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中國軍隊在上海閘北的環形工事裏同日軍巷戰 新華社平型關戰鬥中，八路軍某部的機槍陣地 新華社

　　記者宋磊 通訊員腳印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軍旅作家王樹增新書《抗日戰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他繼《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之後，又一部戰爭題材著作。該書首卷出版不到一個月，發行量達150萬冊。

　　《抗日戰爭》共三卷，近200萬字。日前，王樹增接受長江日報記者採訪，他説：“抗日戰爭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今天回顧它，我個人認為當代中國有這個精神需求。”

　　黨派之爭絕不是戰爭主流

　　讀+：在抗戰中，中共“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如何發揮的？

　　王樹增：在民族危亡的時候，是中共首先倡導和支援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異族侵略眼看就要亡國亡種的時候，中國共産黨將一盤散沙的中國凝結成一條心，是重中之重，誰能做到這一點？蔣介石做不到，就連他的軍隊他都統一不了。

　　中共最早提出了《論持久戰》，這為中國抗戰提出了戰略性的思路和格局，讓整個民族在歷史迷霧中有一種開闊的視野和方向感。中共開闢的敵後戰場作用十分巨大，牽制了日本幾十萬軍隊。從戰略戰術上都可以講，中共是中流砥柱。

　　讀+：可是現在有些觀點可能不這麼認為。

　　王樹增：説的最多的就是共産黨在抗戰期間存心坐大。共産黨要坐大，完全可以不必這麼做，可以偏安中國西北一角，就是陜北，日軍從來沒有打到過那個地方。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共産黨開闢的根據地大體是安全的，要想坐大，完全可以在那兒待著。那個時候，國民黨已經完全顧不上共産黨了。理論上坐大的話，就別動窩，可他們勉力編成三個師，統統過黃河，參加正面戰場戰鬥，第一場戰役就是忻口戰役，正面和日軍作戰。

　　有人説後來的根據地不是越來越大嗎？這是悖論。因為讓敵後的抗日根據地越大，日軍的日子越不好過，投入的兵力越多，敵後戰場牽扯的主力部隊越多，在正面戰場的壓力越輕。

　　讀+：有觀點認為，抗戰中，國共兩黨相互“爭奪”給戰爭帶來困難，您同意嗎？

　　王樹增：黨派之爭絕不是這場戰爭的主流。事實也證明，黨派之爭、黨派摩擦在這場戰爭中屬於非常邊緣化的支流，它並沒有影響到整個抗戰大局。

　　所謂的“爭奪”是不準確的，在長期的抗日戰爭中，兩黨之間確實存在過摩擦，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比如説皖南事變，在抗戰的相持階段，蔣介石逼迫新四軍遷移，並在遷移過程中伏擊了新四軍，這在當時給中國的抗戰造成了巨大陰影。

　　皖南事變爆發之後，共産黨人雖然對國民黨的行為進行了非常強烈的抨擊，但是沒有採取軍事上的報復行動，共産黨人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前提，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中國才能進行全民抗戰，抗戰才能堅持下去。

　　兩黨之間的摩擦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抗戰勝利之前，國共兩黨，至少共産黨都堅定地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日兩國戰爭觀念差異很大

　　讀+：中國軍隊在戰爭中付出慘重代價，在很多關鍵城市的會戰中，均以失敗告終，你覺得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王樹增：正面戰場難見一場好仗，難見一場讓我們心情舒暢的作戰，都非常慘烈，當時輿論所説的大片國土淪喪並不誇張。我們和日軍的差異是巨大的，這種差異不僅僅體現在武器裝備上，更體現在觀念和文化上。

　　中國士兵脫下軍裝就是田裏的農民，距離現代士兵的要求很遠。日本士兵發源於幕府時代形成的武士階層，很“專業”的軍人。日本軍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發揮到極致，使得持續多年的中日戰爭遍佈令人驚悚的血腥氣息。為什麼日軍以一當十？為什麼淞滬戰役大約是十比一？十比一不僅僅是武器上的差別，兩國間的戰爭文化差異很大。

　　讀+：中日兩國軍隊，戰爭觀念上有哪些差異？

　　王樹增：中國軍隊當時沒有形成現代戰爭或近代戰爭的觀念。它的組織、編制、訓練，都是很成問題的，軍官的指揮意識也很落後。在所有的戰役當中，你能看到戰役協同、戰術協同、步炮協同嗎？沒有！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古怪的事情，好比説現在日軍打到長沙，都在這兒拼了命了，旁邊其他戰區呢？就近在咫尺的第三戰區在幹嘛呢？在那兒呆著，只要不進我的戰役線，我就不管他。你要説這是消極避戰也太簡單化了，最重要的是沒有這個意識，這就是單打獨鬥。

　　我們的觀念是落後的，政治體制也是落後的，所以和一個新興發達的資本主義日本打仗那是有差距的，這個差距不是一點半點。

　　抗戰中的民族精神：永不屈服

　　讀+：有一種説法，日本軍隊不是被中國軍隊打敗的，您怎麼看？

　　王樹增：即使沒有美國投下原子彈，即使沒有蘇聯對東北出兵，戰爭可能持續很多年，但反侵略戰爭贏得勝利是必然的。這一點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論述得很清楚。沒有他們的參戰，也許會打得更久，但勝利絕對是屬於我們的。

　　按我們當時對日本的國力分析，能撐兩年，到最後日本的丙級軍團已經參戰了。日本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國家，這麼大的戰爭，他耗不過。

　　要充分認識到，正面戰場的作用是一步步阻滯日軍；同時，沒有敵後戰場的話，正面戰場絕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始終在牽制著日本幾十萬的部隊，牽扯兵力沒低過40萬。日軍佔領區如果能騰出兵力的話，正面戰場的慘烈程度可能更加難以想像。

　　讀+：中國財政很貧弱，驟然面對這樣的戰爭，拿什麼保證不亡國滅種？

　　王樹增：人民是支撐民族救亡戰爭的主體。

　　整整八年全面抗戰，中國走上抗日戰場的壯大隊伍達到1335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是青年農民。那些留在田中耕作的老幼婦孺，用瘦弱的身軀擔負著戰爭所必需的公糧稅賦。中國為數不多的民族資本家以及廣大産業工人，轉移到大後方，然後冒著日機轟炸堅持生産，維持前線作戰所需。國外的1000多萬華僑，大量捐款和認購國債。

　　在廣袤的國土上，各少數民族成立了很多支抗日遊擊隊、自衛隊。這都是我們不會亡國滅種的保證。

　　讀+：《抗日戰爭》表面上寫的是戰爭，實際上是想給讀者精神上的啟迪。

　　王樹增：對。我總結抗戰的精神豐碑，三個字——不屈服。不論我們吃多少苦，付出多少犧牲，我們的人民就是不屈服，這是貫穿抗戰全部過程的民族精神。我覺得，八年抗戰史是我們能夠尋找到使我們內心更強大、更理性的最重要歷史現場之一。

　　【訪談】

　　戰略戰術上都可以講，中共是中流砥柱

　　記者宋磊

　　“抗戰太難寫了”

　　如果算上史料收集，王樹增寫《抗日戰爭》耗時6年之久，包括實地踏勘戰場、去日本外務省查原始檔案。他説後者花的時間最長。

　　寫作期間，王樹增把自己關在家裏，沒事不下樓，艱苦地寫作常常讓他感到體力不支。

　　《抗日戰爭》是王樹增戰爭系列的收官之作。“把它放在最後一部，沒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難寫了。”在王樹增看來，抗戰之所以難寫，除了史料浩瀚，主要是認知問題。

　　他認為，對戰爭的全貌包括戰場、軍隊等史料的留存都不夠。“抗日戰爭期間，最高的意識形態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民族不能亡國亡種，不能淪為異族的奴隸，要保持民族的自尊和生存權利，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嗎？我們要認識到，這是一次整個中華民族齊心協力，共禦外侮的戰爭”。

　　在書中，王樹增重新考證和梳理了中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也記述了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戰鬥的慘烈。對抗戰史的研究和表述，需要站在整個民族的立場上。“如果我們對這場戰爭的表述和認知過於狹隘的話，對那些倒在戰壕裏的年輕生命是不公平的”。

　　把每個戰場都寫到位

　　王樹增記述了正面戰場上幾乎所有30余場戰役，一場都沒落下，描述中國軍隊的英勇不屈。“往往很多章節讀出來讓我們潸然淚下。從一開始的忻口戰役幾個軍長、師長，包括後來的張自忠，這些人都令我們肅然起敬”。

　　抗日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幾乎屢戰屢敗，但王樹增認為，中國軍隊仍值得敬仰。“即使沒有堅守住要堅守的土地，死傷非常嚴重，他們也毫無畏懼，完全是在用身軀阻擋日本人在我們國土上的推進，非常了不起”。

　　“敵後戰場上，中國共産黨也打得特別艱苦。”王樹增指出，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支援、相互配合。“離開了敵後戰場，正面戰場根本支援不住”。

　　“我寫作的初衷是每個戰場都能夠寫到位，對它們各自的作用寫到位，達到一種歷史的到位。”王樹增説，他在寫作中注重展現整個抗戰中發生的所有政治、軍事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因果，“這種歷史的因由是這部書給讀者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東西”。

　　“寫作是一個很難想像的過程”，63歲的王樹增説，從《長征》《朝鮮戰爭》《解放戰爭》，到今年的《抗日戰爭》，每一本書我都要耗費五六年的時間來寫作。

　　王樹增説，他大約平均每天寫3000字，這種狀態幾乎每天都在持續，幾乎每一部書完成以後，他都要大病一場。“寫作是一個需要極大耐力的過程，也是對作者意志和身體的一種考驗。”他説，寫《抗日戰爭》到了最後20萬字的時候，他的身體頂不住了，高燒不退，去住院也查不出來什麼原因，整個人迷迷糊糊的。

　　最危險的一次是寫《解放戰爭》，王樹增剛寫完上卷，下卷還沒寫，有一天想下樓去轉轉，“剛到平地上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我的記憶在那一段就斷檔了，我的記憶就是睜開眼睛是在120急救車裏面，我老伴説你就直挺挺就倒地上了”。

　　“寫作好像是摸著石頭過河，我不知道這條河有多深”，王樹增説，寫作不為樹標桿，也不想開創什麼，只是在他熟悉的領域中嘗試。“我們國家、我們民族有著如此厚重的歷史，作為作家，我們有多少可以寫的東西？那是永遠都寫不完的財富，所以我盡我所能去試著將它們寫出來”。

　　“雖然我寫的是歷史，但我永遠是為中國當代讀者而寫的，尤其是為當代青年而寫。”王樹增説，他希望青年人喜歡他的作品，“如果他們喜歡，我將無上榮光。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家譜，對一個年輕人來講，如果能把家譜爛熟於心，那麼他會活得很踏實，不然的話腳不著地”。 (記者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