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注入”基礎研究 澆灌更多“從零到一”

　　2022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首次突破3萬億元，其中基礎研究投入比重連續4年超過6%。10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萬億元和4.8%。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長期以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超過90%來自中央財政，經費投入來源亟須向多元化轉變。

　　【深瞳工作室出品】

　　採 寫：記 者 房琳琳

　　實習生 張若佳

　　策 劃：何屹 房琳琳

　　基礎研究迎來嶄新的時代。

　　2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基礎研究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

　　當前，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和根基已成共識。地基打得牢，科技事業大廈才能建得高。

　　2月24日，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介紹，2022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首次突破3萬億元，其中基礎研究投入比重連續4年超過6%。10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萬億元和4.8%。

　　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長期以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超過90%來自中央財政，經費投入來源亟須向多元化轉變。

　　與此同時，伴隨著公益基金資助基礎研究的“新基石研究員項目”2023年1月公佈首屆獲資助名單後，這項10年共資助100億元的基金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熱議。

　　科技日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基礎研究呼喚更多“從0到1”，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種新力量——包括新的資金來源、新的創新主體及新的評價機制，都將面臨高投入帶來的潛在風險。

　　之所以還能做出這種看似“冒險”的決定，一方面是基於對中國科技發展態勢的理性判斷，另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科學共同體的強大信心。

　　核心技術均源於原始科學發現

　　所有影響社會、影響世界的重大核心技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到的核心技術，幾乎無一例外都源於原始科學發現。

　　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舉了一個例子。1975年，兩位科學家喬治·克勒和凱撤·米爾斯坦在實驗室找到了一個單克隆抗體的製備方法，1984年，兩位科學家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他們或許沒想到，30多年後的今天，對抗腫瘤的單克隆抗體藥物已經廣泛應用於臨床，且以單克隆抗體為主的大分子藥物每年銷售額超過2000億美元。

　　施一公也是“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科學委員會的主席。他贊同這樣的判斷：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突飛猛進，學科交叉融合不斷發展，科學研究範式發生深刻變革，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加速滲透融合，基礎研究轉化週期明顯縮短，國際科技競爭向基礎前沿前移。

　　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副所長郭鐵成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基礎研究進入無人區的時候，沒有可跟蹤的對象，那就需要支援有開創性想法的人去拓荒、去勇敢地完成從0到1的突破。”

　　施一公説：“國家早就意識到，我們的科技創新最後要有大的突破，一定要有基礎研究支撐。”

　　郭鐵成認為，基礎研究是技術的源頭，決定著創新驅動的後勁，其科學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更為根本，能夠提高民族的精神活力、社會的創造力和國家的國際公信力。

　　開拓前沿需更多力量同向而行

　　施一公表示，如果回溯25年，能夠得到穩定支援的話，他會更好地分配時間。“在我年輕、創造力最強、記憶力最好的時候，我會把我主要的精力和經費用在更具挑戰性的前沿研究方面。”他説。

　　記者了解到，此次引發科學界熱議的“新基石研究員項目”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指導下，由科學家主導，旨在長期穩定地支援數學和物質科學、生物和醫學科學等基礎研究領域的科學家大膽、自由地去探索，獲得原始的重大創新，從而賦能未來我國核心技術的突破和整體科技實力的發展。

　　首屆入選的58位研究員中，從事實驗類研究的每人每年獲得不超過500萬元的資助，理論類則不超過300萬元，均是連續資助5年。5年期滿，通過評估，還可以繼續獲得支援。

　　連續5年可最高獲得2500萬元人民幣研究經費，這在基礎研究領域而言不是小數目，是中央財政經費支援之外的一種重要補充。

　　北京大學教授、“新基石研究員項目”首批資助對象劉若川在參與“知識分子”主題對話活動時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最近一兩年AI跟數學的結合開始多起來，比如數學家跟DeepMind人工智慧團隊合作，可以用AI幫助數學家來提出一些問題，甚至有時候能解決一些問題，這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他解釋，數學是一個發展了一兩千年的學科，它不像實驗科學可以用大科學裝置來幫助解決問題，數學基本上大家還是用腦子。有AI新工具以後，可能會對數學研究的範式産生重大影響。

　　“我對這種結合很有興趣，但不可能從頭去學AI，肯定是找一些有AI背景的人跟我合作。”劉若川坦言。

　　以人為資助對象符合國情

　　從全球科研資助對象來看，以項目為資助對象的居多，但絕非單一形態。另一類，是以人為資助對象。

　　郭鐵成介紹，追趕型國家資助模式以項目為主，因為需要追趕的技術目標明確；而引領型國家資助項目更側重於支援人，因為面對的是大量無人區，需要追趕的目標很少，需要開創性想法。

　　“我國越往後發展，追趕的領域越少，引領的領域越多，對人的資助就顯得更加重要。”郭鐵成分析指出，總體來看，基礎研究成本不高，是“智慧密集型”創新，資助人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創意、新科學路線等，是符合新階段科技自立自強要求的。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是我國資助基礎研究歷史悠久且富成效的科研項目組織和基金管理機構。其資金來源主要是國家財政投入，各自然學科門類定期公佈各類項目指南並組織開展評審。

　　其中，資助科研人員自由探索的項目包括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等。這中間，最著名的是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

　　實踐證明，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已經成為行之有效的促進我國高層次優秀青年科技人才脫穎而出的重要途徑之一，涌現出白春禮、陳竺、李靜海、李家洋、王志新等一批又一批的傑出科學家。

　　國際上遴選人才的方式豐富多樣

　　在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都有這種以人為資助對象的項目。

　　美國做的比較好、大家較熟悉的，是霍華德·休斯（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研究員制度。它為生命科學和基礎醫學領域的科學家提供穩定的經費支援，鼓勵無拘無束的自由探索。

　　目前，該基金支援的300多位科學家中，30多位獲得了諾貝爾獎，成績斐然。

　　西湖大學教授、HHMI前研究員于洪濤此次成功成為“新基石研究員項目”首批資助對象。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比了兩個計劃的區別。HHMI需要申請者成為這個機構的僱員，通過評審後，每年可獲得科研經費120萬美金左右，其中包含科學家本人的薪酬。“新基石研究員項目”則不需要受雇于基金會指定的學術機構，其在項目依託單位即可獲得相應資助，資助僅限用於科研開支，不包含科學家個人薪酬。相同之處是，二者都用於資助科研進程中的經費開支。

　　于洪濤強調，相對於包含補貼科學家本人生活的項目，這類計劃旨在為鼓勵科學家本人通過自由探索，為其提供實現原始創新從想法到取得突破過程中所需的經費。

　　“因此，在申請‘新基石研究員項目’時，最主要的是跳出現有的框架，體現項目的創新性。”于洪濤解釋，基礎研究不是越寬、越多越好，而是越深、越新越好，這是目前的趨勢。“現在需要有人站在開創性的領域，如果在別人原始創新基礎上做拓展的人太多而開創新領域的人太少，較長期的科研佈局就會失衡。”他説。

　　郭鐵成把“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的遴選機制概括為“提名制”+“自薦制”相結合的方式。提名制就是首先確定傑出科技人才，然後由傑出科技人才提名需要資助的候選人；自薦制就是創新者自薦，而無需事先通過層層審批。

　　其實，諾貝爾獎是典型的提名制，即先確定一些傑出的有科學品味和識別能力的科學家，請其在世界範圍內開展提名，這樣做的好處在於，既有利於發揮現有大科學家對科技人才培養的作用，也有利於發掘思想超前的人才。德國的“人才偵察員計劃”也屬於此類。

　　“新基石研究員項目”採用的是機構提名和自主申報相結合的方式。評委團隊是幾百位國內外優秀的科學家，終審評委是70位頗富成就的各界頂尖科學家。他們對收到的近1000份申請進行初審和終審。

　　數據顯示，58位首批入選者中，有22位屬於自主申報，沒有單位推薦，入選佔比接近40%。不拘泥于機構的推薦，海選出更多人才，這個結果讓科學委員會深感欣慰。

　　除了提名制和自薦制，在科學共同體內部，還有幾種資助“人”的方式值得未來進一步充分實踐。

　　郭鐵成介紹，一種是“科研定制”，首先通過人才評價等方式選出傑出科技人才，不設項目指南，由這些傑出科技人才自主發掘研究主題，經過磋商定制科研項目。這種做法符合開創性思維特點，適用於自主探索原始創新、重大創新，能夠開闢新領域、新賽道。

　　還有一種被稱為“非共識資助”，是指項目評審過程中，遵循“科學發現最初多是少數人掌握真理”這一規律，如第一輪出現同行評議的分歧，對評議結果申請復議後，可採取“多數服從少數”原則予以再議，讓超越常規的奇思妙想不至在起點就被否決，之後組織同行再進行多種形式的評議，根據具體情況再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等立項標準，如通過，即予以非共識性資助。

　　“這些資助方式從本質上説，還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原始創新思想並予以支援，適用於顛覆性創新、未來技術創新。”郭鐵成説。

　　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呈多元化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穩步增加基礎研究財政投入，通過稅收優惠等多種方式激勵企業加大投入，鼓勵社會力量設立科學基金、科學捐贈等多元投入。

　　根據我國民政部基金會中心網站數據，全國共有基金會8000余家，專注領域集中在較為傳統的教育、醫療與健康、扶貧與發展，極少專注科學研究、基礎研究領域。

　　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生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小理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早在2016年，美國規模最大的6家專注基礎研究的基金會，投入超過70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具體包括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陳—扎克伯格科學倡議、西蒙斯基金會、戈登和貝蒂·摩爾基金會、阿爾弗雷德·斯隆基金會與威康信託基金會。

　　另據報道，世界頂級生物醫藥研究機構中，美國的Salk生物研究所、冷泉港實驗室（CSHL）、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等，都是私人捐贈發起的非營利研發機構，主要通過捐贈資金與成果轉化經營收入（技術轉讓、企業孵化等）開展基礎研究。

　　我國政府財政對於基礎研究的支援有目共睹，但是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企業家也需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新基石研究員項目’是基礎研究領域的一次全新嘗試，是社會力量支援基礎研究的非常好的一個範例，希望未來形成一個社會力量支援基礎研究、支援原創突破的氛圍。”施一公強調，“這樣一種社會文化的形成，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社會資本“注入”已具備條件也面臨挑戰

　　2021年，全球500強企業中，中國企業數量達到143家，位居全球第一。根據《2022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有1133位身價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上榜，位居全球第一。

　　從財富的積累和捐贈潛力來看，中國具備了發展慈善捐贈的前提條件。

　　針對基礎研究的此類公益項目，目前包括科學探索獎、“新基石研究員項目”、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科發展專項基金等。

　　儘管已有諸多耀眼的實踐，但總體而言，社會資金“注入”基礎研究領域還面臨挑戰。

　　除了社會捐助文化氛圍尚未養成、捐贈基礎研究的惠及面還相對較窄，王小理認為，當前以下幾個方面有待完善。

　　一是捐贈稅收激勵政策不完善，捐贈者結轉扣除（指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費用中准予結轉的項目）優惠力度較小；二是捐贈優惠適用的科技類非營利組織範圍過窄，且捐贈對象非營利組織的“免稅資格”與“公益性稅前扣除捐贈資格”不統一；三是以個人命名的私人基金限定條件比較高，較難獲得註冊；四是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這一比例遠遠低於國外發達國家基金會可能高達30%的同類數據。

　　為此，王小理建議，在完善捐贈基礎研究的財務激勵制度方面，允許提高稅前扣除比例，且不足扣除部分延長結轉年限，同時進一步簡化申報和獲得捐贈證明的程式；針對目前缺乏對基礎研究接受捐贈的具體法律制度安排，應探索完善科技捐贈領域的法律法規，對基礎研究接受捐贈的流程、激勵、監管機制進行規範；行業領軍企業對行業的發展趨勢有更清楚的認識，對相關基礎研究的需求更加了解，政府可以鼓勵引導其牽頭捐贈建立行業基礎研究基金，挖掘行業上游基礎研究需求，提升其公益捐贈的內在動力。

　　在我國科技創新發展進入歷史新階段、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時期，很多企業和個人出於長遠眼光、國際視野和公益之心願意投入基礎科學研究。

　　郭鐵成認為，按照當前部署，我國圍繞産出重大原創成果這個主線，將基礎研究分為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三大類，強調科技領軍企業發揮“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的作用，為企業資金進入基礎研究領域指明瞭方向。“此外，培育多種形態的民間研發基金，開展公共資金與民間資金的合作，也將為社會資本參與創新提供廣闊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