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阿來在辦公室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阿來“出鏡率”最近頗高。2015年初,在《人民文學》、《收穫》上發表的中篇小説《蘑菇圈》、《三隻蟲草》,7月初,長江文藝出版社將之結集,出了單行本《蘑菇圈》。重慶出版社則出版了阿來的散文集《語自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則在日前一口氣出《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爾依》一套3本阿來中短篇小説集,目前已下印廠。
在評論界,阿來的作品,也因其文學性,獲得一如既往的好評。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導陳曉明評價説:“《蘑菇圈》一書,沿襲著阿來一貫的美學追求,它以極具民族性的個體化載體,包容了時間的維度,融化了理想化心靈和現實的邊界,為我們展示出一個詩性和歷史交融的無限空間,閃耀著經典的光輝。”就在眾人在討論他的文字作品時,阿來又有新動作了,他將以工作室的模式,帶領年輕人,一起進軍影視圈:做電視劇本,表現四川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近代史。8月4日,在省作協阿來的辦公室,華西都市報記者面對面專訪到阿來,聆聽他在作品內外的思考和看法。
談寫作
“寫作是命運的一部分,不靠外力驅動”
不管是四川文藝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三本“阿來 中 短 篇 小 説集”——《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爾依》,還是最新中篇小説《蘑菇圈》和《三隻蟲草》,抑或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塵埃落定》,非虛構名篇《瞻對》,阿來的作品在題材方面有一個共通的點:關注自己少年時代生長的家鄉,深挖不止。
華西都市報:作為創作人,都會有一個創作動力核心源泉的問題。你創作的動力之源來自哪?
阿來: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可能還有一個外在的動機。而寫到現在,已經不是靠簡單外力衝動去驅使我創作。寫作于我已成了像自己命運一部分的一個東西。純粹只是為了自己對世界和人性的認知更加深刻而寫作。寫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個途徑。
華西都市報:你曾經説,在不同的文化間遊走,讓你對溝通有更多的渴望。你所有的作品都包含著這樣一種個人努力。你的民族身份,也成為對你進行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因素。你是怎麼看待那些文學批評的?
阿來:我們要注意到,隨著世界全球化進程,各個文化圈之間交往增多,具有交叉身份、多元文化基因的人會越來越多,在世界當代文學中,這種身份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但是,有不少人在對我的文學進行評論的時候,觀念顯得陳舊,所以我有時候覺得,今天國內的文學批評,很多都沒有跟上創作者的腳步。
聊獎項
“文學可不僅僅是獎項和銷量所能衡量得了的”
阿來與文學獎,緣分不淺。因《塵埃落地》獲得茅獎,2014年又因《瞻對》獲得人民文學獎等多項大獎。但阿來對文學獎也有過“過節”,他曾因作品獲零票而公開發聲表達自己的質疑。
華西都市報:2014年,由於《瞻對》在魯獎評選中得零票,你對外表達一個意見:建議一些文學獎在獎項設置中的“報告文學”改為“非虛構文學”。一年時間過去了,您覺得情況有所改觀嗎?
阿來:我不知道文學獎有沒有去做這種調整。但我觀察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者,尤其是年輕人,在採用非虛構這種文體,讀者也很喜歡非虛構作品。非虛構既真實直接,又比紀實新聞更有文學性,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流行的文體。其實,獎項和作品之間是相得益彰的關係。一個文學獎,評得好,可以助長獎項的威信。評得不好,該評的不評,長此以往,獎項本身也會衰落。這也是很公平的規律。
華西都市報:在中國,很多人對文學獎的崇拜心理很深。不管是國外的諾獎,還是國內的重要文學獎,總是能牽動很多人的神經,甚至會爆出一些涉嫌跑獎的醜聞。作為一個曾經得過茅獎,又公開質疑過文學獎公平性的作家,你現在對文學獎的看法和思考是怎樣的?
阿來:我覺得,這跟當下社會普遍流行的評判文學標準有很大關係。比如説,很多人(包括評論家、讀者在內)在評價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時候,通常就兩條:有沒有得獎?賣了多少錢?在這種不從文本本身去討論文學的氛圍內,出現一些人為了名利而跑獎的狀況,也就不奇怪了。其實,文學可不僅僅是獎項和銷量所能衡量得了的。文學獎的歷史不到兩百年。書作為商品流通,也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在沒有這兩條規則之前,我們是怎麼評價蘇東坡的?
華西都市報:你甚至還説過“一心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
阿來:是的,我説過。那是有一年,我得了一個小獎。我去領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我恰好聽到有一個作家表達自己對獎項的無限渴望,這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所以當記者問到我的時候,我脫口而出:不要談獎了。一心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