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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紐帶

2023-04-23 14:43:0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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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漢字: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紐帶

  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字大多有表意特徵。漢字作為至今唯一使用的古老表意文字體系,具有以下鮮明的特點:

  第一,漢字以世界和事物為描摹對象,在造字邏輯和組合規則上,注重人類對事物理解的共性。第二,漢字的基本字符是對事物的象形描摹,具有直觀性。第三,漢字符號本身能夠呈現出特定資訊,具有相對於語言的一定的獨立性。第四,漢字呈現既包含形又包含音的綜合特徵。因為純象形符號不足以表達語言,所以漢字把語音因素納入文字體系,構造出形聲字。形聲字的結構,由一個表達歸類的標形字符與另一個表達發音的標聲字符組成。

  漢字注重理解上的共性,又具直觀性,即使持不同語言的人,也可以快速根據字形理解文字內容,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借助漢字的象形特點,漢字可以在不同族群之間實現溝通,成為不同族群交流和融合的平臺。

  漢字所具有的形音兼顧特徵,使非漢語母語的人,雖然很容易理解漢字內涵,但很難以母語發音為基礎來學習和掌握漢字,更難以直接用漢字記錄自己的語言。因此,非漢語母語族群要想熟練使用漢字,就得理解每一個漢字的內涵和衍生義,這需要利用漢字典籍才能實現。所以,漢字的推廣和傳播通常與漢字經典的傳播聯繫在一起。典籍所包含的制度、文化、思想,也隨著漢字的傳播而擴散,為使用漢字的各個族群所接受。

  更重要的是,在歷史演進的歷程中,發展出了一個基於漢字的記錄和表述體系。這一體系以文字為中心,包括雅言、書面語(文言文)格式、經典等在內,既包含書面語規範、書寫格式等工具性內容,又包含術語體系、價值觀等思想性內容。漢字的這種平臺作用,使其在促進族群交流和融合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從商周時期到近現代一直穩定發揮作用。

  商人和周人原屬不同民族。商人認為,自己的始祖契是其母簡狄吞燕卵而生,《詩經·商頌·玄鳥》中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人認為,自己的始祖后稷是其母親姜嫄踩巨人的足跡而生,《詩經·周頌·生民》中説,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這説明,商、周兩族各有各的起源神話,是不同族群。從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以及文獻中商、周時期篇章的比較來看,商人和周人的語言也有較大差別。

  但是,周人使用的文字與商人是相同的,這是學習商人文字的結果。這種文字的學習,是與典籍的引入一起進行的。從《尚書》《逸周書》等文獻的記載看,周人對商人歷史和典籍非常熟悉,經常引用“殷先哲王”的典故。在《尚書·無逸》中,周公甚至將商人祖先中宗、高宗、祖甲與周人祖先周文王並稱為“四哲”。周王朝建立之後,大量任用殷遺民中的知識分子,其中史、作冊等專職文字官員尤其受到重視,他們以文字技能為周王朝服務。因為文字和典籍相同的原因,雖然商人和周人的語言有所不同,但書面語卻幾乎沒有差別,周初的銅器銘文與商代銅器銘文一脈相承。從文化上看,周人的宇宙觀、天命觀、祖先觀等都與商人有明顯的淵源關係。可以説,在商周之際,已經建立起一個由文字和典籍為基礎的認同圈,可以視為早期的漢字文化圈。

  周王朝建立之後,文字與分封制、周禮結合在一起,對於族群融合所起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從發現的資料看,周王室和各諸侯國使用相同的文字,文體模式高度一致,説明王朝在文字的推廣和培訓方面有完備的制度。周王朝在封建諸侯和貴族時,會授予他們冊命文書、制度規範等文本,以證明其政治地位和正當性,這些文本成為諸侯和貴族的“宗廟之典籍”。與文字培訓、典籍授予相輔相成的,是雅言的培訓和推廣。通過雅言培訓,各地諸侯、貴族掌握了相同的書面語,從而構建起禮儀和交流的平臺。周人這種文字、典籍和雅言相結合的模式有效推動了各地族群的融合。到春秋時期,雖然依然有商遺民和周人的提法,但實際在文化上已經融為一體,華夏族的主體已經形成。

  文字的這種平臺作用,中山國是典型例證。中山國是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國家,為白狄所建。白狄原本是遊牧少數民族,進入中原體系的時間並不很長,但已經能熟練使用中原文字,銅器銘文字體精美,內容也是典型的中原傳統,體現了文字在民族融合中的巨大作用。

  秦統一之後,重要的措施是“書同文”,這一措施為漢代所繼承,文字成為統一行政和整合族群的重要方式。這一時期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各地方言的文字化和書面語化。早期文字以雅言為基礎,後來隨著各地區和各族群交流的加強,大量原本非雅言的詞語進入語言體系,開始出現方言的文字化問題。這一現象出現很早,但得到重視和整理是戰國秦漢以後,《爾雅》《方言》等編纂成書,是認識方言文字化的重要著作。方言的文字化,使各地區各族群的語言納入同一個文字系統中。如《方言》中有“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狶”。豬、豭、彘、豕、狶,所屬方言區雖然不同,但遵循的造字原則一樣。通過相同的造字原則,有效地將不同方言納入到同一個文字系統中,不同地區的人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文字系統,為自己的語言服務。

  魏晉以後,北方遊牧民族向南融入農耕文明,開始學習漢字和接受儒家經典,如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把學習漢字和閱讀儒家經典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

  從五代到元朝,北方出現了兼制草原地區與農耕地區的新型政權,如遼、金、西夏、蒙古等。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文字創造的高峰期,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回鶻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種文字被創造出來。

  明清以後,漢字恢復主導地位。清朝雖然創立滿文並作為官方文字使用,但漢字因其有完善的文字體系和雄厚的經典內容支撐,更有優勢。到清朝前期,漢字和漢文格式已佔據主導地位,成為國家行政和各族融合的依賴性平臺。

  漢字以其獨特優勢,不僅促進了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而且在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作者:徐義華,係中國歷史研究院甲骨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