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性是語言的生命力所在

　　編者按

　　語言是人類溝通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觀察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窗口。在語言的諸多要素中，詞彙是最活躍、最敏感、最開放的部分，能夠快速而生動地記錄社會變遷、反映人民心聲、描述世界萬象，也因此被看作是時代的“晴雨錶”。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人們的語言生活日益豐富多元，語言的發展演變也趨於加速，一些舊詞語漸漸從人們口中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不斷産生的新詞新語。因此，語言與時代從來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語言緊扣時代的脈搏，而時代性也是語言的生命力所在。

　　豐厚語言文化土壤

　　語言是有生命的，語言的生命力常常體現在它的時代性上。語言學大家王力先生十分重視語言的時代性，他在《古代漢語常識》中指出：“語言的時代性，對於古代漢語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其實，不唯了解語言的時代性，對於語言研究而言十分重要；時代性也體現著一種語言的生命力。讀懂時代，從讀懂那個時代的語言入手。

　　《詩經》是記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一部詩集，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而豐厚的文化遺産。若將中華民族的文學史比作一幅璀璨的歷史畫卷，《詩經》列作卷首最璀璨奪目的一章，當之無愧。

　　《詩經》的語言生動形象、活潑優美，不僅描繪了三千多年前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立體再現了先民的喜怒哀樂、風土人情，體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且充滿浪漫主義情懷，想像豐富，情感真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後世的文化發展提供了豐沛的養分。

　　例如，《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採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些富有時代感的詩歌，不僅彰顯著詩歌本身的生命力，也體現出時代的生命力和語言的生命力。

　　春秋時代，思想學術流派林林總總，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在諸子的學術著作中，相當數量的詞語為時人所造，承載了他們的文化理念和思想學説。

　　例如，《老子》的“聖人、四鄰、萬物、微妙”，《莊子》的“扶搖、莽蒼、天池、野馬”，《墨子》的“詆訐、肌膚、親戚、外交”，《荀子》的“博學、邪辟、須臾、中正”；後世定型的成語中，有不少出自先秦諸子的著作，如“功成弗居、和光同塵、絕聖棄智、上善若水”出自《老子》，“不恥下問、斐然成章、誨人不倦、見賢思齊”出自《論語》。春秋時代創造的大量詞語，為那個文化昌盛時代的橫空出現，為之後一個個文化盛世的來臨，提供了豐厚的語言文化土壤。

　　雅正轉而為通俗

　　語言由強調雅正轉而為通俗的表達，是話語權由廟堂向市井轉移的標誌，也是語言走向草野，向民間尋求生機的生動體現。鄭振鐸指出，中國俗文學史發軔于先秦，在唐後，尤其是在宋元勾欄瓦捨得文化中迎來大發展。

　　唐是中國歷史上國力強盛、文化昌明的朝代。大唐盛世，亦可從漸趨通俗化的鮮活語言與市井崛起後的多元社會和諧發展角度作出解讀。隋末唐初即出現以俗言俚語入詩的王梵志，他的詩明白如話，如“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至中唐，白居易的詩以讓村嫗明瞭為至高境界，宋代彭乘的《墨客揮犀》記載：“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唐代李義山的《雜纂》記錄下不少被後世稱作歇後語、慣用語的熟語，如以“必不來”為引語，以“醉客逃席”“把棒喚狗”“客作偷物請假”“追王侯家人”為對釋語，成為一引多釋的歇後語；“必不來”這樣的三字語本身還被後世視為慣用語。至晚唐，歇後詩風靡一時，連宰相鄭綮都是個中高手，《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雲：‘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這樣鮮活的文風和富有生命力的語言，反映出唐代社會的多元與開明。

　　中國古代早有《山海經》《淮南子》那樣優秀的神話寓言故事創作，至宋元兩朝終於迎來了話本小説成熟的時代。《京本通俗小説》《清平山堂話本》等小説話本集，通篇採用通俗、靈動的語言敘述，它們的問世標誌著古代白話文體的正式出現。至明清，隨著説書藝術的廣泛普及，一方面催生出大量俗語詞；另一方面，小説創作日臻成熟，中國文學走向一個高聳的山峰，出現了以《紅樓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小説作品。《紅樓夢》囊括了各色人等的語言，對人物的語言描寫達到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的出神入化之境。它典雅而通俗、華麗而樸素的語言敘事，使這部小説的語言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堪稱18世紀中國的一部社會語言的百科全書，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理解時代的金鑰匙

　　歷史進入20世紀，白話文運動的大幕徐徐拉開。胡適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他提出：“以今世世界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1918年1月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話；同年5月，由魯迅創作的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小説《狂人日記》在《新青年》刊載。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白話文運動不僅極大地推動了20世紀初剛剛脫離封建桎梏的中國文化的進步，而且為之後中國社會的長足發展作了重要鋪墊。

　　新中國成立後，有著嶄新時代色彩的鮮活詞語層出不窮，讀懂它們，對於了解處處呈現著勃勃生機的新中國至關重要。如20世紀50年代的“鐵人”“自力更生，發奮圖強”“鼓足幹勁，力爭上游”，60年代的“學雷鋒”“小車不倒只管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70年代的“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四項基本原則”，八九十年代的“上網”“地球村”“女排精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等。

　　有著嶄新時代色彩的詞語反映的往往是新的事物和社會現象，充滿著生命的活力。它們成批地出現，給人們帶來心理上的新鮮感，形成一道新詞語的靚麗風景線，是理解那個時代的金鑰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基於文化自信創造出來的新詞語也更彰顯新時代的新色彩，更具嶄新的生命力，如“雙碳”“高鐵”“公益車”“祝融號”“綠色通道”“不忘初心”“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造血幹細胞”“愛拼才會贏”“第二大經濟體”等，反映著新的時代氣息，處處彰顯著良好的社會風貌。體現著語言生命力的鮮活語言，更顯示著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形成一個充滿自信的語言新景觀。（作者：周薦，係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