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小書”説“大事”（新書創作談）

　　《抗日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寫完題為《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的“緒言”，結尾處，我添了句：“僅以此小書，紀念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別人以為是例行公事，或故作“謙虛狀”，在我卻是很認真的。因為，我對此書的定位是：一本沉甸甸的小書。説“小書”，指的是篇幅；説“沉甸甸”，則關乎論述對象。

　　談及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貢獻，容易説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説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具體説來，硝煙瀰漫中，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量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而在中國大學日漸富有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談論那些已經隱入歷史深處的、“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西南聯大等高校，也算是“別有幽懷”。

　　類似的話，我在書中多有表述。如此兼及政治史、教育史與知識分子心態史，可説的事情、可發的感慨、可寫的文章實在太多了。可最後，我選擇了以“小書”來説“大事”。我希望透過歷史資料的發掘、生活細節的勾勒、教育規律的總結、讀書人心境與情懷的凸顯、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的引入，把中國的大學故事講給世界聽。“基於此目標，第一，刪繁就簡，去掉原本收入的兩篇長文，使其顯得一氣呵成；第二，兼及雅俗，是歷史著作，但希望具備可讀性；第三，面對這段本就很感人的歷史，不做過分渲染，保持平靜與客觀—— ‘煽情’不是本書的工作目標。我的目標是盡可能準確地描述那一種歷史情景，理解並闡釋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至於判斷，讓讀者自己下。”這是我關於本書寫作策略的説明，有自我辯解的成分，但不全然是。

　　之所以説“大事”而採用“小書”形式，借用清人鄭板橋的説法，“刪繁就簡”的目的是為了“領異標新”。並非偷懶，也不是力所不逮，而是希望在今年刊行的眾多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圖書中，能有“自家面目”。捨棄面面俱到或鴻篇巨著的追求，選擇兼及學界與大眾的寫作策略，乃是基於我對“小書”的懷念。

　　9年前，我就撰寫過一篇《懷念“小書”》，感嘆“今天大家讀書時間越來越少，書怎麼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學者寫的‘小而可貴’的書，今天為什麼再也見不到了？”談過了管理體制、製作方式、接受途徑等，我還反省學者“沒學會對著公眾講述專門的學問”。在我看來，此類“小書”，若真想達到“小而可貴”的目標，必須是識大體，講趣味，思路清晰，論述準確，不賣弄學問，也不逞才使氣。説實話，無論大書小書，能給讀者留下三兩個值得認真琢磨的話題，或五六句過目不忘的雋語，這就夠了。

　　除了文字不多，篇幅上自我限制，再就是筆調。雖是小書，亦恪守史家筆法，有一説一，有二説二，不誇飾，不煽情——即便談及教授們危難之際的“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也取澹定姿態，極少使用形容詞。我相信，事件與人物本身就很精彩，加上多年的沉澱與發酵，只需稍稍提示，讀者自能心領神會。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根本用不著“誇誇其談”。這真應了魯迅那句話：“只因寫實，轉成新鮮”。

　　講述70年前的故事，僅僅“激動人心”是不夠的，還需要大的歷史視野，以及冷靜的思考和深入的闡釋。這樣，才有可能超越“紀念圖書”旋起旋落的通病。雖是“小書”，希望真的能“沉甸甸”，不僅今日可讀，十年二十年後，也還能經得起讀者的挑剔與審視。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18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