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體現中國新型合作發展觀

　　自“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後，國內外對其開展了熱烈的討論，也進行了許多深入的研究，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有共識，也有分歧。究竟如何認識“一帶一路”的內涵和意義？如何從綜合視角、地區視角和外交視角出發，深入闡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發展戰略佈局？4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會長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袁正清，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白雲真等眾多專家在“一帶一路”與中國發展戰略發佈會現場齊聚一堂，針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在我看來，它們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構建開放發展新格局，踐行合作共贏理念的一個大戰略，是誓言走和平發展道路，做新型大國的大舉措。”張蘊嶺表示，因此，必須從大戰略的高度來加以認識，從大區域和全球的視野來審視，從更長遠的發展來進行規劃和推進。總括起來，第一，它們體現了中國的“新型大國觀”。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大國，並向強國邁進。“一帶一路”倡議至少是一個明確的答案，因為所倡導和推動的是開放、合作、發展與和平，而不是擴張、爭霸或殖民。第二，它們體現了中國的“新型合作發展觀”。“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把中國發展的能動性與外部世界發展的需要連接起來，把各國的國內規劃與外部的建設連接起來，把本國資源能力與國際融資支援連接起來，在“一帶一路”這個大平臺上實現共謀發展，共同建設和共用紅利。第三，它們體現的是中國的“新海洋秩序觀”。中國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一則是為了推動中國與沿海相關國家的合作發展，二則是為了推動新海洋秩序的建設。其核心是推動沿海國家的開放、合作與發展，是基於保障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的合作型海洋秩序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邢廣程表示，中國構建的現代絲綢之路戰略與中國所倡導的亞太自貿區將形成廣闊的經濟合作空間，即泛歐亞大陸加亞太地區，這個空間幾乎涉及了全球各主要大洲和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現代絲綢之路戰略是中國與泛歐亞大陸空間的新型連結範式，而亞太自貿區則是中國與亞太地區的新型連結範式，這兩個連結範式的結合部就是中國。他認為，中國現代絲綢之路戰略最基本的內容就是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便利化，在有條件和有可能的地區，中國會適當地提出構建自由貿易區的設想。但中國最好不要將其視為構建現代絲綢之路戰略的常規選項，因為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做好了與中國建立自貿區的心理和制度上的準備。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時殷弘強調，中國對外態勢仍有其相關的顯著複雜性。中國戰略性軍力的增強仍在繼續，甚至是以加速度在繼續，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如此。可以説，中國在近三年的時間裏，開闢或固化了諸多“新戰場”或“新戰線”，但其中沒有哪一個是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左右勝負結果的。因此，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時從事多項或多線“戰鬥”。從戰略常理來説，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局面。由此，我們面前特別關鍵的戰略問題，在於能否真正明白“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戰略努力必須有基於深思熟慮的堅韌，戰略耐久性往往具有決定意義。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教授曾向紅表示，在闡釋“一帶一路”構想時，不能將“一帶”或“一路”僅想像為一條線狀的貿易或運輸通道，而應該將其視為可促進沿線國家發展的帶狀區域。“一帶一路”可能推動形成的經濟發展走廊，類似于著名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所注意到的長城在促進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之間交流與融合過程中所發揮的文明走廊的作用。儘管“一帶一路”構想擬議中的項目並非全部屬於洲際或跨地區性合作項目，但當這些項目嵌入沿線國家既有或規劃中的基礎設施網路，“一帶一路”構建就將成為洲際發展走廊的組成部分，最終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不同步但較為均衡的發展。不僅如此，通過與其他世界大陸橋或走廊的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可以實現拓展，不僅可以輻射亞歐非大陸，甚至可能與北美、澳洲等大陸的基礎設施相連。那時，基礎設施帶來的世界的互聯互通，將為稱之為“天下制度”的世界秩序奠定一定的物質基礎。

（原標題：“一帶一路”倡議體現中國新型合作發展觀 學術界專家深入闡述“一帶一路” 謀劃中國發展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