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中的夏志清：談吐隨意 作文謹慎

　　細微之處見精神。從夏志清致我私信的細微末節中，我們或會讀出“夏判官”的可敬與可愛來……

　　夏公是位“談吐隨意，作文謹慎”者。在與記者訪談中，他為褒或貶某人或事，喜用口頭禪“一塌糊塗”，談自己時往往會説“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聰明”之類的話，不免給人産生“高調”、“自炫”印象；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凈字達一萬五千之多)，真的一點也看不出。他為人平和得很，一點也不高調，倒很厚道、寬容，老頑童味十足。

　　“手折衰楊悲老大，故人零落已無多。”

　　2014年元旦鐘聲即將落錘的片刻，癸已嚴冬的寒風掠過中國文學之樹的枝頭，又抖落了一片葉子，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先生化作春泥了。我作為一名地方出版社的文學編輯，于上世紀末有幸結識夏先生，為他出版了兩部書稿，十年間的過從，得緣收藏他二十三通手札。先生的華翰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書在A4大白紙上，那一手蠅頭小楷寫得蒼秀、典雅，有鐵劃銀鉤之韻。今撫箋誦讀，感慨良多。先生為人的辛勞、率真和寬厚，為文的大膽、秉直和新意，都可在私信中讀出一二。

　　我結識夏志清先生，純屬偶然。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出版了陳西瀅、淩叔華的《雙佳樓夢影》，其女陳小瀅從倫敦來信，並附來夏志清給她的信，雲夏先生十分推崇她父親，希望我能寄一本“夢影”給他。書寄出後不久，夏先生復函鳴謝，開首即説：“華埠大上海(飯店)匆匆一聚，您留給我的印象倒很深刻。”我愕然。蓋此前我從未去過美國，何來“一聚”？諒是先生文名太盛，與其過從者太多，他李冠(李景端，譯林出版社總編輯)張戴了。未幾，錢鍾書先生過世，有關方面出了本紀念集《一寸千思》，內收先生與我的追懷文字，我得樣書甚早，順寄一冊給先生先睹為快。先生很高興，我們遂結忘年交。他是父執輩，我一直稱他為“先生”，他不以為然：“我們兄弟相稱最方便，最合適，以後來信不必稱弟為 ‘先生’，用不到如此客氣也。”(2006.12.29致筆者函)恭敬不如從命，那以後我便堂而皇之地稱他為“大兄”，或謂“夏公”。繼之，我斗膽開口向他組稿。退休後又為先生張羅出了本 《中國古典小説》，2008年末，他因健康欠佳，不時進出醫院，我再也不好意思煩擾他的清靜。但歲月更替，每逢年節，一份祝福我是必送的。

　　十年間，先生來信往往下筆千言，瀉出許多我感興趣的人與事：諸如胡適、林語堂、朱光潛、夏濟安、無名氏、劉紹銘、白先勇和王德威等。先生評説世事或臧否人物，坦然有度，談生活拉家長，幽默風趣。他的生存狀況、人文情懷躍然紙上。不妨擇其一二分列于後，亦饗諸公同好。

　　重溫夏公手示，眼前幻化出他那案牘勞形坐忘的身影，字裏行間充盈的是“忙”，甚而有點“亂”。夏公青燈黃卷一生。我曾問他緣何將散文集冠名 《雞窗集》。他説：“‘雞窗夜靜開書卷’，雞窗即是書寓的代名，我生肖屬雞，差不多每晚二三點鐘‘雞窗夜靜’之時，我不在讀書，即在寫文章、打字，而且往往二三點後才入睡，那正是古代農村社會雞鳴起床的時候了。”而寫這封信末句正是“已夜 深 二 時，不 寫 了”。(2004.12.30)。夏公寓居的是百年老公寓，書房或較逼仄，獨特的是“我的書房內有五隻大小不同的書桌，有些抽屜不常動用。所有的桌面上堆滿書報雜物，一年難得清理一次”。“隔幾天我即八十三滿歲，要做的事太多，反而忘卻了。”(2004.1.29)臺灣廖玉惠教授訪問他後寫了篇 《在砧板上寫評論》，我覺得好奇。他説：“我的書桌不大，上面放了一塊木砧板，我在上面看書寫文很方便，可是砧

　　板左右兩邊及前面所有的信件、文件給後來放上去的書報雜物蓋住了，就不易找到，非得把書桌三面先加清理不可。”年高，健忘，又忙，不可避免地有點“亂”，故導致不少類似騎驢找驢的喜劇。某年，我寫了篇《夏志清的人文情懷》寄請他指正。久不見回音，我追詢，他説“遍翻不見”，囑我重寄一份。不幾日，忽接他來函：“上星期我清理了一次，忽然發現吾兄六月六日毛筆大函尚未開閱，自感慚愧不堪。”又雲：“説出來你不會相信，我有恐懼拆信症。今天下午覺得積信實在太多了，只好一一處理。”

　　夏公是老頑童，他還跟我玩過“將功贖罪”的遊戲，那或是他對沒及時拆我的信的補償：“自感慚愧……我更覺得不好意思了。將功贖罪，先寄上照片四幅”，繼而又寄來幾張，有一幅特大，竟是哥大出版社以他的大頭像作 《夏志清評論中國文學》 封面樣稿送我留念，還題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

　　我寫給夏公的信都用毛筆，恭恭正正。他很高興，復信雲：“兄每給我毛筆信，讀來總感到特別快慰。來美後，我已五十多年未提毛筆寫字，也應該抽出些時間來練字了。”聽他這一説，我求字慾望陡生，遂寄去一函“北平箋譜”，請他方便時為我寫幾行字。他復信説“《北平箋譜》名貴，兄送我上好的信紙，正好要用毛筆試試。”接著又大發感慨：“美國的生活，一點也不閒率，心境不對，不宜磨墨寫字。”“等有了閒情逸致再寫毛筆字如何？”並表示“一定要寫”。可是三年過去了，他與我玩“躲貓貓”。因我有此雅好，當舊話重提時，老人家向我訴苦了：或硯臺找不到了，或磨墨太煩人或桌面太小等。後來，見他來信中説：“您稱弟為‘不老的夏公’，在八十年代我可以熬夜工作，的確不覺得老。九二年得心臟病後，無論如何是個老人了，每天量血壓多次，夜間兩點鐘就一定要上床了……等那一天有閒清理桌子，我一定寫封毛筆信呈兄留念也。”(2006.10.12)自那以後，我再也不好意思也不忍心向他求字了。我在日記中曾寫“有點遺憾，夏公欠我一幅字”。

　　夏公在信中屢謙自己是“瞎忙”，從歷年來信中可看出：他為出版社所逼寫書、編書忙，為友人新著寫序忙，為臺版《我們仨》寫捧場文字忙，為校注張愛玲最後幾年的信忙，為《夏氏昆仲與中國文學》研討會忙，還有“白先勇先生即來紐約，我又要大忙三天”……

　　“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是批評家夏公一生的不懈追求。他拂去歷史的塵埃，秉筆書史，其《中國現代小説史》 顛覆了主流文學史的傳統，從歷史的枯井中，將被珠埋的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和張天翼發掘出來。捧紅了前三位，尤其是張愛玲。其實，他的文學批評風格歷來如此。我受友人托請，代為聯繫英文版《鏡花緣》出版事宜，向夏公打聽譯者林太乙的住址。先生説，他們相識，林也到他舍下小敘過；但友情不深，還有件傷感情的事：“一九六五年，美國《東方學會季刊》 約我寫書評，評的是Lai　Ming君所寫的一本《中國文學史》。弟一九六二年剛進哥大，勤於寫作，有人叫我寫書評當然一口答應。我不知Lai　Ming為何許人，發現他這本書寫得很壞，錯誤百齣，我就寫了篇嚴厲的評文。評文刊出後，才知道黎明(Lai　Ming)乃林太乙之丈夫，語堂先生的乘龍快婿，而且書出版以前語堂曾加以審閱過，所以一篇文章出來，得罪了三個人。從此，也無人採用那本文學史當教科書、必讀參考書。但所有錯誤，黎明也無法反辯，只好忍氣吞聲，抱怨在心裏。”(2003.2.2)即令如此，他還是將林太乙的信址告訴了我，而且為我指點迷津：“兄可直接寫信給她，信封外皆可用中文，太乙中英文皆好，寫了英文小説，往往有自譯的中文版出版。”(同上)

　　夏公是位好打抱不平者，對虹影在《K》中的黃色描寫，他認為“這種作為是不道德的”。同時，他很新潮，甚可説可愛。他勸陳小瀅自己寫她母親同洋人有一段情的始末，“以正視聽”。他為人率真，他捧沈從文，因劉文典曾看不起沈從文，所以“我一直對他(劉)反感甚深”。當他讀了我的《還有一個劉文典》後，對我説：“不知此人也有些真才實學，也相當可愛。”他對我文章中出現的把吳曉鈴寫成吳曉玲的錯誤，也毫不客氣地批評。

　　夏公是位“談吐隨意，作文謹慎”者。在與記者訪談中，他為褒或貶某人或事，喜用口頭禪“一塌糊塗”，談自己時往往會説“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聰明”之類的話，不免給人産生“高調”、“自炫”印象；　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凈字達一萬五千之多)，真的一點也看不出。他為人平和得很，一點也不高調，倒很厚道、寬容，老頑童味十足。就當年他赴美留學，胡適見他是滬江大學(教會學校)背景，寫推薦信不熱情，後來，他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一炮打響，兄長夏濟安多次勸他給老校長胡適送一本，他終不肯。我在寫他的文章中，批評他與胡適“憋氣”顯得有點“小家子氣或小孩子氣”，他讀了之後並沒有反駁或不高興，回信只説：“我生胡一點小氣，即他小看了我，認為我不必申請哈佛、耶魯。一九五一年我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前寫封英文信給胡先生，告知他即將拿到Ph.D，在求職方面可否幫忙。此信胡未復。我 也 有 些 生 氣 或 失 望。”(2004.12.30)直到三年後，他在信中才説當年不送書給胡適的一半原因是朋友W某將“現代”擅譯成“近代”，像只蒼蠅釘在封面上，“我很感不愉快，覺得丟我的臉”，他説，一般人“現代”、“近代”亂用沒有關係，而我用了，讓胡適、林語堂先生看了會笑話。“所以不想把書寄呈兩大師……只是有苦説不出而已。”他還告訴我，至今他都沒向那個弄錯書名的朋友明説這件事，“免得他生氣。朋友間講起這事來，吾兄還是第一人，表示我倆真是兄弟了。”(2007.1.29)有位華人女士Z多次採訪他，機器錄音，全憑即興，整理成文字又不讓他看一下，擅自到處發表；且以她發了洋財的闊人眼光看夏公，對他生存現狀的“貧寒”多有不屑。夏公並未因自尊受損而不快，只為“她從未給我看過，可能怕我生氣，因此我對她真有些生氣了”。雖生氣，也只“有些”罷了。對曾經給他有過些微幫助的人，他常念不忘。陳子善先生對他《中國現代文學史》 等書的出版鼎力相助，他在致我的信中多次表示感激之情。《中國古典小説》(中譯本)出版後致函于我：“兄把譯者姓名放在每章結尾括弧內，可能對胡益民(譯者)諸君有些不太尊重。但給人的印象，書好像是夏某自己寫(譯)的。”聊見其為人之厚。夏公樂於助人，樂到主動“多事”。他知我與周有光、張允和先生熟悉，當《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在美一上市，他便熱情向我推薦：“上星期我在《紐約時報》星期天書評週刊上，看到一篇評合肥張家四千金傳的一本書，題名four sisters of hefei。作者金安平，約二十年前是我的學生……兄對張家姊妹大有興趣，可買一冊請朋友審閱，譯成中文後是否會有銷路，如有銷路，不妨請可靠的譯者把它譯出，在國內銷售。此書新出，我想香港西文書店一定買得到。如無，我在紐約代購亦可。附上《時報》書評供參考。”(2003.2.2)

　　還有一件事鮮有人知道。夏公當年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時，限于資料，沒有讀到蕭紅的作品，後來讀了“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他想做一篇專論，正巧葛浩文那時正以蕭紅為題做博士論文。夏公説他如搶先發表，葛浩文的論文必然就受到影響，因此，他改寫端木蕻良。

　　細微之處見精神。從夏志清致我私信的細微末節中，我們或會讀出“夏判官”的可敬與可愛來。

　　斯人已去，斯文永存。張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