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歷史文化風貌街區和優秀歷史建築保護條例(草案)》昨日提交地方人大常委會審議，其中明確規定，擅自拆除優秀歷史建築最高罰50萬元。（7月25日《武漢晚報》）
以最高50萬元的罰單震懾擅拆歷史文物之惡，多少有點“誰敢犯罪打誰屁屁”的嬌嗔意味——何況，要祭出50萬元的頂格罰單，不僅要建成30年，還有諸多充要條件。也無怪乎有網友戲言，這究竟是保護文物呢，還是變相鼓動擅拆文物呢？50萬元，夠在文保原址上買一居室嗎？
當然，2002年修訂後的《文物保護法》規定，破壞文物最高罰款就是50萬元。於是，各個城市的文保細則，基本也就以50萬元為上限。50萬元最高罰款限額，幾乎成了每個城市指向文保亂象的最後一把尚方寶劍。
在土地財政寸土寸金的功利思維裏，文保單位實在是不賺錢的唐僧肉。今年2月初，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一事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後又傳出北京康有為故居、魯迅故居即將被拆除的消息。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於各類建設活動。區區50萬元能嚇唬誰呢？
地方法規的善意毋庸置疑，但就眼下而言，如果沒有更為嚴苛的上位法，僅僅以十幾年前的50萬元來震懾今天的擅拆衝動，這與刻舟求劍何異？城市化、工業化的高潮期，往往也是文保工作的艱難期，利益的博弈、格局的衝突、角色的對壘，都需要有更遠見的洞察，更前瞻的制度安排。一方面，過時的《文物保護法》亟待調整轉身，諸多條文需要修繕；另一方面，對文保不力要有更剛性的究責機制，罰不到傾家蕩産、責不到權力痛處，保護之詞遲早是“紙老虎”。
每一件文物，都是歷史的絕唱。文物的主人，當歸於公共利益與時代價值。“擅拆歷史建築罰單50萬封頂”，凸顯的不僅是文保之困，更是一代人對歷史與未來的輕薄與失責。（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