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易卜生《玩偶之家》首演，“娜拉出走時的摔門聲”驚動了整個歐洲。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演講，發聲一問，“娜拉走後怎樣？”

　　1962年，銀幕上的李雙雙，為自己爭取在家庭和社會的平等權利。

　　21世紀第二個十年過半，中國女性的身、心、靈，是否已收穫安頓？

　　繼前一本散文集《狂歡的女神》後，時隔八年，劉劍梅再次結集女性主義思考的續篇《徬徨的娜拉》近日由三聯生活書店出版。劉再復先生特地為該書作序，評價這部作品依然是在“用女性視角觀察社會、觀察人生，為女性説話、為女性請命”。

　　將新書命名為《徬徨的娜拉》，顯然是與前作對應。相較于《狂歡的女神》呈現出的浪漫與激情，《徬徨的娜拉》傾向於哈姆雷特特型，直面現實的困境以及人生的種種無奈。兩部作品創作之間，作者由青年步入中年，從狂歡到徬徨，從浪漫到現實。作者以女性主義立場，審視、反思兩個主題：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定義，以及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中，女性種種身份的撕扯。

　　書中，劉劍梅拋出實質性提問：當下中國女性生存狀態進步與否？

　　《徬徨的娜拉》針對國內社會當前的女性生存現象進行了觀察和思考，沉澱出更深層次的關照。與近一個世紀前的婦女解放、走出家庭相對立，當今社會的女性更多“掉過頭來，轉回家去，重新進入男人的‘樊籠’，追逐男人所設置的銅墻鐵壁”。拋棄女性的獨立與尊嚴，依附於“安樂窩”，“嚴重缺乏主體性”。有家庭的事業女性更是陷入社會義務和家庭義務的雙重壓力之中。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益發嚴苛，而這種困局恐將一直持續下去。相比“狂歡”的瞬間，“徬徨”更是生活的常態。

　　在序言中，劉劍梅説自己迷戀“翅膀”的意象，她引用馬爾克斯的短篇小説《巨翅老人》：老態龍鍾的天使擁有一副翅膀，被眾人視作怪物，故事的末尾，他還是飛離了這個不值得留念的，充滿慾念的人間。有評論認為，羽毛殘破的翅膀，就如同女性主體性的隱喻，它必然伴隨著世俗的困惑、現實的羈絆，如張愛玲所言“咬噬性”的苦惱。

　　近日，在北京三聯生活書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劉劍梅與作家閻連科、梁鴻就共同探討“女性精神獨立”這一話題。

　　“這是一本男性看了會刺痛的書，它會讓你正視自己在生活中是否真正尊重身邊的妻子、母親等女性”，閻連科接連拋出反思，“為什麼中國的男性作家不能清晰得認識到筆下人物的性別？為什麼他們筆下的女性永遠是男性的附庸，永遠處於被動的位置。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角色，檢討自己的文學了。”梁鴻對此亦有同感，她認為很多作品中男性作家把女性描繪很美很純，但這並未提升女性的心靈和形象，而是把女性簡單物化。

　　對於女性在這個社會“精神獨立”的艱難，劉劍梅深有感慨，《徬徨的娜拉》更是收錄了她對賈平凹小説《帶燈》呈現的“男權主義傾向”的批評，她直言“讀後真的感到絕望，為優秀女性心靈遠處存放而絕望，為千百年來的男性崇拜傳統如此根深蒂固而絕望”，在《帶燈》描述的男權烏托邦裏，想改變現實世界的女英雄只能是男性門後桌前的“小貓、小狗”，再有本事也跳不出男權的五指山。

　　閻連科認為這其實是“文學性大於女性”還是“女性大於文學性”的問題，但根本的原因是“在生存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在文學中談論男性、女性是不予考慮的，而中國的大部分作家還沒能跳脫出‘生存問題’的寫作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