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

　　《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42.00元。

　　近年的讀書界，流行的是“民國熱”。民國熱有兩個熱點，一個是“民國范兒”———那些民國的文化精英，另一個就是蔣介石。海峽兩岸的行情常常倒著走，當老蔣在臺灣逐漸被人忘卻的時候，這邊對他的興趣卻日漸濃郁。特別是近年蔣介石日記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資料帶來了一輪新的研究熱潮。

　　在新近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眾多學術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國研究叢刊之一《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具有鮮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槍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們一反注重政治褒貶的傳統研究套路，對蔣介石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夢》式的漫畫化、臉譜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那樣一味拔高美化。這一由民國史領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聯手打造的三重奏，將蔣介石置於民國具體的歷史場景之中，從其個人童年經歷所造成的記憶創傷和孤僻性格、國民黨體制的內在矛盾、地方衝突到蔣宋孔家族內部的微妙關係、四十年代風雲驟變和蔣介石個人的閱讀史等方面，描述了這個頗受爭議的歷史人物的複雜面相。三位作者像許多蔣氏研究者一樣，也曾經遠赴胡佛研究所閱讀、摘抄蔣介石日記中的相關檔案，並在書中多次引用，但他們並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樣，迷信蔣的日記，以此作為終極性的判案依據，而是將蔣的日記內容與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從而以一種3D式的全息圖像，將蔣介石的多重性格和歷史功過客觀地展現出來。

　　我個人雖然研究的是民國的知識分子與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為開設《中國國民黨史》課程的需要，曾經一度鑽研過相關論題。30年過去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研究領域的學術成果已經有質的長進，此次閱讀《天下得失》一書，常有擊掌叫好之衝動。以我個人閱讀之體會，書中有幾個獨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願意在此有所發揮。

　　民國史上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不少歷史大人物童年時皆有“孤兒寡母”的經歷，魯迅、胡適如此，蔣介石亦是如此。由於父親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靈過早落下記憶的創傷，既成就了其特立獨行、有社會擔當的大志向，也會對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蔣介石即是一個典型，《天下得失》對此有專章分析：“張狂頑劣，與戀母愛哭，竟共存于少年蔣介石一身。也許正是這種張狂頑劣的天性，以及沒有父親權威的壓抑和阻礙，鑄就了敢想敢幹、不屈不撓的性格，並最終成就了這位亂世豪傑”。蔣一生多疑，對人缺乏信任，即使成為獨裁者之後，也以培植雙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如黨務中的C C和三青糰，特務系統中的中統和軍統、黃埔係中更是派系林立。這種多疑的性格與童年的創傷有關，因為孤兒寡母、見慣了世態炎涼、旁人白眼，蔣除了母親之外，無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後無法擺脫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記之中，常常感慨、質疑友朋、同仁和部屬之不可靠。一代梟雄如此狹隘，最後落得眾叛親離，敗走麥城，也不屬奇怪。

　　民國成立以還，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歷了多重變化。民初實行的是多黨議會民主制，由於多重政治勢力過於迷信權力，而忽視憲政的權威重建，最後議會中的兩黨忙於黨爭而讓袁世凱從中漁利，易議會民主制而改行總統獨大的威權體制，袁最後卻因復辟帝制而身敗名裂。在經歷了混亂的北洋軍閥統治之後，南方的國民黨借鑒蘇俄的黨國體制，以黨統政，以黨統軍，廣泛實行社會動員，最終完成了北伐大業，統一了中國。但國民黨的統治是一種脆弱的黨國體制，其原因乃是後起的蔣介石以黨軍起家，以槍指揮黨，軍權始終在黨權之上。與其説是黨國體制，倒不如説是軍國體制，黨國體制不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懾人心的意識形態，可以為統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識形態如果設計得好，還會産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軍國體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匱乏有神魅的意識形態，也缺乏有嚴密紀律的全國性組織。蔣介石的本質乃一軍人，而非黨魁，他的權力從槍桿子而來，也靠槍桿子維持，而其權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為黨國體制的黨魁所必須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凱一樣，他的威權統治缺乏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因此一生都沒有解決政治的合法性問題，只能借助法家的“術”與“勢”來掌控天下。由於其對部屬缺乏信任，又有意製造派系間的矛盾以實現制衡，因此執政的國民黨從來沒有實現過真正的內部統一，派系傾軋，一己之私利常在黨國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鳳凰衛視頻道看專題片《決戰孟良崮》，國民黨中第一王牌軍74師之所以被華東野戰軍全殲，就是因為各路援軍妒忌張靈甫，要看他的好戲，見死不救的結果。而一盤散沙的軍國體制所面對的，卻是由思想團結起來的、組織嚴密的中共。蔣介石與其説是軍事上打了敗仗，不如説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輸給了對手。

　　《天下得失》一書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內部渙散和內部矛盾都專章和精彩的描述。對我個人特別有啟發的，乃是作者敏銳地注意到在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中，不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傳統地緣政治的衝突。孫中山去世後的國民黨內部三巨頭中，蔣介石是浙江人，汪精衛和胡漢民都是廣東人。早期的國民黨元老，因為孫中山的緣故，基本以粵人為主，長期掌控著“黨統”。而憑藉黨軍而後來崛起的蔣介石，則借助江浙的勢力而坐大，“黨統”和“軍統”在抗戰爆發之前，一直存在著尖銳的衝突和矛盾。近代中國一直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趨勢，一個是統一的民族國家意識的出現，另一個是傳統的地方封建割據要求。周錫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一張是共和，另一張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過於注重民族主義的統一趨勢，而對封建割據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現形態上換了一張面孔，改以“民主”為號召，在“民主”的背後，往往隱蔽著一個“封建”的真實面目。從20年代到40年代幾次國民黨地方勢力的反蔣，皆以“民主”為號召。歷史是非常吊詭的，善與惡經常糾纏在一起，善的背後有惡的動機，而對惡的追求有時候又無意成就了善的事業。近代中國“民主”與“封建”錯綜複雜地鑲嵌在一起，可以從國民黨的歷史當中窺見一斑。

　　無論對蔣介石還是國民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識形態的眼界，還原歷史與和人物本身固有的複雜性和本真性。這三位民國史研究領域優秀的中生代學者，實現了這一超越，標誌著21世紀的蔣介石研究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1927年蔣清黨的時候，郭沫若寫過一篇討伐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而此刻我想説的是：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