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不為賺錢 印稅捐母校

　　我覺得有一種責任，要幫助更多的美國人了解中國。我寫《鄧小平時代》不是為了賺錢，書的印稅我都捐給我的母校。

　　2013年1月，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撰寫的 《鄧小平時代》由三聯書店出版後，持續風行，至去年底已售出七十余萬冊，並橫掃各媒體和出版社多種“年度十大好書”榜單。

　　近日，傅高義來北京作研究與交流，在韜奮圖書館，記者採訪了傅高義。

　　傅高義比約定採訪時間早到了五分鐘，喝著咖啡，和三聯書店的編輯們親切地打著招呼。他的中文極為流利，你常會錯覺自己似乎是在和一個中國人説話。他專注地傾聽提問，對每個或龐大或瑣碎的問題均給予認真耐心的回答。這使得記者的採訪非常順暢而輕鬆。

　　週報：有關《鄧小平時代》這本書的資料收集、採訪和寫作的具體過程，您在前言裏提到了一些，能否再詳細談談？

　　傅高義：好的。説實話，我是拉關係的(笑)。因為很多受訪者不想見外國人，見了也很客氣，沒什麼實話。最重要的關係是我利用在哈佛大學工作的機會，認識了一些來哈佛的中國人而建立起來的，比如説，1998年，我邀請江澤民先生來哈佛講演。這個活動是我個人組織的，我當時在哈佛領導東亞的研究工作。很多人反對這個邀請，但我堅持這個邀請，後來校長同意了，我就著手組織。十年前，我為了寫鄧小平傳記，提出想見江澤民，他答應見我，給了我一個小時談他對鄧小平怎麼看。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孫子曾來哈佛大學幫我工作，他在哈佛拿了碩士學位，通過他祖父的關係，我認識了《炎黃春秋》雜誌的朋友們。我想多方了解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所以，我認為對支援鄧的人和反對鄧的人，都要與他們談談。那時，不少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來到哈佛，這些人我都認識。寫作《鄧小平時代》，我前後見面談話了一百多人。很可惜，跟隨鄧小平工作幾十年的大秘書王瑞林不想和我談。鄧小平的女兒鄧榕、鄧林與我談過，但我沒有見過鄧的兩個兒子。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和我談，能談的人我都十分努力地談了。此外，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有很多好材料，我盡可能地看這些材料。我還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山西太行，我在那兒走了一星期，看了幾個村子，到訪鄧小平、彭德懷住的地方，聽地方上搞歷史的人講鄧小平抗戰期間如何組織騙日本人、與日本人打仗等，挺有意思。我去了兩次鄧小平故鄉廣安、江西蘇維埃時期鄧小平呆過的瑞金，也去了南昌，“文革”中鄧小平曾下放南昌(1969-1973年)。

　　為了解鄧小平的背景，我花了十年的功夫蒐集材料。我寫的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個時代，當然是以鄧小平為主。他在廣東的改革試點也很重要。幸虧我八十年代曾在廣東省工作過，寫過《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等書，所以他的試點經驗，我可以比別的外國學者多談一些。總之，我是盡可能地利用身在哈佛的外國人優勢，“拉關係”，看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

　　週報：聽説您下一部著作計劃要寫胡耀邦傳，您在做哪些寫作準備？

　　傅高義：現在中國已有了一批黨史研究者，人民大學、華東師大都有很好的黨史研究，我認識楊奎松、韓鋼、沈志華、朱佳木等出色的學者。我認為自己應先與那些人聊聊。他們已蒐集很多材料，我可能會從這些材料開始。我也想聯絡一些人作些談話，所以下周我會見胡德平等人。我還沒最後定下寫胡耀邦傳，但我想寫。

　　外國人的缺點，是了解中國不多，語言不暢，但外國人的優點是能看到很多材料，且以旁觀者的角度。和中國人相比，我更容易見到很多與鄧小平有交往的外國人，如李光耀、卡特總統等。我覺得有一種責任，要幫助更多的美國人了解中國。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賺錢，書的印稅我都捐給我的母校俄亥俄威斯利大學。

　　週報：您是如何把握鄧小平的主要性格特點的？

　　傅高義：鄧小平訪美時我遠遠見過鄧小平，沒有直接交談。我訪問過很多與鄧小平有大量接觸的人。鄧小平的特殊之處，是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讓別人幹。這點他與周恩來不一樣。鄧小平晚上可與孩子看電視，有空打打橋牌。我運氣太好，我認識的人中有冀朝鑄，他是鄧小平訪美時的翻譯，冀告訴我，在從北京飛往美國的飛機上，鄧小平不跟人説話，就只是自己考慮、考慮、考慮，自己分析問題。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對家人很有人情味，有時與孩子一起玩，但對部下，鄧小平就有他在軍隊的樣子，責任分明。我曾經與萬里的女兒聊過，她説，父親萬里常與鄧小平打橋牌，但並不覺得他們是朋友，而是上級與部下的感覺。鄧屬於組織者的性格，在工作中通常不太摻雜個人情緒。　　週報：在分析鄧小平與他的時代時，您的寫作立場、原則是什麼？

　　傅高義：我是社會學的教授，所以很注重分析問題時應考慮大局，比如全面的國際關係如何，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組織如何，還要考慮地方小組織的人的關係，方方面面，都要考慮，所以盡可能客觀分析。

　　在美國，書出版後，有百分之十的記者批評我，認為我對人權問題不重視。我認為我應考慮的是鄧小平更廣泛的歷史作用、在中國政府裏的作用、在全世界的作用，所以盡可能客觀地分析，了解事情情況，了解左右各派、鄧的部下的看法等等。當然因為我個人對中國有好感，希望中國成功，即便如此，我也會有批評———盡可能地寫全面的情況，這是我的目標。了解大局，考慮大局，客觀分析，這是我做為一個社會學者的立場。當然人的性格要考慮，但更重要的是著眼大局。

　　週報：《鄧小平時代》 在中國大陸出版後獲得諸多好評，也引來許多爭議，您如何看待該書的反響？

　　傅高義：先談美國。百分之九十的美國讀者説這本書太好了，做了這麼多研究；百分之十的人批評我對鄧的態度太軟弱。對這些批評者，我感覺他們沒有看過我的書。我沒想到中國國內的反響這麼不錯，誰能預料到啊？我開始時甚至都不知道這本書在中國大陸能不能出版，所以我想先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給我推薦了四五家大陸出版社，後來我選擇了三聯書店，我的選擇是對的。三聯總編輯李昕盡可能地把我書裏的意思保留下來，他們非常努力地促成此書的出版。書中有個別人的名字被刪去了，我認為這樣處理是合適的。美國有人對大陸版的刪節表示不理解，但我認為，這書能在中國出版，是重要的事，是好事。我很佩服三聯的做法，非常感謝他們。聽説有讀者專門去看了這本書的刪節部分，其實我的觀點在三聯版中基本保留了，刪去的內容僅不到百分之五。

　　週報：當別人提到您的書賣得這麼好時，您看上去仍然很冷靜的樣子。

　　傅高義：我心裏當然很高興這本書能有積極的反響，説我不高興那是撒謊。但可能我的性格已經定型。1979年，我四十九歲，因為寫了《日本第一》一書而出了名，當時我還算年輕，但並沒有因為出了風頭而頭腦發熱，改變了性格。我得感謝我的妻子，三十五年前我與她結婚。《鄧小平時代》出版後，她有時也會對我開開玩笑，你現在有名了！但她把我當作普通人，這點我非常感謝她。

　　週報：您現在主要讀哪些書？讀書時間多嗎？

　　傅高義：我現在讀書時間很少，很多消息主要是從網路得到。主要看的是專業研究方面的書。我看過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有魯迅、老舍、沈從文的小説，當然，因為我是做社會學研究的，所以我特別喜歡看茅盾的小説，比如《子夜》，因為它可以幫助我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記者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