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主辦的《李一氓回憶錄》一書出版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李金華，中聯部副部長陳鳳翔，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中聯部原部長錢李仁、朱良，文化部原部長王蒙等出席了座談會。

　　李一氓同志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過北伐，參加過南昌起義，親歷過長征，同時，他又是一個著名的文化人，是中共黨內不可多得的高級知識分子。《李一氓回憶錄》為李一氓同志生前歷時八年親筆寫成，講述了作者親歷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全過程。書中對南昌起義、上海地下工作、萬里長征、皖南事變等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刻畫，展現了許多生動的、不為人知的細節。書中也順帶提及了建國後的一些工作、生活情況，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復工作後的許多往事。

　　李一氓同志是前中顧委常委，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十年，他在新時期全國的古籍人才培養及整理出版工作，以及他高達兩千三百餘冊的詞書收藏，還有他的書法造詣，都使他成為在文化界很有影響的黨內領導人。

　　本書涉及了許多黨內外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比如，李一氓同志與周恩來一起介紹郭沫若加入中國共産黨；他還做過毛澤東一段時間的秘書，並以毛澤東特使的身份赴成都做劉湘的統戰工作；在上海時，他是周恩來、陳雲領導下的特科成員，是事關周總理清白的“伍豪事件”的見證人；抗戰時期，他受中央委派，協助葉挺、項英組建新四軍，並肩負協調二人關係的使命；他還曾擔任駐緬甸大使、中聯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等職務，經歷非凡。

　　他的回憶錄，被著名黨史專家何方稱為“一本少有的樸實無華、真實可信的好書”。許多隱蔽戰線革命家的後人説，關於上海地下工作的情況，李一氓同志的回憶是比較可靠的。

　　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在座談會上談到，李一氓同志的回憶錄，是人民出版社革命回憶錄中的經典之作，實事求是的文風縱貫全書，使本書具有常讀常新的價值。“年輕一代要了解黨的歷史，了解前輩，這部著作就是很好的教科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日本所原所長何方，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李岩、原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以及叢軍（陳毅之女）、喬小東（喬石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中共淮安市委書記姚曉東也一同出席了座談會。

　　李一氓同志的女兒蘇蘇近日告知，人民出版社決定再版重印《李一氓回憶錄》，並要我為之寫一篇序。我爽快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這不僅因為我和一氓同志有四十年親密交往的情誼，更重要的還是我以為他的回憶錄別具一格，與眾不同，很值得推廣和流傳。

　　在我看來，李一氓的《回憶錄》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點。

　　第一，親自動手。自己寫自己的傳記或回憶錄，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對當時和以前的一些老領導人來説，卻是少有的。過去所看到的一些領導人寫自傳或回憶錄的情況，多是組織一個專門班子，在領導人自己或指定的專人（如長期跟本人工作的秘書）主持和指導下，分頭蒐集材料、核查史實、執筆起草、集體討論、一再修改、經本人審閱訂正後出版。這除了年老體衰和還有其他工作外，資歷和地位也是重要因素。按道理，李一氓也應屬於這樣的領導人。

　　他1925 年入黨，此後即輪番在文武兩條戰線上擔負一定的領導工作，最後於1985 年9 月在新設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而按當時的規定，中顧委常委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委員。

　　但李一氓寫回憶錄，卻是以八十多歲的高齡，既無班子，也無助手，單槍匹馬，親自一筆一畫地在稿紙上爬格子。只是最後剩下一小部分，由於白內障發展迅速，才不得不找了一位並非專業的年輕人幫助錄音整理。即使如此，除了以前親自所寫有點屬於業餘愛好的第十章《過眼雲煙》外，整個回憶錄也只寫到1949年6 月由大連來到北京（當時稱北平），此後的經歷就都付之闕如了。

　　第二，嚴於律己。列寧説他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因為不但人們的記憶力終究有限，對過去的事很難記得準確，而且許多作者還往往在回憶錄中誇大個人作用，顯示一貫正確，功勞歸自己，過錯推別人。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颳起的寫回憶錄之風中，果然出現了這種情況。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曾有針對性地發過一個中央文件，提出寫回憶錄一定要實事求是。不過李一氓的回憶錄卻破除了列寧的這一武斷概括，不僅沒有列寧指出的這類毛病，還顯得特別謙虛，在敘述工作成績和錯誤時，多是對己嚴對人寬，絕不誇功諉過。

　　特別使我感動的是，皖南事變中，軍部被打散後，他仿傚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項英、袁國平的做法，自行離開隊伍，試圖逃出敵人的包圍圈，結果沒能成功，就又回到部隊，前後時間不到十小時。在外人看來，這似乎算不得什麼大問題，因為既有當時被圍剿的嚴峻形勢，又有領導人項、袁等可視為榜樣的行為，自己只是領著幾個同志傚法而已，況且最後還失敗了。可是一氓同志卻看得十分嚴重，認為這是自行脫離部隊，因而是他有生以來犯的一個最大錯誤，每次提起都會臉紅（他的夫人王儀認為提得過重，出版時改為“總是一個這一生都感到遺憾的錯誤”）。組織上安排的兩個通讀校訂的人，錢李仁和我也沒提出不同意見，就這樣出版了。

　　還可指出一個嚴於律己的例子，就是抗戰前夕，作為毛澤東的特使，一氓同志帶著毛的親筆信去四川見劉湘，做劉的工作。但是不巧，他到成都時，劉湘卻去了武漢，並最後死於武漢，毛澤東交的任務是沒法完成了，他只好回延安復命。可是一氓同志事後仍覺得做的不夠，並檢討説，去四川的工作“不一定限制在劉湘這個範圍，應該同時進行劉文輝、田頌堯各處的統戰工作，還應該通過我三哥的老關係做老‘一軍係’熊式輝部下的工作……”。對此，他感到是個遺憾。

　　第三，實事求是。這早已成為人們的口頭禪，但在寫回憶錄時卻最不容易做到。比較普遍的毛病就是誇功諉過，編造情節，討好領導，宣揚自己。例如和《李一氓回憶錄》同一時期出版的一本比較權威的回憶錄，就不夠實事求是。寫到長征途中，陳雲奉派去上海（後赴蘇聯）就不僅違背事實，還添油加醋。如説陳雲是和潘漢年一起離隊（實際上是分開走的），還編了一些活靈活現的情景，説兩天后陳雲的妻子于若木找他問，陳雲到哪兒去了？而事實是，

　　于若木並未參加長征，她和陳雲結婚也是兩三年以後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憶錄》不但沒有這類荒誕的編造，而且就是一般經歷的描述也都是照實寫來，絲毫沒有誇大或縮小的斧鑿刀痕之處。中國修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是“尊重史實，記史以實”。這一點，《李一氓回憶錄》是完全做到了。

　　第四，樸實無華。現在有些回憶錄或自傳、傳記，寫的像小説，對已過去多年的史實和經歷，憑現在的認識和想像描寫得非常生動，有聲有色，對沒有第三人參加的已故去的兩個人的談話，也可以編得長篇大論，對雙方講的話還打上了引號。其實，在沒有速記和錄音的條件下，作者又不在場，所有打引號的話都是靠不住的。就是本人自己多年前説過的話，也不可能記憶準確到打引號的程度。即以被人們稱頌了兩千年的司馬遷的《史記》，就不能完全信以為史，而有更大的文學成分。所以魯迅在肯定其為“史家之絕唱”的同時，也指出它是“無韻之《離騷》”。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更乾脆説它只是文學著作，而不是歷史，並列舉對呂不韋和嫪毐的描寫為例，説明不可全信。李一氓曾被稱為昔日“創造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文學團體）健將”，有雄厚的古文底子（尤以熟諳詩詞歌賦著稱）、很高的文字水準。但他在《回憶錄》中卻沒有特別表現，而是平鋪直敘、如談家常；不但讓人好讀好懂，而且還會確信無疑。

　　第五，“不攀領導”、“不挾名人以自重”。這是一氓同志的為人之道，貫徹了一生，在本書的“自序”中還特別作了説明。他和黨的許多領導人很熟，有些人還長期共過事，但他全是淡然處之。有事時提到（也多是一筆帶過），沒事時根本不提，絕不渲染，更無專門的鋪陳描繪。例如他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和為統戰去見四川軍閥劉湘的特使；跟周恩來從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蘇區工作多年，還在長征前夕共同介紹郭沫若入黨；跟劉少奇和陳毅在蘇北工作過一個時期；和鄧小平也熟，長征時遵義會議期間還同住一屋，等等。但《回憶錄》中卻很少寫他自己和他們之間的接觸和來往，更沒有哪怕一半句帶引號的對話。

　　他認識和接觸過不少文化名人包括魯迅，也只是有事時提一下，不作什麼議論，沒事時根本不提。有一次我曾建議他把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時有關同魯迅、“左聯”等的接觸寫詳細點，他也拒不採納。還説，同魯迅的來往是黨和魯迅的關係，非關個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雜跑龍套，沒什麼好説的。

　　最後，再交代一下我和這部《回憶錄》的一點關係。一氓同志在“自序”中最後提到，“關於全稿，我請何方和陳易同志審閱過”。陳易同志，我不認識；他是怎樣審閱的，我也不知道。至於説到我的“審閱”，就實在擔待不起了。我同這部《回憶錄》的關係，只可指出以下幾點：

　　一是我屬於建議和推動寫這部《回憶錄》的一個積極分子。由於一氓同志平等待人，毫無架子，所以1950 年我們一同調入駐聯合國代表團後，他很快就交上了我這個小朋友。同在代表團一年半，我們已稱得上莫逆之交，此後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黨中央指定他出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他就一直坐在家裏，或是翻閱古籍，或是練習書法，很少外出。在這最後的十年裏，我們更是經常見面，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如果有一個月左右，我因工作忙而沒有去看他，他就會打來電話，或真或假地問道：“你是不是生病了？”他有什麼新的重要消息，也會直截了當地讓我去他家，聽他的轉告或傳達。這都説明他對我的完全信任。我對他也極為尊重，崇拜他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為人和擁有廣博深邃的學問。正是這種親切的忘年交和相互信任，使我在他進入晚年時，總是擔心他把腦子裏的好東西帶走，所以力催他以回憶錄的形式留給後人。

　　二是一氓同志在寫《回憶錄》時，我多少有些參與。這是指除經常的商談外，還有幾個似成定規的做法，就是他寫一大段（通常為十數八頁）後，立即將列印好的稿子送我閱讀修改；我也毫不客氣地閱提意見。而且這並非走形式，除了文字的某些修訂外，內容上也提過重要意見。

　　三是他的《回憶錄》寫完後，指定我通讀兩遍，對整個文章結構和各處文字做最後的校訂和統改。我按他要求做完後交卷。

　　這就是我和《李一氓回憶錄》的關係。

　　何　方

　　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