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拿破侖的外交策略》

　　作者：[法]蒂埃裏 倫茨◎著　　安康 陳沁◎譯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3月出版

　　定價：49.80元

　　【內容簡介】

　　法蘭西學院吉佐獎銀獎作品。

　　對外政治，就是一種交易。

　　在羅馬帝國覆滅、查理曼大帝逝去千餘年後，歐洲大陸終於又迎來了以為新的征服者——拿破侖，以為自稱查理曼大帝“繼承者”的法蘭西皇帝。

　　拿破侖的足跡遍及歐洲大陸，取得的豐功偉績舉世震驚。他靠的絕不僅是武力，其外交策略和智慧也是必不可少的制勝法寶。他一邊與歐洲各勢力紛爭不斷，一邊又致力於建立並推行積極的外交政策。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第一帝國時期，拿破侖都主張用兵不血刃的方式來保證法國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優勢地位。

　　作者蒂埃裏 倫茨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拿破侖基金會主席，他在本書中分四個專題深入淺出地闡述了拿破侖的外交策略，具體包括：拿破侖的歐洲外交策略、拿破侖的北非外交策略、歐洲三地區的外交策略、拿破侖橫跨大西洋的外交。既涵蓋了法蘭西帝國的“中心問題”，也詳述了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歐洲、非洲、東方及美洲等的“周邊問題”。

　　【作者簡介】

　　蒂埃裏 倫茨（Thierry Lentz），生於1959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係研究法國執政府（1799年11月-1804年5月）和法蘭西第一帝國歷史的最重要專家之一。他從2000年起擔任拿破侖基金會主席，也是巴黎索邦大學拿破侖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其作品曾先後獲得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和法蘭西學術院的多個獎項，其中主要包括：拿破侖基金獎（1997）、法國學會吉佐獎（2013）以及皮埃爾 拉伕獎（2013）等。此外，他還憑藉對法蘭西第一帝國史研究的卓越成果，被法國政府授予了由拿破侖創立的榮譽軍團勳章。

　　【目　錄】

　　前 言

　　導 論 反思“拿破侖時代”的對外政策

　　專題一 拿破侖的歐洲外交策略

　　第一章 拿破侖的“聯盟體系”

　　第二章 “我是查理曼”

　　專題二 拿破侖的北非外交策略

　　第三章 地緣政治與東方的誘惑：埃及之戰源出何處？

　　第四章 海格力之柱 拿破侖與摩洛哥

　　專題三 歐洲三地區的外交政策

　　第五章 “英格蘭版旺代省”的幻想：拿破侖與愛爾蘭

　　第六章 被法國輕視的盟國：1808年之前的拿破侖與西班牙

　　第七章 波蘭在拿破侖體系中的地位

　　專題四 拿破侖橫跨大西洋的外交

　　第八章 不成功的約會：拿破侖與美國

　　第九章 波拿巴、安的列斯群島與殖民地的奴隸制

　　參考書目

　　【導　言】

　　反思“拿破侖時代”的對外政策

　　研究法國執政府時期以及第一帝國時期的國際關係，當然要研究戰爭或者拿破侖的個人角色。但這種研究同樣要 — 甚至可以説是尤其要 — 建立在研究不同民族，即法蘭西民族和非法蘭西民族，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民族歷史糾葛交錯的相互作用基礎上。個人作用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拿破侖並非這個時代唯一的“偉人”，在這個時代同時誕生了許多被證實的天才，例如塔列朗、梅特涅、卡斯爾雷、亞歷山大一世、教皇庇護七世等。很長時期以來，研究法國的國際關係只能圍繞傳統和習慣展開，重點強調那些每個國家和朝代都存在的野心和恐懼。但法國國際關係發展的根源早在這十五年的執政府時期以前便埋下了， 若要理解所謂的 “拿破侖時代” ，就必須從最廣泛的層面進行考察。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常受到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影響，複雜性是文章引人入勝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史書卻並不總如是考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甚至直到今天 — 當人們編纂歷史時，總是傾向於把 1799 年至 1815 年之間的歐洲政治簡化為“反”和“親”拿破侖者之間的鬥爭，有時，落腳點幾乎僅限于意識形態。一方面，拿破侖的擁護者向我們宣稱，革命者的繼承人必須直面“舊體制”支援者勾結聯盟的局面；另一方面，就像盎格魯 撒克遜的史書編纂者中激進分子鼓吹的那樣，自由的英格蘭本可以把歐洲從比“雅各賓主義”更加危險的“拿破侖暴政”手中“拯救”出來。將世界劃分成“好”與“壞”的歷史決定論觀點幾乎是在否定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真正本質。夏爾 莫拉斯曾經有過一句名言 — 儘管我對這位作家的政治活動持保留意見 — 我將這句名言改編成我自己的話：對外政治不是一種感覺，而是一種交易。

　　意識形態的局限性

　　不能説大革命時期的外交史就是“符合道義”和寬容的，也不能把帝國時期的統治僅僅局限于武力征服以及追求霸權的範疇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 — 拿破侖皇帝，或許也並非是人們通常聽説的那般模樣。

　　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主動宣揚慷慨寬容的外交目標：除了“天然的疆界”外，這個國家並沒有額外的領土野心，它打算把一部“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法律”推廣到全國各地。這兩大基本原則很大程度上是一份表達意向的聲明，更何況二者從某些方面來看是相互矛盾的，唯獨對天然疆界的追求讓這部《民法典》備受爭議：對於那些在未來被“合併”（這裡我們更傾向於使用“吞併”這個詞彙）的萊茵河左岸、比利時以及東南部地區（阿維尼翁、尼斯、薩瓦）的居民來説，這部法律在實際生活中是如何行使運用的？説實在的：天然疆界理論在外交舞臺上氾濫成災，大量運用該理論的目的並非僅僅是把臨近國家的革命者匯聚在同一面旗幟之下，或者是替高盧人討回一個公道（回溯遙遠的歷史就是為了證明這一點），但同時，該理論也散發著一股擴張主義的氣息，符合經濟及戰略層面的利益。合併後的領土蘊藏著各類“寶藏”：金銀財寶、藝術珍品、待售商品以及冶金工業（尤其是那幾個“比利時的省份”）。這些寶藏都是丹東在戰爭動員檄文中突出強調過的。在法國商人的眼中，那些原本就屬於法國的國土也成了新的市場。這些地區提升了法國的國防實力：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萊茵河。

　　事實上，督政府執政末期，法國的戰爭目標與國民公會時期要求的目標就已經背道而馳了。對抗“暴君”的鬥爭被拋棄，法國的天然疆界被打破，《民法典》的闡釋受到限制。“吞併”已經開始好幾年了：阿維尼翁及孔塔地區（1791 年）、薩瓦（1792 年）、尼斯（1793 年）、比利時（1795 年）以及日內瓦（1795 年）。儘管直到 1801 年萊茵河地區才最終（《呂內維爾條約》）被法國合併，但在多年之前，這片地區就已經被法國視作領土。與此同時，隨著姐妹共和國在義大利、荷蘭、海爾維第的建立，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借助參與度極低的全民公投，《民法典》更進一步成為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革命擁護者的人民之法。傳統外交重登舞臺。為阻攔俄國北上，威懾英國的漢諾威王朝，法國與普魯士結盟。德國南部及西部地區併入法蘭西的勢力範圍，最終奧地利被排除在外，神聖羅馬帝國覆滅。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共同監控大西洋的歐洲大陸一側。義大利企圖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優勢控制地中海。

　　因此，與其説拿破侖沒有繼承大革命理論的衣缽，倒不如説他是革命者，特別是督政府時期的革命者所奉行的“現實”政治理論的繼承者。他並未背棄《民法典》的原則，也沒有否認法國的天然疆界：如果説執政者們甚至曾打算過樹立權威的話，那麼，可以説以上這兩點已經很久沒有在法國的外交策略中出現過了。拿破侖比前人更加幸運，他繼續鞏固法國在歐洲的優勢地位。在他執政的頭十年間，法蘭西帝國不斷壯大。借助法蘭西軍事力量的強勢推進， 並且得益於拿破侖皇帝的創造性思維，帝國疆域呈現爆炸性擴張態勢。“歐洲體系”的鐘聲已然奏響。法國的征服和統治播下的種子生根發芽：《民法典》、廢除封建制度（有時候是部分廢除）、民族覺醒、自由及法治觀念（依然模糊）等。

　　必須要承認，即便法國的官員和拿破侖的追隨者們自認為傳播新思想是他們的榮耀（拿破侖皇帝雖沒有否認，但也並沒有因此便將其當作自己的政治目的），傳播“革命”原則只不過是伴隨武力征服的諸多效果之一，並非武力征服的主要緣由。

　　當我們試圖辨別促使拿破侖追求“歐洲大陸的法蘭西帝國”的原因時，當然不能忽視拿破侖的統治慾望：他對榮譽的追尋，他個人的野心，甚至不能忽視瀰漫在他胸中那傳播“大革命”或者“啟蒙運動”思想的願景。其中一切的因果關係都屬於一種意識形態的模式，但對我們來説，這似乎並不足以説明問題。後面的文章中我們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拿破侖的角色

　　這個男人屬於 18 世紀，也屬於法國大革命，他醉心歷史、渴望終結前人的事業。顯而易見的是，拿破侖在國際事務的推進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面臨決斷時，他一步步擺脫了議會的約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侖可以同時自由地從帝國的各方面屬性（眾多的人口、高度繁榮的經濟、有序的財政等）以及帝國卓越的軍事機器中受益。在執政府時期，儘管拿破侖接受他人與己辯論，甚至容忍別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儘管他能夠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後來，當他沿著自己制定的詳細卻永無定數的計劃前行，並且該計劃的發展變化始終難以預料時，他便再也不容許有人質疑他的權力。儘管拿破侖細心研讀呈遞到自己面前的材料和報告，工作勤勉，但他幾乎不再徵求同僚們的意見。他的每項決定都伴隨著連珠炮似的命令和訓誡，有時則是“剛出爐”的口述。因此，隨著事態發展，他的命令極易發生變化。

　　拿破侖擔任國家首腦期間，行為舉止的首次轉捩點似乎出現在1805 年的戰場上。烏爾姆之戰勝利後，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塔列郎建議戰爭就此結束，建議寬容地對待奧地利，甚至建議與奧地利結盟。這份報告准許將俄國排除在歐洲事務之外，將普魯士框入德意志邊境，保存奧斯曼帝國，同時迫使被孤立的英格蘭接受和平。但法蘭西外長並未聽從這份報告中的建議。奧斯特利茨之戰勝利數周後，拿破侖皇帝沒有選擇伸出友誼之手，相反地，他懲罰了奧地利，並且試圖解決歐洲大陸的“體系”問題。這一體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約》的簽訂。1806 年 3 月，繆拉在貝爾格登基，約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為這一體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為拿破侖的對手，涉身這一系列複雜關係的另一個人物 — 塔列朗被邊緣化了：比如，在蒂爾西特談判的過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這對他來説是種新的恥辱， 但是他並沒有在意。 不管怎麼説， 他再也不是 “後補部長” 了 （瓦雷斯傑爾）。當時，這兩位法國的大人物分道揚鑣了。究其原因，並非是因為他們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 “叛徒” ， 而另一位是不納進言的 “暴君” ，而是因為二人政見相左、嫌隙極深，同時兩個人的世界觀也難以調和。

　　個人外交的時代已經來臨：拿破侖皇帝與諸位皇帝會面，談判的時候經常親自上陣，根據需要推進或者改變計劃。為順應拿破侖政策的轉變，法國外交部門幾度易主：作為奧地利聯盟與歐洲均勢傳統模式的擁躉，塔列朗讓位給尚帕尼（1807 年 6 月～ 1811 年 4 月）。儘管這位前駐維也納大使領導了在蒂爾西特確定的對俄政策， 但他還是被馬雷 （1811年 4 月～ 1813 年 11 月）所取代，後者也是拿破侖的虔誠侍隨者。在他任職期間， 法國同沙皇斷交。 1813年秋天， 經歷俄國戰場 “可怕的大災難”（瑪麗 - 皮埃爾 雷），拿破侖的歐洲體系遭受決定性毀滅後，為了哄騙亞歷山大一世，前駐聖彼得堡大使科蘭古被拿破侖任命為新的法國外相。不論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質幾何，甚至對於科蘭古來説，不論這些人鬥志如何，都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真正影響拿破侖的意圖。從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侖通過部分修改憲法，把法蘭西帝國的“對外防禦”任務委託給國家元首。憲法規定，他可以在談判活動以及條約核準方面獲得最高的話語權（共和十年憲法第 58 條）。共和十三年憲法第 50 條規定，宣戰必須經過法律程式，但這條款項失效了：最常發生的情況是，各個辦公室會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後面附有帶地址的選票 — 必須表示贊同 — 這份文件充當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侖皇帝作為軍隊統帥，戰爭才能舉世聞名。 但他在處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擁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拿破侖頂多也就是會在以宣傳為目的的時候才會尊重憲法的程式。 例如，經歷了一場持續十個月之久的衝突後，為確保自己的主張得到貫徹，他在辦公室緊急傳達了《蒂爾西特條約》的內容。

　　法國的外交機構以及外交網路完全聽命于國家元首。外交機構和外交網路重組，機構實力得到提升。到 1808 年，對外關係活動的預算從督政府時期的四百萬法郎提高到近一千萬法郎，數額與舊政體撥付給整個外交部的預算相當。拿破侖皇帝駐派各主要國家首都的使節們住著高屋大宅， 生活排場遠近聞名。 這些人應該可以明顯感受到法蘭西帝國的偉大。

　　外交駐地網路的重建工作自執政府時期便已經開始了： 《亞眠和約》（1802 年）簽訂後，大使館或公使館的數量從 8 個增加到 29 個。但隨後，隸屬神聖羅馬帝國或義大利王國的某些國家消亡了，因而駐這些國家的外交使團也被撤銷。自此，這個數字幾乎沒有再發生過變化。與此同時，除歐洲外，法國在中東地區（阿勒頗、聖 - 讓 德亞克等）、北非地區（亞歷山大里亞、開羅、阿爾及爾、突尼西亞、丹吉爾等）、美國（波士頓、紐約、巴爾的摩、新奧爾良等）或遠東地區（澳門、廣東等）的領事館網路依舊保持著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機構和各大使館人員過剩的現象依舊十分明顯。然而這些機構的行動餘地卻被一再壓縮。他們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確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貫徹執行。1804 年，拿破侖寫信給駐裏斯本大使 — 拉內將軍，為自己辯護道：“任何一個單獨的部門機構都不可能準確評估自身行為對全局體系所造成的影響。歐洲體系漸成，我們處理某個單一問題的方法都會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來自拉貝斯納爾迪埃和卡雅地區的人必須忍氣吞聲，儘管他們的能力並不遜於出身奧特理沃的首領。儘管遠離權力中心，但大使館中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們也沒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爾基耶（供職于馬德里、那不勒斯、羅馬、斯德哥爾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奧西（倫敦、維也納，而後是君士坦丁堡）、奧托（倫敦、慕尼黑，隨後是維也納）、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後是馬德里）或者布爾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隨後是德累斯頓）。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並沒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規則，也沒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執行，這個人就是弗朗索瓦 德 博阿內。他嘗試—下文中我們將會看到 — 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闡釋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侖皇帝的意圖）。具體表現為：親近王儲費爾南德，疏離國王卡洛斯四世。然而，當拿破侖皇帝決定扶持第三個人 — 通過他的哥哥約瑟夫登上王位這樣的方式解決西班牙王朝的問題時，博阿內又不得不反過頭來打壓費爾南德。博阿內因此徹底失寵。

　　同所有的政府一樣，拿破侖逐步“提拔”了一代新人：根據雅克 亨利 - 羅伯特的《拿破侖外交官大全》所載，1799 年至 1815 年間，法國共雇傭了 170 名外交官員，在這些人中，7 人入職見習于路易十五時代，19 人于路易十六時代，大革命時期有 38 人，執政府及帝國時期共計60%）。這些新官員是由他們的統領一手栽培出來的：只服務，無異議。當然，在從前的體制中，各部部長、駐各國大使以及履職各省的封疆大吏們的分量並不比現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 — 跟前任政府救國委員會一樣 — 是集體決策機關，這至少為爭論開啟了一道門，也為外交官員的影響力留足了生存空間。但在類似拿破侖這樣的人身上，這種情況不可能再發生了。

　　話已至此，可以這樣説，單憑一個人的力量 — 這個人就是拿破侖 — 就能把整個帝國拖入武力征服和統治之中，並且從思想和肉體上對整個精英群體設卡防範，這樣的看法有失偏頗。稱霸之心，人皆有之。舊政權的擁躉夢想向自己的敵人，同時也是世仇 — 英格蘭復仇。先進的革命者們則繼續通過隆隆的炮聲將自由拋向人民。溫和派並沒有徹底否定歐洲大陸體系。面對統帥的“天賦”，某些大使經常採取迎合的態度，然而，儘管那些純粹是托制度的福才當政的人（馬雷、薩瓦裏、尚帕尼等）竭盡所能為拿破侖的政策服務，但卻永遠都不得要領。對經銷商和供應商來説，亟待實現的好買賣不少，需要剷除的外國競爭者也很多。 就像駐奧地利大使梅特涅于1808年9月寄給內閣的信中所寫的那樣，軍人“只追求傷疤與青腫痕跡”。剩下的“鷹派”分子時常支援或者鼓勵統帥的野心，目的在於從中謀利，尤其當拿破侖萌生災難性的想法時，諸如重新征服聖 - 多美各、重建奴隸制度或者輕而易舉地攻佔西班牙。可每當拿破侖皇帝從戰場凱旋而歸，他聽到人群山呼海嘯般的歡呼或者各行各業的頌揚時，這又能説明些什麼呢？

　　永恒的地緣政治和“利益”交鋒

　　在對外政治領域，某一個人的想法和意願並不能代表一切。這些想法和意願必須要在一系列紛繁錯雜的因果關係中找到正確的位置，必須立足於最廣義的地緣政治概念、歷史和經濟基礎之上。法蘭西的敵對勢力打著對抗“壓迫者”的旗號，拿破侖主義者號稱傑出領袖為全世界帶去自由，但這兩種想法的影響力都無法滲透到每個邊邊角角，當然不考慮其他人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其他人的想法並非無足輕重。

　　如此一來，當理解拿破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及理解各國衝突的歷史時，地緣政治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1800 年至 1815 年間，內陸國家仍舊保持原樣，島嶼依然被海洋環繞，對“完美”領土的嚮往以及對自然資源或是交通要道的貪婪慾望繼續催動著那些心懷“國土”野心的領導人展開行動。圍繞著河流、海洋、山麓、人口密度、宗教以及其他“地緣政治”要素的歷史造就了他們的野心。這些亙古未變的東西在這個時代不會消失，它們在國際生活中也從未消失過。如果這些東西震撼了歐洲歷史，甚至催化了某些變革，那麼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帝國就算不上是一種突然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斷裂 — 一種打破了延續數十年，有時甚至是數個世紀的，時常與政治糾葛不清的迴圈和演化的斷裂。

　　法國和俄國依舊保持著歐洲大陸最多的人口；以多瑙河為重心，奧地利被分割成幾個部分；德國的領土被劃分成十余個國家實體；義大利淪為一種單純的“地理上的表達”（梅特涅語），尚未看出政治上立刻獲得統一的前景；西班牙王國拼命幻想自己實力強勁，他們認為南美洲領地的豐富的物産賦予了自己這種實力，但事實上，他們幾乎快要控制不住南美洲了。再看另一組橫向數據背景，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例如宗教之間的地區邊界、 商業利益 — 我們不再稱之為人口社會學 — 經濟發展、大海的召喚 — 或者正相反 — 撤回陸地、軍事傳統等。如果説，在整個地緣政治領域裏，必須研究某種思想的話，比如説革命戰爭和帝國戰爭中蘊含的極端複雜的因果性，我更願意從兩種不同的歐洲組織概念裏尋求答案，徹底擺脫倫理道德的掣肘：“均衡”與“體系”之間曠日持久的鬥爭。英格蘭是捍衛前者的代表，而拿破侖的法國則創造了後者這個概念 — 我們將在後面的文章中進行描述 — 並試圖圍繞著這個概念謀劃歐洲大陸。

　　讓我們在其中一項要素上多停留片刻。這項要素總是藏身幕後，除了能在弗朗索瓦 克魯澤和皮埃爾 布朗達最近的文章中看到它的蹤影之外，研究拿破侖的歷史學家幾乎沒有把它當作優先考慮的對象：這項要素就是經濟鬥爭。“大陸封鎖”充分證明了經濟鬥爭的中心地位。然而該事件並不足以為這個問題的深遠歷史下注解。事實上，歐洲大陸禁運英國商品只不過是 18 世紀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敵對狀態更深遠、更巨大層面的變體罷了。這種大陸級別的對抗絕非領土之爭：雙方沒有任何直接的國境紛爭。 相反， 雖然他們宣稱反對 “雅各賓主義” 、 反對 “暴政” ，但英格蘭的精英分子也沒有掩飾發動經濟戰爭的企圖。從波旁王朝的最後遺脈到拿破侖的隕落，在英吉利海峽的這一側，法國人同英國人有著相同的情結。對封疆裂土的嚮往或是對“榮譽加身”的渴求，這一切都不能把法國的外交策略完全解釋清楚。路易十五統治末期，舒瓦瑟爾難道沒有承認為了抑制進而超越阿爾比恩的實力，法國必須暫時放下歐洲大陸的活動， 把精力集中在海外以及建立海上力量上面嗎？從那時起，經濟戰爭所需要的全部武器都被調動了起來：海關稅率、控制原材料和海上航線、部分禁運、派遣海盜等。為給英格蘭皇家財政最致命的打擊，法國選擇同“美國起義軍”站在一起，法國的介入就屬於這個範疇。

　　英格蘭想在利益而不是道德領域獲得平衡。因此，它將視線轉向海洋，用武力建起一個又一個據點、港口，征服一片又一片領地。同時，英格蘭也不會忽視歐洲大陸這條最主要的貿易出口。當然，英格蘭必須控制幾條大型海上航線，並且以直布羅陀海峽、馬爾他、開普敦、馬斯卡林群島、芒什海峽以及赫爾格林島作為航行支點，同時還必須保證歐洲客戶的多樣性和自由度。由於缺乏陸軍，英格蘭必須信任外交官和銀行家，通過干預他國經濟來抗衡實力強大到足以封鎖歐洲大陸或是海軍實力足以超越英國海軍的敵人。他們有這樣的意願是千真萬確的，對於這一點，英格蘭的精英階層承認得十分爽快。對他們來説，政治和經濟之間的聯繫緊密而不可分割。凡事都有兩面性：在阿爾比恩的戰爭目的中並無消滅對手這一項，其中包括法國，自從法國放棄領跑歐洲大陸的意願後，英國便産生了這樣的想法。因為最初，歐洲均衡的局勢被理解成各方勢力彼此中立。如此一來，和平帶來的益處便可以維持下去。但是海軍和工業部門的報告表明，這種英格蘭式的“均勢”是另一種控制形式的代名詞，這種控制就是經濟控制。因此，英式規劃中的霸權主義色彩並不比革命時期以及隨后帝國時期的法式規劃要寡淡多少：英格蘭人壓根不在乎控制了多少土地或人口，他們在乎的是除掉殖民地的競爭對手、穩固本國工業、控制航行通道、佔領歐洲市場。如果非得發動戰爭才能保持歐洲各國勢均力敵並對外開放的話，英國也願意借別人的手開戰，包括向其他人借款。事實也正是如此，而英國的代價是背上鉅額欠款。在這一點上，總是不乏願意簽字借錢的金主 — 商界對借款人信任有加。最終，儘管幾乎從未派遣軍隊上過戰場，但英國也沒有在經濟上“節省”下多少。

　　持久的深層實力

　　若要理解拿破侖時代的歷史就不能不去理解法國外交的傳統。 當然，我們目睹過太多的聯盟轟然坍塌，甚至太多違背自然規律的紛爭，然而在各國領袖以及領袖身邊的人當中總是流行著一種偏好 — 他們傾向於把以上這些事件稱為從前的例子。拿破侖是其中表現得最特別的一個。他一直把自己當成查理曼大帝的直系繼承人，並從千餘年的歷史中汲取政治動力。更普遍的情況是在沒有要求外交部提供服務，向他陳述某一問題的歷史之前，他從不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有時，他甚至要求將問題的歷史追溯至幾個世紀以前。戰爭初始的幾個月中那股思想上的衝動一旦降火，法國的革命者就不得不倒向那些歷經考驗的聯盟體系。人們有時樂於把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帝國説成是一種斷裂，但若從前文的意義層面而言，事實並非如此。

　　類似的事實也同樣出現在其他國家。英格蘭意圖繼續在其優勢領域控制島嶼、海峽以及屬於葡萄牙和荷蘭的航海陸上補給地。面對南方的奧斯曼帝國，俄國在波蘭問題上視奧地利為利益同盟國，然而對方卻並不這麼認為。巴伐利亞期盼獲得法國保護，以免被南部的奧地利以及北部的普魯士一口吞掉。來自斯特拉斯堡的大炮步步逼近促使巴登和符騰堡走進同一陣營。1806 年，信奉新教的薩克森（卻由一位天主教徒統治）有些日子錯誤地加入普魯士聯盟，隨後，為了壯大自己、抵抗鄰國，它又像從前一樣繼續尋求巴黎的支援。總體而言，其餘國土面積不甚遼闊、實力弱小的眾德意志邦國也在試圖通過與非日耳曼勢力結盟的方式擺脫普魯士或奧地利的控制。 法國毫不猶豫地同土耳其人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法國認為波蘭事件與自己有直接關聯。從路易十五時代開始，法國便從原則上放棄了黎塞留制定的削弱奧地利的方案： 《呂內維爾協定》 （1801年）、《普雷斯堡協定》（1805 年）以及《美泉宮條約》（1809 年）生效期間拿破侖曾短暫重拾該項原則。

　　歐洲各大勢力各懷鬼胎，心思複雜，這就解釋了反法大同盟無法成型的原因。事實上，拿破侖體系長期以來是為參與該體系的其他國家而不是法國帶去實惠。直到 1813 年下半年，一個廣泛的同盟才最終形成。這是英國外交的勝利。英格蘭人調動他國的怨恨情緒，利用經濟和財政手段，面對威脅以及壓力的時候毫不退縮。採取這樣的方式取得的效果遠比揮動歐洲大陸的“自由”旗幟要明顯得多。最終，英國用一個小小的共同目標就把整個歐洲團結在了一起。法國的優勢與每個國家的利益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難以調和。然而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潛伏的各股勢力則重回舊路。維也納會議期間，昔日的盟友友誼終結，1815年元月，奧地利、英格蘭與普魯士、俄國之間戰端重啟。拿破侖的法國渴望在歐洲獲得優勢地位，並以此為出發點統治更寬廣的海域以及更多的殖民地。但當時國際生活的其他參與者答應他的計劃嗎？剛才我們已經看到，大不列顛對涉及自身的問題説了“不”。歐洲其他各大勢力，所有有實力的候選者都是一丘之貉。通過吞併土地或者推進地緣經濟，他們即便不打算稱霸歐洲大陸，至少也希望增強自身實力。除法國外，歐洲大陸上四個主要國家（奧地利、俄國、普魯士和奧斯曼帝國）的戰略意圖經常與其鄰國格格不入。可以這樣説，身為一個一點就炸的火藥桶，歐洲不需要法國大革命，也不需要拿破侖。

　　如此一來，奧地利做好了準備，準備在普魯士伸向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遺骸的手上狠狠地咬上一口。自 1790 年起，神聖羅馬帝國就已經病入膏肓了。1800 年至 1805 年，奧地利脫離神聖羅馬帝國，帝國因此終結。不過，維也納當局也有一份進攻戰略，他們計劃在奧斯曼帝國的巴爾幹半島地區靠近巴伐利亞公國和波蘭一側或者東線和南部邊境開疆拓土。在大革命開始之前，奧地利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圖，非常重視與法國的同盟關係。1778 年至 1779 年，吞併巴伐利亞公國東部地區的企圖的落空 — 巴伐利亞王位繼承之戰 — 主要歸因于凡爾賽宮的中立態度。這表明，在路易十六和魏爾珍支援維持歐洲均勢的年代，奧地利企圖在德意志地區發展壯大的計劃受到諸多限制。奧地利野心勃勃，依舊對維特斯巴士的領土垂涎三尺。面對這種情況，1805 年和 1809 年的兩次戰爭均始於奧地利人入侵巴伐利亞公國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樣，普魯士的政策也以領土欲求作為標誌。一切能擴大並保護布蘭登堡的行為都能勾起柏林的興趣：波蘭的一小塊領土（因此引發與俄國及奧地利的摩擦）；薩克森的一塊走廊地帶（與奧地利有衝突）；吞併漢諾威（與英格蘭有衝突，英格蘭國王是漢諾威王朝的後裔）；向南部推進，以便在同奧地利就比利時問題的談判中居於強勢地位（與普魯士在克裏夫斯問題上所站的立場接近）。柏林調兵遣將，進一步增加自己在信奉新教的國家中的影響力，對所有視維也納政府為獵食者的國家表現出理解。甚至從 1795 年至 1806 年間，當普魯士被視作中立國時，普魯士政府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外交目標。他們同拿破侖討價還價或者施以小恩小惠，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目的。在某些時候，在柏林和巴黎，都有一些人認為法普聯盟再一次把歐洲的水攪混了。1806 年的戰爭以及《蒂爾西特條約》打碎了這些人的幻想。

　　通常，俄國當自己是歐洲國家：從彼得大帝時代開始，歐洲身份一天未獲承認，俄國一天不會停下腳步。為了進一步確認自己的歐洲身份，俄國馬不停蹄地向北部以及西部進軍（北歐國家、波蘭、德國）；為了打通進入溫暖海域（尤其是地中海）的通道，俄國向南不斷擴張，甚至到了凱瑟琳二世時代，將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羅馬”成了俄國擴張的新動力。這些計劃在亞歷山大一世時代被重新啟用，沙皇俄國把歐洲各方勢力攪了個暈頭轉向：與法國和英國爭奪地中海；對芬蘭領土的胃密碼瑞典心存不安；在波蘭、德意志諸國、巴爾幹半島諸國問題上，奧地利和普魯士感受到威脅；當然少不了奧斯曼帝國，據我們所知，在聖彼得堡能找到不止一份寫滿進攻奧斯曼帝國計劃的圖紙。西方界普遍瞧不起俄國，對俄國擴張企圖的擔憂加劇了這種鄙視心理，他們鄙視這個國家的人民，把俄國人看成是“來自北方的野蠻人”，他們也瞧不起俄國沙皇，嘲笑他有“亞洲人的荒唐念頭”。

　　因此，歐洲並沒有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各股勢力的野心與訴求、地緣政治以及經濟因素跟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一模一樣。法國大革命頭幾年那“思想”上的衝動過後，從前的外交策略捲土重來，只不過具體做法和基本原則發生了一些變化。發生變化的還有參與其中的演員們，其中走在最前列的就是拿破侖。

　　前　言

　　提及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時，人們腦海中便會立刻浮現出法國與英國、俄國、奧地利以及普魯士之間的糾葛紛爭，有時候可能還會聯想到法國與當時被稱作“第二集團勢力”的德意志王國及德意志公國（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巴登等）、瑞典，甚至與西班牙的關係。法國與這些國家同樣裹葛不清、爭端不止。當然，我們無法回避的是，這種對外交往時常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透過“拿破侖式的”戰爭，隨軍記者中的拿破侖主義者們往往喜歡將那些偉大的戰爭以及戰爭所帶來的光榮反響擬成爆炸性的新聞，並且樂於傳播這樣的新聞。因此，法國執政府時期以及法蘭西帝國時期的對外政治時常被簡化成 ——面對紛繁複雜的情況時——各種武力的對抗。

　　本書探討的是拿破侖的外交問題，書中既涵蓋了“中心問題”（法蘭西帝國），也詳述了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歐洲、非洲、東方及美洲等“周邊問題”。

　　本書以四個系列專題的形式展開：

　　專題一，涉及“中心問題”。本專題將對拿破侖的歐洲計劃進行概述。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我們努力在書中將這一計劃（合理地）理論化。在他的計劃裏，這位法蘭西人的皇帝自稱查理曼大帝的“繼任者”，他甚至認為，如此的自詡行為既合理又合法。不過，查理曼大帝對拿破侖的施政行為不可謂毫無影響，本專題將對此進行評論。

　　專題二，本書將把我們領向地中海的另一邊，聚焦埃及戰役的前世今生，並將戰爭的原因重新置於大的外交背景中進行考量；深入研究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摩洛哥——一個雖屈膝于歐洲爭權諸公的強大壓力但仍保持獨立的舊王國——之間的關係。

　　專題三，介紹拿破侖對歐洲三個地位不同的地區的政治策略：舊式王國，即西班牙王國，彼時的西班牙為封鎖西歐併為達成與英格蘭爭奪制海權的企圖而與法國締結成強大的聯盟；聯合王國的一部分——愛爾蘭，嚮往脫離聯合王國，法國政府幻想這部分地區成為“英格蘭版的旺代省”；沒有國家的民族——波蘭民族，小國“華沙大公國”是該民族的代表，它是法國的夥伴國，同時，當法國面對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時，它是對外政治的永恒的關鍵所在。

　　專題四，帶領我們橫跨大西洋。首先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年輕的美國與法蘭西帝國之間極其特殊的關係；最後，討論圍繞恢復奴隸制度這一棘手問題，波拿巴對安的列斯群島的政治策略。

　　每個章節研究的內容相互獨立，但是，我希望把這些研究納入一種研究拿破侖功勳的方法——客觀、毫不誇張、尊重歷史的方法中去。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雅克 約庫和讓 圖拉爾主編的刊物收錄了幾篇我的早期文章，以及十年後法亞爾出版社的德尼 馬拉瓦爾出版了我的作品《大執政府時代》 （1999年）以及《法蘭西第一帝國新史》 （四卷，2002～2010年）以後，我便開始嘗試遵循這種研究方法了。

　　蒂埃裏 倫茨

　　2012 年 7 月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