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阿來在辦公室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阿來“出鏡率”最近頗高。2015年初，在《人民文學》、《收穫》上發表的中篇小説《蘑菇圈》、《三隻蟲草》，7月初，長江文藝出版社將之結集，出了單行本《蘑菇圈》。重慶出版社則出版了阿來的散文集《語自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則在日前一口氣出《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爾依》一套3本阿來中短篇小説集，目前已下印廠。

　　在評論界，阿來的作品，也因其文學性，獲得一如既往的好評。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導陳曉明評價説：“《蘑菇圈》一書，沿襲著阿來一貫的美學追求，它以極具民族性的個體化載體，包容了時間的維度，融化了理想化心靈和現實的邊界，為我們展示出一個詩性和歷史交融的無限空間，閃耀著經典的光輝。”就在眾人在討論他的文字作品時，阿來又有新動作了，他將以工作室的模式，帶領年輕人，一起進軍影視圈：做電視劇本，表現四川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近代史。8月4日，在省作協阿來的辦公室，華西都市報記者面對面專訪到阿來，聆聽他在作品內外的思考和看法。

　　談寫作

　　“寫作是命運的一部分，不靠外力驅動”

　　不管是四川文藝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三本“阿來 中 短 篇 小 説集”——《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爾依》，還是最新中篇小説《蘑菇圈》和《三隻蟲草》，抑或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塵埃落定》，非虛構名篇《瞻對》，阿來的作品在題材方面有一個共通的點：關注自己少年時代生長的家鄉，深挖不止。

　　華西都市報：作為創作人，都會有一個創作動力核心源泉的問題。你創作的動力之源來自哪？

　　阿來：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可能還有一個外在的動機。而寫到現在，已經不是靠簡單外力衝動去驅使我創作。寫作于我已成了像自己命運一部分的一個東西。純粹只是為了自己對世界和人性的認知更加深刻而寫作。寫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個途徑。

　　華西都市報：你曾經説，在不同的文化間遊走，讓你對溝通有更多的渴望。你所有的作品都包含著這樣一種個人努力。你的民族身份，也成為對你進行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因素。你是怎麼看待那些文學批評的？

　　阿來：我們要注意到，隨著世界全球化進程，各個文化圈之間交往增多，具有交叉身份、多元文化基因的人會越來越多，在世界當代文學中，這種身份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但是，有不少人在對我的文學進行評論的時候，觀念顯得陳舊，所以我有時候覺得，今天國內的文學批評，很多都沒有跟上創作者的腳步。

　　聊獎項

　　“文學可不僅僅是獎項和銷量所能衡量得了的”

　　阿來與文學獎，緣分不淺。因《塵埃落地》獲得茅獎，2014年又因《瞻對》獲得人民文學獎等多項大獎。但阿來對文學獎也有過“過節”，他曾因作品獲零票而公開發聲表達自己的質疑。

　　華西都市報：2014年，由於《瞻對》在魯獎評選中得零票，你對外表達一個意見：建議一些文學獎在獎項設置中的“報告文學”改為“非虛構文學”。一年時間過去了，您覺得情況有所改觀嗎？

　　阿來：我不知道文學獎有沒有去做這種調整。但我觀察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者，尤其是年輕人，在採用非虛構這種文體，讀者也很喜歡非虛構作品。非虛構既真實直接，又比紀實新聞更有文學性，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流行的文體。其實，獎項和作品之間是相得益彰的關係。一個文學獎，評得好，可以助長獎項的威信。評得不好，該評的不評，長此以往，獎項本身也會衰落。這也是很公平的規律。

　　華西都市報：在中國，很多人對文學獎的崇拜心理很深。不管是國外的諾獎，還是國內的重要文學獎，總是能牽動很多人的神經，甚至會爆出一些涉嫌跑獎的醜聞。作為一個曾經得過茅獎，又公開質疑過文學獎公平性的作家，你現在對文學獎的看法和思考是怎樣的？

　　阿來：我覺得，這跟當下社會普遍流行的評判文學標準有很大關係。比如説，很多人(包括評論家、讀者在內)在評價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時候，通常就兩條：有沒有得獎？賣了多少錢？在這種不從文本本身去討論文學的氛圍內，出現一些人為了名利而跑獎的狀況，也就不奇怪了。其實，文學可不僅僅是獎項和銷量所能衡量得了的。文學獎的歷史不到兩百年。書作為商品流通，也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在沒有這兩條規則之前，我們是怎麼評價蘇東坡的？

　　華西都市報：你甚至還説過“一心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

　　阿來：是的，我説過。那是有一年，我得了一個小獎。我去領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我恰好聽到有一個作家表達自己對獎項的無限渴望，這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所以當記者問到我的時候，我脫口而出：不要談獎了。一心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