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新作走下神壇：扎堆出版卻不受好書評選待見

　　當我們談論好書榜時 我們在談論什麼

　　站在文化的視角回顧逝去的2013年，會發現許多值得記憶的節點。比如，這一年，許多名家競相推出長篇，帶動了長篇新作品的涌現。本組專題將重新梳理過去一年在“明書話”欄目中曾追蹤或者遺漏過的那些閱讀現象、文化事件，從種類繁多的好書榜、風生水起的科幻文學、再度發力的知青文學三個方向上，再次標示出它們的價值。

　　編者

　　2013年，對於原創文學來説，應該是很特別的一年。

　　它的特別，一方面在於，最近幾年間，還沒有哪一年像2013年這樣，有如此之多的名家推出長篇新作——賈平凹（《帶燈》）、余華（《第七天》）、蘇童（《黃雀記》）、閻連科（《炸裂志》），頗有些新書扎堆的景象。加上文壇的老前輩王蒙（《這邊風景》），再算上雖然闊別已久，但這兩年連續推出新作的馬原（《糾纏》）和低調已久的韓少功（《日夜書》），名家陣容著實壯觀。這還是以是否推出長篇小説作為標準，若條件放的更寬一些，還得加上遲子建，她的《晚安玫瑰》名為小長篇，但更多的被看成是中篇。

　　事實上，名家的新作，在這一年裏還有很多。張潔（散文集《流浪的老狗》）、張煒（《萬松浦記：張煒散文隨筆年編》）以及莫言（劇作集《我們的荊軻》），都是當代文壇響噹噹的名字。但是，我們以長篇小説作為選擇標準，一來是因為，長篇小説這些年的地位依然最受矚目；二來，新出版的長篇小説，比之於散文集而言，更容易排除炒剩飯的嫌疑。

　　另一方面，在各種版本的2013年年度“十大好書”的評選裏，除了閻連科的《炸裂志》在新浪中國的好書評選裏露過臉之外，名家們的作品幾乎全部落馬。

　　名家新作的扎堆出版，與好書評選的不受待見，儘管二者之間並無絕對的關聯，而且，不同榜單的生産者（媒體和評論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選擇標準，難免有偏頗之處，但是，這二者之間的反差如此之大，還是讓人有些意外。

　　這是好書榜，不是圖書暢銷榜，所以無關乎作品銷量，或者，銷量並非上榜的首要條件——從銷量上看，閻連科從來不是暢銷書作家，但這並不妨礙《炸裂志》上榜，這多少替這些名家們挽回一點臉面——這至少説明，評論者不能再以“文學邊緣化”和純文學市場的萎縮作為藉口了。

　　那麼，這些名家新作紛紛走下神壇，原因究竟何在？

　　是固守還是突破，這是個問題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作出任何判斷，都難免有草率的嫌疑。所以，暫且先説一件事情，聊作拋磚之用。

　　幾年前，記者曾採訪過一位作家，他一直致力於一個特別題材的創作。當時，他被問及會不會有所轉變，去開掘新的題材。他説不會。理由很簡單，自己在這個題材，已經有所建樹，而且熟悉，再換，風險太大，未必能成功。

　　説及這件事，並不是對他個人有什麼看法。因為，這種害怕改變，不敢尋求突破的姿態，並不是一個孤例。

　　説回去年名家競寫長篇，以賈平凹為例。當年，初看他的商州系列，覺得他的文字簡直好的不得了——老練，古樸，有清末民初的文風氣韻。讀《白夜》，看他寫目連戲，儘管只是順手提及，卻仍然引人神往。但最近這些年來，他的《古爐》就已經顯出自我重復的姿態。到《帶燈》，更是不堪。《帶燈》剛出版不久，已經有批評者將《帶燈》中的片段與《老西安》、《秦腔》、《懷念狼》和《廢都》等賈平凹的舊作作比較，很尖銳地指出，“《帶燈》換湯不換藥的寫作，只不過是賈平凹對其以往眾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飯和文字大雜燴”，“《帶燈》的外包裝雖然有所改變，但其中的諸多細節和人物對話，都是賈平凹對其以往舊作的自我抄襲和重復書寫。”

　　即便沒有這些自我重復的書寫，考慮到《帶燈》所描寫的生活情境，那種鄉村經驗的敘事，已經很難再打動年輕的讀者。

　　對於固守的農村題材，賈平凹是完全清楚的。在《帶燈》的後記裏，他曾提起自己在陜西作協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他説：“如果陜西還算中國文學的一個重鎮，主要是出了一批寫農村題材的作家”，“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變了，農村也不是昔日的農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樣的路子，是沒條件了，應該多鼓勵年輕作家拓寬思路，寫更廣泛的題材。”不過，他又説，“我這麼説著，但我還得寫農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種，已經是苜蓿，開著紫色花，無法讓它開出玫瑰。”

　　或者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儘管賈平凹自己形容《帶燈》的寫作，是“為了當代中國文學去突破和提升”，但在媒體和評論者處，依然不大討好。平心而論，因為《帶燈》填補基層工作者“這一個”形象的描寫，其文學史意義上的價值還是有的，但就其單純的文學價值而言，就要弱上許多。

　　探索文學新的可能才能喚醒文學想像

　　整體來看，在2013年這些名家新作中，或多或少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

　　因為有《許三觀賣血記》和《活著》的深刻，對於余華的寫作，評論界和讀者一直充滿期待。他的《第七天》，敘事者“我”在冥界中尋找養父，“尋找與回憶穿插安排在時間的縱軸上，其他人的情節則被安排在空間的橫軸上展開”，儘管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試圖廣延敘事空間，讓當下生活與歷史交集，”但是，因為新聞事件在小説中的生硬羅列，他的一腔心血全被無視，反而被詬病為“新聞串串燒”。至於韓少功的《日夜書》，正像評論者所説的那樣，儘管“知青”已退為敘事帷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復著他的知青經驗”。

　　與此相似的是，蘇童在《黃雀記》裏重回“香椿樹街”，仍然向人們展示著“南方的陰暗、潮濕讓他沉溺在童年記憶中難以自拔”。然而，更大問題還不在於此，而在於其作品中無休無止的宿命論。誠如葛紅兵所言，“蘇童常常不能為自己筆下的人物的遭際提供一個社會性的解釋，蘇童筆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這種宿命論的存在，對於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無疑是一種傷害。

　　回頭再看“新浪好書榜”給閻連科《炸裂志》的評價：“小説以恣意的想像與抒寫，塑造出一個誇張濃縮、慾望脫韁的荒唐世界。一部看似荒誕卻指向現實深處的寓言，一個迅疾變革時代的‘新神話’，傳遞出作者不斷超越自身的探索、開拓思想深度的努力，以及對現實深切憂慮的情懷。”

　　認可與否定，選擇的標準，一目了然。

　　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2013年，有那麼多的紀實文學和散文、隨筆等反映個體情懷的集子得到了比往年更多的關注。

　　在紀實文學裏，作為代表的是《打工女孩》和《出梁莊記》，前者早在2008年即已成書（英文版），出版當年被《紐約時報》選為“2008年百本應讀書”，2013年才推出中文版。它的受人關注，與其關注“東莞流水線女工”的選擇分不開，正如同《出梁莊記》的被人關注，緣自於對梁莊分佈在各個城市的打工者的關注一樣。一方面因為被關注對象弱勢群體的社會屬性，更容易博得讀者的認同；而另一方面，作品中的關懷、責任與思考，則真正接續起知識分子的悲憫意識與責任擔當。與大多數長篇小説作品比起來，它們所揭示的生活質感和痛感，甚至於恥感，都深刻得多。

　　以《在大時代過小日子》和“湘辣三人幫雜文隨筆文叢”為代表的雜文評論，同樣彰顯出不同於原創文學（小説）的活力。前者作者肖鋒為《新週刊》的主筆，以其新銳的視角，緊扣時代脈搏，針砭時代之弊，無論是話題的參與度還是思想交鋒的活躍度，都遠非如今小説創作裏更多的自娛自樂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後者。雜文自魯迅先生以後，似乎都得帶上了一股殺伐氣，“不僅難寫，更難工”。但這套雜文隨筆文叢的三部作品，《非常魏道》（魏劍美）、《四十説惑》（周湘華）和《非常弱音》（劉誠龍），無論是從切入角度、文字功夫還是作品所涵蓋的內容上看，都可以稱作上佳。在叢書的序裏，著名作家肖復興就表示，“儘管當前雜文創作表面亂花迷眼，報刊和選刊雜花生樹，卻一直覺得離雜文創作的理想境界依舊很遠，總有一種不滿足之感”，但這三部作品，“讀後讓我的眼前一亮，多少可以一解眼下我讀雜文之渴，讓我欣慰和感佩”。

　　這或者就是長篇小説如今最真實的處境。一大批有實力的寫作者，因為各種原因，不願意放棄習慣化的書寫，不願意或者無力於探索文學新的可能性，或多或少的影響了原創文學真正的進步。文學的邊緣化，從來不是一種原因造成的，一味的責怪讀者閱讀太淺，或者市場過於商業化，多少有些推卸責任的嫌疑。而一個令人欣慰的真實便是，好作品從來不缺乏好的讀者。真正消減了讀者對於文學想像的，恰恰是作品本身。

　　文/本報記者劉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