蒙蔽住了。但，危機是客觀的，險情正在蔓延……

　　官員會說話，就是要把話說好，說得更好，說得讓人受聽，說得更讓人喜歡搭理你——把話說好，看起來是為官說話之道，其實也是為人說話之道。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做人啊，還要做好人說好話，活著才有味道，才能夠避免災難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